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随着不惜一切代价追求GDP的发展模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政府近来反复强调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强调经济和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明确把“好”的标准提到首位，而不再简单地重复“发展是硬道理”。这是一个信号：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发展模式将发生重大转变。面对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思想文化界必须回答的问题是：这种转变需要什么样的文化支持？没有相应的文化转型，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能够独立完成吗？

②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对于 “好”的理解主要集中在环保、低耗、节能等方面，是环境、能源等方面的指标。节能、低碳、绿色、宜居等等已经被确立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建设宜居城市等，也成为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口头禅。

③这些当然都是必要的，但是还不够。因为这些指标基本上还是着眼于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概念依然是“经济”：如果高能耗、高污染的增长方式继续下去，中国的经济就无法持续增长。但是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好”的全部含义么？换言之，如果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能够持续下去，它就应该坚持吗？我以为不是。在经济增长的“好”背后还有一个更加根本性的标准，这就是“好生活”。“好生活”的“好”是一个综合评价指标，它当然应该包括好的经济增长方式，但是又不仅仅是好的经济增长方式，它还应该包括：好（合理）的政治体制、好（优良）的道德环境、好（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好（和谐）的人际关系、好（愉快）的心情等。也就是说，好的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好，是因为它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是协调一致，相互支持的。

④因此，这个问题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也不是光靠经济学就能解决的问题。“好生活”的问题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好生活的问题是一个涉及到社会及政治、经济、道德、哲学等诸多层面的问题，能够概括这些层面的最合适术语，我以为是文化。因此，好生活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文化问题。

⑤由于经济理性属于工具理性，它关心的核心问题是效益问题，因此它无法从根本上回答何谓好生活的话题。或者说，它对好生活的理解只是停留在物质计量、工具理性、绩效考核的层次，无法进入实质理性、价值理性的层次。从经济理性层次理解和判断一个社会的发展模式或国民的生活质量，很难对其好坏做出实质性的价值判断。比如，一种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践踏人权、漠视正义、忽略心灵感受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是好的还是坏的？如果说它是不好的，可它的效率不是很高吗？它的速度不是很快么？再比如，为什么保护环境、资源、人权、正义乃至好心情那么重要呢？经济学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享乐主义者可能认为，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竭泽而渔的发展模式是好的，因为它能够迅速致富，在很短的时间内尽情地消费、挥霍、享乐，至于子孙后代则不在考虑之列。比如中国古代的享乐主义者杨朱就认为：我此时此刻的瞬间身体快乐才是最重要的，生命的质量表现为肉体感官刺激的强度，因此，此时此刻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我的贪欲的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就是好的。只有当你对这个世界的持久存在（阿伦特说的“尘世永恒”）和后代的福祉抱有深切的关怀，当你觉得在身体享乐之上还有更高的好生活的标准，你才会警惕和批判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模式。

⑥至于正义、人权等和发展的关系，则是一个政治哲学的问题，但从根本上说也是文化的问题。我们说以牺牲人权和正义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是不好的，是因为我们认为人不是动物，不能把金银珠宝装饰的笼子当作自由的天空，把奢侈的物质享受当作幸福的全部。人要活得像一个人，要有人的尊严，单是奢侈品无法给你这样的尊严。这就要有合理的政治制度，要有民主和法制，要能够保障公民的人权。之所以说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是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认为人权、正义和尊严是好生活的基本条件。享乐主义者和发展至上主义者可能嘲笑说：“什么叫活得像一个人？难道不就是住豪宅、开好车、戴名表、抱美女么？人权、尊严、正义算什么呢？”大街上的很多广告不就在宣扬这样的价值观么？广告所塑造的所谓“成功人士”不就是这种类型的人么？

⑦可见，发展模式之争的实质是文化之争，价值观念之争，不同的好生活理念之争。现在我们讲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讲“又好又快发展”，这表明我们认识到了原先的“发展就是一切”、GDP挂帅的发展模式是有问题的。什么地方出问题？我认为是这种发展模式背后的好生活理念有问题。因此，应当深入探讨何为好生活，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进而解决我们应该选择何种发展模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