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初，太宗谓萧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多斜，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矢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自是诏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每 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比来惟觉 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 何烦简择，以相委付?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今天下安危，系之于 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辈，既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 安，可极言无隐。倘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治国之大害也。”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蔽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书》云：‘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征 对曰：“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天下，内外 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 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贞观十九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观古来帝王，骄矜而取败者，不可胜数。朕恐怀骄 矜，恒自押折，日旰而食，坐以待晨。每思臣下有谠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如此，庶几于时康道泰尔。”

(唐•吴兢《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