聂耽

聂鑫森

聂耽性格内敛，不喜欢疯跑乱叫，好静，尤好静中读书。初中毕业，他选择了去读中专技校，是“家有万金不如薄技在身”的古语对他起了作用。

技校毕业，聂耽分配到一家国营纺织厂当保全工。保全工就是维修工，哪台纺纱机、织布机出故障了，一个电话打过来，他和他的工友便提起工具包，立赴现场去处理。待机器重新运转，他们便如鸟儿归巢，回到保全班的值班室里。

四十多年过去了。聂耽退休了。

但在聂耽临近退休时，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全国纺织系统的保全工，经过层层选拔，十个优胜者再参加决赛，聂耽居然蟾宫折桂，夺得了冠军！中央电视台进行了现场直播：在一个巨型车间里，几十台纺纱机、织布机一齐开动，机声喧闹；被蒙上眼睛的聂耽，坐在车间的上端，他能在嘈杂的机声中，听出哪台机器有了毛病，毛病出在什么地方，百分之百的准确。

现场直播的事，是聂夫人失口说出去的。正好是星期天的上午，全巷的男女老少都在看。很多特写镜头，都停留在聂耽的耳朵上，又大又长不说，而且在聆听时，耳廓会敏感地扇动，忽快忽慢，让人啧啧称奇。

当决赛结束，评委主任宣布聂耽排名第一时，巷子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鞭炮声。湘潭曲曲巷出了这样一个人物，太了不起了！

聂耽把获奖的十万元，全捐给了市里的“爱心救助工程”，一个子儿都不留。

可获奖后的聂耽，和从前没有丝毫的不同，别人当面和背后的议论、赞扬，他似乎都没听见——耳朵直愣愣地矗着，一动也不动。

不同的是，在休息日，常有本单位和外单位的青年工人，来曲曲巷拜访退休了的聂耽。院门是紧关的，他们在说什么、做什么，没有人知道。有时，聂耽会领着这些年轻人走出巷尾，到雨湖公园去游玩，笑语声一路撒落，滴溜溜转。

与聂耽隔着巷道门对门住的是刘聪。

刘聪四十岁出头，留过洋，现在是一家大医院五官科的主治大夫，在治耳鸣、假聋、耳膜破损等方面名声远播。他对聂耽的超常听力很感兴趣，希望从中找出什么奥秘，或许会有助于他对耳疾的治疗。可聂耽不乐于与人打交道，令他束手无策。现在他有法子啦，可以跟在聂耽一群人后面，也看风景，也听他们说话，不会没有斩获。

 秋日的午后，聂家的门打开了，聂耽领着七八个小伙子和姑娘，朝巷尾走去。刘聪知道，这群年轻人是上午来的，眼下吃过了午饭，聂耽领着他们去雨湖公园溜达，他便悄悄地跟在后面。游柳堤，看水中游鱼历历。过花坞，嗅清苦的菊香。倚八仙桥的红栏，看天上雁字横斜。然后他们坐进周家山的听风轩，听秋风飒飒。

聂耽的耳廓忽然动了起来，然后用手一指，说：“那阶边的一颗小石子，压住了一只蝈蝈的腿，它叫得很痛苦。”

大家感到很惊异。一个小伙子飞快地跑过去，扒开一块小石头，蝈蝈嗖地跳起来，很快乐地呜叫着。

有人问：“聂师傅，你是怎么听出来的？”

聂耽说：“因为听多了，听熟了。”

坐了一会儿，他们又朝湖心亭走去，有一条宽宽的水上石栈道通向那里。年轻人簇拥着聂耽，又说又笑。还有三三两两的游人跟在后面慢行，老人的拐杖声，女人的高跟鞋声，孩子的喊叫声，此起彼落。

走在最后的刘聪，忽然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一元钱的硬币，让它垂直落下，硬币掉到石板上，清脆地一响。几乎所有的人都听见了钱币落地的声音，都停下脚步回过头来，目光搜索着发出声音的方位。

