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唱瓦西里的人

秦德龙

当大幕徐徐拉开的时候，人们看见他手持麦克风，深情地演唱《瓦西里的故事》：“有一部很老很老的电影，影片里的主人公叫列宁。列宁身边有一个忠诚的卫士，他就是高大的瓦西里……瓦西里，他奉命去押运粮食；瓦西里，他一路艰辛一路艰辛……”

俄罗斯风格的叙述性演唱，身着苏式军服的青年男女伴舞，倾倒了每一位观众。人们知道他演唱的是老电影《列宁在1918》中的瓦西里。观众们将热烈的掌声献给了他，献给了这个感人的好节目。

“瓦西里，唱得好极了!”演出结束后，无论他走到哪儿，都有人这么夸他，甚至把他喊作“瓦西里”。

他快乐地微笑着。人们喜爱他的歌声，这让他高兴极了。他对每个人都说着同样的话：“人生就是一首美好的歌，世界上最美好的声音就是歌声。”他还告诉人们，在德国，不管是银行家还是工程师，都手持乐谱出席音乐会。在法国，音乐遍地皆是，每天晚上都会见到音乐会的海报，整个空气里都充满着音乐。

听他这么说，人们就对德国、法国，以及他演唱的前苏联，产生了美好的向往。当然，这些向往是不切实际的，人们必须脚踏实地地面对时下的生活。于是，有人问他：“瓦西里同志，你的歌唱得那么好，可唱这首歌，能把经济危机赶跑吗? 我们可以向瓦西里同志学习，学习他廉洁奉公。可‘列宁同志’又在哪里呢? 谁是‘列宁同志’呢?”

这是个很尖锐的话题，“瓦西里同志”不好回答了。但他是个很聪明的人，他笑着对发问的人说：“你看谁像‘列宁同志’，谁就是‘列宁同志’好了。”

人们大笑。看见人们大笑，他又情不自禁地唱起了那首《瓦西里的故事》：“瓦西里，运回一火车的粮食；瓦西里，却未吃一口粮，他饿得昏了过去……瓦西里，好样的瓦西里，我用歌声向你致以崇高的敬礼……”

人们随着他轻声歌唱。人们像他那样，吟唱着《瓦西里的故事》，像满天星似的散去了。

他也回了家，妻子正在家里等他。一回到家，他就看见妻子的眼里浸满了泪水。妻子忧伤地说：“我被通知轮岗了……”

他紧紧地搂住妻子，像电影中的瓦西里安慰妻子那样，安慰着自己的妻子：“面包会有的，面包会有的!”

妻子推开他，要他去找本单位的领导同志，讨个说法。

在领导同志的办公室里，领导同志神色凝重地说：“瓦西里同志，当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个人总是要做出牺牲的。每个人都要轮岗，包括我们这些领导干部。但我们和群众还不同，我们是工资轮岗人不轮岗，我们还要坚持上班呢。对此，你有什么意见吗?”

他叹了口气，听领导同志这么说，他还能有什么意见呢?走出领导同志的办公室，他发现天空依旧很蓝。

他又唱起了《瓦西里的故事》，自吟自唱。这回，他是唱给自己听的。如果，自己也轮岗了，就用歌声来拯救自己吧。一首歌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为什么就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呢?

果然，没过多久，他也被通知轮岗了。经济危机是残酷的。不想轮岗的人，可以自己选择离岗，另谋职业。他苦恼着，不知是该与大家一起轮岗，还是索性离岗。

“你的歌，唱得那么好，怕什么呢? 干脆去歌厅唱歌吧!”有人对他说。

终于，他咬着牙，选择了离岗。不过，他没有到歌厅去唱歌。他知道自己不适宜去那里唱靡靡之音。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经济危机了，歌厅的生意却很红火。歌厅的门口，总是停着各种牌子的高级轿车。每当夜色降临的时候，他弹着琵琶，一个人在夜灯下独唱。他唱着那些俄罗斯老歌，吸引着无数上年纪的观众。人们专注地听他唱歌，怀旧之情勃发时，便同他合唱。