只有聂耽什么也没听见，依旧向前走去。

刘聪抱歉地对大家笑了笑，弯腰拾起硬币，然后转身走了。他知道，聂耽只听见他想听见的声音，想听见的声音就一定能听见！

（选自2016年12月31日《光明日报》）

所谓节日，当然要符合岁时活动的特征，每年重复进行，内容相对稳定。元宵节最初是以地方性、民间性节日的面貌呈现的。到唐朝，元宵节受到更多的推动，尤其是朝廷和皇帝们表现出来的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元宵节的重要性，而通过唐令确定元宵节为国家节日，作为国家行为的元宵节获得了空前发展。把传统的民间节日“律令化”，变民间传统为国家行为，也可以看作是国家引导风俗的努力，而后世对这些节日的继承证明，唐朝的制度化获得了后世的承认和继承。

就唐代的元宵节而言，已经有研究者使用“狂欢”来形容，其狂欢特性值得重视。狂欢的社会价值是尽情娱乐与放松，对于任何社会生活而言，作为张弛有度的一部分，狂欢节日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作为社会狂欢节日，需要具备几个基本要素：

第一，全民性。对于狂欢节日而言，必须获得社会各个阶层和人群的认同，认同率越高，狂欢的社会热情越高，狂欢节越成功。唐朝继承隋朝传统，长安的元宵节继续在娱乐方向发展，而其全民性参与的程度有增无减。《大唐新语》记载，从“王主之家、贵戚之属”，到“下隶工贾”，“无不夜游”，参与十分充分。所有人群都认为元宵节与自己有关，这是全民性认同的基础。

第二，娱乐性。娱乐作为人群生活，需要是绝对的，不论贵贱、高低，凡社会人群都是一样。所以，节日必须具备娱乐性，才会获得社会各阶层和人群的欢迎与参与。从隋朝开始，元宵节的娱乐性得到极大的提升，与此同时，传统中的与祭神相关的“神圣性”则渐渐褪色。神圣性多与禁忌相伴随，而与娱乐相违背。从开元后期始，时常由政府出资促成官员们的游乐活动，并努力推动整个长安的娱乐活动。而元宵节获得国家法律的认可，尤其是拥有特定假日，这就为元宵节的娱乐活动提供了重要条件。现在可以看到的唐代文字记载，元宵节的核心内容就是娱乐，神圣禁忌、政治纪律、道德教化等等，在元宵节的狂欢中，一切为娱乐让路。

第三，丰富性。唐代，都城长安的元宵节所持续的时间尚不确定。从隋朝的记载来看，正月十五不过是起点，庆祝活动常常进行到月末。唐代元宵节，最初是一日假，从天宝三载之后，延长到三日假，那么狂欢活动就有了连续三日进行的条件。但不管是一天还是三天，狂欢活动必须有足够多的内容，否则没有办法填满假日。元宵节，给人印象最深的通常是燃灯，先天二年，玄宗的巨大灯轮竟然燃放五万盏灯。因为元宵节燃灯事项最突出，后来也称元宵节为灯节。当然，灯下踏歌、戏剧展演和美食供应等环节，也是不可或缺的内容。

其实，包括元宵节在内的唐代法定节日，都多少带有娱乐化的倾向，对于整个社会文化而言，节日文化的存在与发展是健康的，具有必要性。

(摘编自孟宪实《元宵节在唐代的发展》)

一块红布

游睿

起风了。

小伙抬头望了一眼天空，一团乌云正缓缓靠近，天色阴沉下来。小伙加快了步伐，沿途的柳树、房屋，纷纷被小伙抛在了身后，穿过青石板的小巷，在大杨树下，一边努力掩盖自己的喘息声，一边喊道：红儿，红儿。

小伙的嗓音穿过杨树的树梢，飞向树下那三间瓦屋。一条小花狗翻滚着扑倒到小伙脚下，一边欢快地摇着尾巴一边用嘴撕扯小伙的裤腿。小伙摸了摸小狗的头，继续喊着，红儿，红儿。

风掠过树梢，小伙看见，杨树的枝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布，绿的、黄的、红的，整块整块的布，像飞天仙子身上的彩缎。

小伙笑了笑说，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我手机没话费了，这不一放假，我就赶过来了。

又一阵风吹了过来。小伙狡黠地笑了一下大声喊道，起大风了，你就不怕风把布刮跑了么?

这时门咯吱一声，一辆轮椅出现在门口。轮椅上的姑娘黑发如瀑布，她低着头，双手缓缓转动着轮椅。

小伙赶紧上前，推着轮椅后面的扶手。姑娘转过身，眨了眨葡萄一样的眼睛，然后用力地将小伙的手从扶手上甩开。

这是怎么了?小伙赶紧绕到姑娘身前，半蹲下身子，望着姑娘略显苍白的脸。

姑娘别过脸，不看他。

小伙慌忙取下背包，迅速取出一块巧克力说，专门给你买的，算我赔个不是。

姑娘却把脸别得更远了，轮椅也跟着转动起来。小伙起身去看姑娘的脸，他顿时愣住了。

哭了?怎么了红儿?谁欺负你了?小伙手足无措。

姑娘啜泣着，轻声说，你走吧，不要来了。

为什么啊?小伙抓了抓自己的头发说，都怪我的破手机，我真不是故意不联系你的。

姑娘抬起手拭了一下眼睛说，不是这样，是我们真的不合适。

小伙重新蹲下身子说，又来了，又听谁说了什么不是?小伙说，这样的话，你早点给我起来，轮椅让给我。

胡说什么啊?姑娘连忙打断小伙的话。

哎哟!小伙又狡黠地眨了一下眼睛，佯装痛苦地蹲下身子。

姑娘迅速用双手撑起身子，差点从轮椅上站了起来。怎么了?

小伙指了指心口说，这里，这里让人给弄疼了。

姑娘破涕为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一边抡起手频繁地捶打着小伙，一边说，你真逗。

小伙捉住姑娘的手说，又帮你妈妈染布了吧，你看指甲上还有染料。

姑娘抬手指了指杨树上的布匹说，那些，都是我染的。我希望这些布将来能做一些花花绿绿的裙子，穿在一些漂亮的女孩身上。

小伙也顺着姑娘的手看去，又一阵风正吹过来。杨树上的那些布变成了钟摆，来回舞动。

快下雨了，得把这些布收下来。小伙说着，转身向杨树跑去，准备爬上树。

姑娘咯咯地笑着说，不用爬树，树旁边有根竹竿，挑下来就是了。

小伙甩了个响指，很快找到那根竹竿。小伙仰着头，那根竹竿就绑着姑娘的目光在树枝上轻轻挑动。不一会儿，姑娘的腿上就叠了厚厚的一叠布。

最后，树枝上只留下一块红布。小伙抖动着竹竿说，太高了，不好挑。

姑娘仰望着，用一只手把轮椅往前滑了一段说，要不，你站到轮椅上?

那可不行，我怕伤着你，我自有办法。说着小伙轻轻一跳，那块红布总算被挑动了。忽然，小伙手中的竹竿微微抖动了一下，红布在空中悄然滑落。那块布不偏不倚，正好向姑娘头上落去。

姑娘的眼前立刻就红艳艳的一片了。

姑娘静静地坐着，她挺直了身子，明显感觉到小伙就站在自己的跟前，她听得见小伙的呼吸声，听得见他砰砰的心跳声，若不是有风，甚至都怀疑世界静止了。姑娘就闭上了双眼，静静地等候着。