他的演唱有了新的拓展。除了演唱《瓦西里的故事》之外，他还加唱了《军港之夜》《小白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忘情水》《茉莉花》《祝你生日快乐》《上海滩》等中外好歌金曲。他声情并茂的演唱，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后来，便有一些单位来请他加盟各种演唱大赛了。每唱一次，给他三千块钱。效益差些的单位，也会给他一千块钱。

原单位也请他回去唱歌，参加演唱大赛。代表原单位唱歌，他分文不取。他只有一个要求，给大家演唱那首《瓦西里的故事》。每当他演唱这首歌时，观众们都会热泪盈眶，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包括前排就座的那几位领导同志，也将巴掌拍得分外响亮。

（有删改）

网络信息时代，高新技术对社会生活领域的广泛渗透，不仅严重地冲击了当下的社会秩序和规则体系，更加深了人类现代生活的风险程度，极大地增加了个人生活的流变系数，使人的全面发展面临多重困境。

在物理空间的维度里，人们在血缘的身份确证、地缘的时空限制和业缘的群体认同等因素的制约下，进行着有限的交往。然而，虚拟空间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生存和交往领域，交往主体以符号化的形式开展着全新的网际交往。借助于数字化的信息符号，构成了虚拟主体的符号化表达，使得虚拟环境中的交往主体摆脱了现实世界中生理、地域和身份的束缚，增强了交往的自主性，丰富了交往的形式。但是，新型交互模式的出现，也不可避免地给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难题。人的自主性生存、多样化选择程度的加深与自我身份的迷失、社会归属的削弱相伴而生，虚拟生存虽然改变了现代人的技术体验和空间体验形式，但也滋生着现代生存的深层焦虑。虚拟主体是一个符号，进行着自觉选择下的行为体验。现实生活世界与网络虚拟世界的不同境遇和生活规范将造成“本我”与虚拟主体“网我”的分离甚至对立。自我生存方式的分裂，带来的不仅是自我认同的危机，更遮蔽了“本我”的真实性，严重影响人的全面发展。

科技巨大的革命力，在为人类创造超越现实、实现自我、追求解放的条件和手段的同时，也逐渐深化成为一种框架，使人类反被置于技术的框架之中，正如马克思当年指出的：“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技术的无节制扩张，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形成了巨大的科技漩涡，让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遵循技术逻辑而生存。事实上，原始的技术充分地凝结和释放着人文智慧，但现代技术的崛起，魔幻般地幻化出巨大的物质力量的同时，也导致人与自然、技术与人文之间的关系空前紧张。这种片面性的急剧扩张所形成的科技漩涡，无情地将人类抛入一个机械力高度发达，但生存危机丛生的世界之中，技术逻辑约定着人的生存逻辑，从而使人文价值和人的生命意义走向了失落。

在网络信息空间里，人们在面临多元文化交相辉映、多元价值交相激荡、多元信仰交相碰撞的文化样态的同时，还受制于技术理性的支配，导致人的全面发展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假设技术理性被不断泛化成主导其他更改和衡量意义价值的标尺，被认定为这个时代人的最根本的，也是唯一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那么，根植于人类生活意义的文化生活便彻底地失去了价值根基。这样，科技文化的发展，反过来也制约了人文文化。随着虚拟时代的到来，人文理性和技术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这一系列矛盾加剧了科技文化与人文诉求的断裂，彰显人类生活意义的文化褪去了人文价值更改的关怀，这种人文失落必然滋生着文化的嬗变。

（摘编自王丽鸽、李炳毅《试论网络社会下人的虚拟生存与全面发展》）

①中国的图谱之源远流长。一般可从遥远的河洛图谈起，以后这些方面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有一些思想。早在《华阳图志》中就记载了我国最早的图经《巴郡图经》，以后图经这种表述体裁成为几个时代的重要文献。所以，一般认为在中国古代的地学文献发展史中曾有一个“图经时代”，就是汉晋南北朝唐宋时期，《图经》成为我们地学重要的文献体裁。在这个时代，图像与文字都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图像同时有传情达义、佐证文字、直观愉悦的三大功能，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插图，凡是在平面或是空间构成图形、实体的物体都可以称之为图像。

②宋以后，文字气场越来越大，随着思想文化越来越深邃宏大，在人们的意识中，图像能表达思想的深度和准确性大大削弱。特别是深邃的义理之学已经使图像感到有明显的“图不达义”之感。同时，由于传播相对困难，表意欠缺深度和准确性，图像的重要性日渐式微。宋代出现过一个可以重拾图像地位的机会，人们提出“左图右史，吟风吟月”或“左图右史，朝吟夕讽”等，从这些话语看好像对图像的功用十分重视，但与印刷术有关的图像，这种依靠雕版技术的表现方式，图版的保存流传较为困难，所以很多图书都出现了图像丧失的现象。

③与传统史学不同，国内现代史学始于20世纪初，可以梁启超《新史学》的问世作为标志。梁启超强调史学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并推崇史料的价值。王国维、陈寅恪等国学大师呼吁重视甲骨文献、简牍文书及图像中的历史信息的史料价值。他们通过纸娟绘画、石刻浮雕画、壁画、岩画、木版画、模板刻画等，将史料利用及史学研究往前推了一大步。

④虽然在迭出的新史料中，文学大家们也对图像流露过浓厚的兴趣，但图像在史料中的地位并未发生突破性变化。郑振铎就批评过“轻图像而重文字”的习惯。即便这样，郑氏所编写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也免不了只是个“插图本”，它没有利用图像来研究文学史，利用图像史料来研究文学史的科学。时下，伴随着图像证史渐成风气，图像作为历史留存的证据，逐步得到史学界的回应，以图像为研究对象的“图像史学”呼之欲出。

⑤图像和文字能够相互印证。作为史科，文字能蕴含丰富的信息，而图像明显的优点是形象直观。几年前陕西潼关发现一座隋代大墓，后来根据列戟的数量，推断出墓主人为隋太子杨勇。戟是一种武器，也可作为仪仗器、礼器使用。唐代列戟制就是通过施戟杆数的多少来表示其主人身份、地位、等级及权力。《唐六典》中记载：太庙、太社及诸宫殿门，各二十四戟：东宫诸门，施十八戟；正一品门，施十六戟……目前已知的墓穴发现都跟文献完全对应，列戟形状也一目了然，对还原当时礼制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⑥图像还能让我们认识到从文字资料中不能得到的历史。并非历史的各个方面都有文字描述，这个缺陷就要用视觉资料来填补，比如行人、小贩、工匠、茶客、剃头师、算命先生等三教九流，并非都能载入史册、留下文字印记，而许多画作却能让人看到      。

（摘编自孙振华《中国古代图像史料的运用》）

寒冷也是一种温暖

迟子建

①年是新的，也是旧的。因为不管多么生气勃勃的日子，你过着的时候，它就在不经意间成了老日子了。

②在北方，一年的开始和结束都是在寒冷时刻，让人觉得新年是打着响亮的喷嚏登场的，又是带着受了风寒的咳嗽声离去的，但在这喷嚏和咳嗽声之间，还是夹杂着春风温柔的吟唱，夹杂着夏雨滋润万物的淅沥之音和秋日田野上农人们收获的笑声。沾染了这样气韵的北方人的日子，定然是有阴霾也有阳光，有辛酸也有快乐。我每年的日子，大抵是在写作和旅行中度过的。

③故乡是我每年必须要住一段时日的地方。在那里，生活因寂静、单纯而显得格外的有韵致。八月，我回到那里。每天早晨，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打开窗，看青山，呼吸着从山野间吹拂来的清新空气。吃过早饭，我一边喝茶一边写作，或者看书。累了的时候，随便靠在哪里都可以打个盹，养养神。大约是心里松弛的缘故吧，我在故乡很少失眠。每日黄昏，我会准时去妈妈那里吃晚饭。我怕狗，而小城街上游荡着的威猛的狗很多，所以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手中往往要攥块石头。妈妈知道我怕狗，常常在这个时刻来接我回家。家中的菜园到了这时节就是一个蔬菜超市，生有妖娆花方的油豆角、水晶一样透明的鸡心柿子、紫英英的茄子、油绿的芹菜、细嫩的西葫芦、泛着蜡一样光泽的尖椒，全都到了成熟期。不过这些绿色蔬菜只是晚餐桌上的配角，主角呢，是农人们自己宰杀的猪，是刚从河里打捞上来的野生的鱼类。这样的晚餐，又怎能不让人对生活顿生感念之情呢？吃过晚饭，天快黑了，我也许会在花圃上剪上几枝花：粉色的地瓜花、金黄色的步步高或是白色的扫帚梅，带回我的居室，把它们插入瓶中，摆在书桌上。夜深了，我进入了梦乡，可来自家园的鲜花却亮堂地怒放着，仿佛想把黑夜照亮。