此刻小伙也静若雕塑，他静静地看着红布里的姑娘，同样纹丝不动。

又一阵风吹来，姑娘睁开了眼，发现红布依旧罩在自己头上。

为什么不把我头上的红布拿开?姑娘小声地问。

我舍不得，小伙说，现在你多像……

那，就不要拿开。姑娘哽咽着说。

材料一：

春节假期里，一部电影引发观影热潮，《流浪地球》以超过40亿的票房，成为春节电影票房冠军，以宇宙为背景的宏大设定，配上太空场景、灾难景观、工业风格、热血少年，让这部电影颇具观赏性。在这个电影世界中，我们还能看到许多熟悉的中国元素。不仅是地下的北京、水封的上海，甚至是对“流浪”与“回家”这一组关系的理解，都充满了中国式的对家的向往、对故土的眷恋——面对危机的人类，竟然带着地球这个家园一起去往远方。这或许也是很多人对这样一部电影开启的世界更为期待的原因。

一部成熟的电影，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源于强大文化体系的支撑，刘慈欣的《三体》等作品屡获国际大奖，带热了中国科幻文学；从《战烺Ⅱ》到《无名之辈》等风格各异的电影作品，在抬高电影创作水位的同时，也一次次抬高中国电彩票房，这些同样是观众对中国科幻电影充满期待的文化与心理背景。

更重要的是，就像刘慈欣所说，今天的中国有着强烈的“未来感”。科技创新的“中国浪潮”让世界侧目，也打开了中国人对于科学的认知。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科幻文艺创作，既有改革开放40年科技巨大进步这一“巨人的肩膀”，又有着公众不断增强的科学向往这一“深厚的土壤”，中国的科幻人、电影人有能力也有责任抓住机遇，为世界的科幻文艺创作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拓展人类对于未来的想象空间。

（摘编自2019年2月13日《人民日报》：《流浪地球》提升期待的水位）

材料二：

相比于其他艺术门类，电影更能艺术化地体现国家立场、国家意志、国家情怀。中国电影票房突飞猛进的背后，是中国电影银幕布的飞速增长，更是电影类不断完善、电影创作者国际化表达和电影产业的国际化视野不断推进与扩大，作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的中国电影，须直面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新时代的中国电影如何自我建构，如何自信挺立于世界？

2018年12月11日，国家电影局下发了《关于加快电影院建设，促进电影市场繁荣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国加入城市电影院线的电影院银幕总数达到8万块以上”的目标。这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国家战略和现实基础，也是中国电影产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由此必须明确，对于那些完成了类型化突破、产业化突破、创作主体突破、叙事题材突破、制作能力和水平突破的优秀影片，我们应该如何给予支持，如何对其形成的环境和机制予以进一步保护。

（摘编自2019年3月12日李舫《中国电影的类型突破》）

材料三：

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的影视创作，我们发现，在此起彼伏的市场喧嚣中，有一类影视剧，尽管没有多少叫卖声，却牢牢地刻在人们审美记忆里，那就是运用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创作的作品。可以说，改革开放40年我国影视剧最突出的成就和最厚重的作品都蕴藏在现实主义创作之中。以现实主义精神为指导创作的作品蕴藏着恒久的思想价值和艺术生命力，能穿越时代和历史，成为常看常新的经典。而那些脱离现实、疏离时代、回避主流和只求娱乐与眼球效应的快销产品，哪怕曾鼓噪一时，也只能是过眼云烟，转眼即被丢弃到文化垃圾堆中。改革开放40年中国影视剧创作的经验再次证明，现实主义精神是影视创作的生命线。

今天，国家的快速发展，社会的急剧变化，百姓的喜怒哀乐，处处充满感人肺腑的故事，构成了一片朝气蓬勃、气象万千的生活景象，给广大文艺工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令现实主义创作大有作为。现实主义是新时代包括影视创作在内的文艺创作的主流，是影视创作这种思想艺术活动的根本特征，把握住这个根本特征，才能保证文艺创作主流不偏向，不跑题。因此，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善于从传统文化和现实生活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沉下身子，扎根群众，用现实的厚重质感来呈现生活本来的自然美、力量美、震撼美，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

（摘编自2018年10月20日《光明日报》《现实主义精神成就影视精品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