④如果不是因为十月份要赴港，我一定要在故乡住到飞雪来临时。

⑤我去香港两次，但唯有这次时间最长，整整一个月。香港的十月仍然炽热，阳光把我的皮肤晒得黝黑。运动是惹人上瘾的，逢到没有活动的日子，我便穿着一身运动装出门了。去海边，去钻石山的禅院等。有一天下午，我外出归来，乘地铁在乐富站下车后，觉得浑身酸软，困倦难挡，于是就到地铁站对面的联合道公园睡觉去了。别看街上车水马龙的，公园游人极少。我躺在回廊的长椅上，枕着旅行包，听着鸟鸣，闻着花香，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向西了，我听见有人在喊“迟———迟———”，原来是爱尔兰女诗人希斯金，她正坐在与我相邻的椅子上看书呢。我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在国外，蜷在公园长椅上睡觉的，基本都是乞丐。

⑥在香港，我每天晚上跟妈妈通个电话。她一跟我说故乡下雪的时候，我就向她炫耀香港的扶桑、杜鹃开得多么鲜艳，树多么的绿等等。但时间久了，尤其进入十一月份之后，我忽然对香港的绿感到疲乏了，那不凋的绿看上去是那么苍凉、陈旧！我想念雪花，想念寒冷了。有一天参加一个座谈，当被问起对香港的印象时，我说我可怜这里的“绿”，我喜欢故乡四季分明的气候，想念寒冷。他们一定在想：寒冷有什么好想念的？而他们又怎能知道，寒冷也是一种温暖啊！

⑦十一月上旬，我从香港赴京参加作代会，会后返回哈尔滨。当我终于迎来了对我而言的第一场雪时，兴奋极了。我下楼，在飞雪中走了一个小时。能够回到冬天，回到寒冷中，真好。

⑧年底，我收到了一份沉甸甸的礼物，是艾芜先生的儿子汪继湘先生和儿媳王莎女士为我签名寄来的艾芜先生的两本书《南行记》和《艾芜选集》，他们知道我喜欢先生的书，特意在书的扉页盖了一枚艾芜先生未出名时的“汤道耕印”的木头印章。这枚小小的印章，像一扇落满晚霞的窗，看上去是那么的灿烂。王莎女士说，新近出版的艾芜先生的两本书，他们都没有要稿费，只是委托新华书店发行，这让我感慨万千。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些垃圾一样的作品，通过炒作等手段，可以获得极大的发行量，而艾芜先生这样具有深厚文学品质的大家作品，却遭到冷落。这真是个让人心凉的时代！不过，只要艾芜先生的作品存在，哪怕它处于“寒冷”一隅，也让人觉得亲切。这样的“寒冷”，又怎能不是一种温暖呢！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着。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从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辩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往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自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A．殷墟甲骨文是商代后期王公贵族占卜凶吉时写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它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B．在殷墟甲骨文发现之前，人们只能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中了解到中国历史上存在过一个商王朝，然而这些文献却并非成于商代。

C．1917年王国维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内容的真实性。

D．由于缺少成于商代的文字史料，因此从稳妥的角度出发，胡适认为古史研究大致可从西周时代开始进行。

A．《尚书·盘庚》明显是后人改造过的文章，由此看来，尽管其中保留了许多商人语言，但是仅凭此篇仍不足以证明商王朝的存在。

B．若想证实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的客观存在，还要依靠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C．第二次殷墟发掘的目的发生了改变，是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认识到，除了甲骨之外，遗址的其他遗存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

D．直至殷墟甲骨文被发现，学者们探究先民的造字之法才有所凭依，从此中国的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