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 狼

梁亚平

野狼游击队，在这一带活动频繁，经常在山下伏击敌人，敌人来了，就到山里，敌人多次搜索，都无功而返。

不知什么时候，这人醒了，对猎人说：“是你救我的?

猎人倒过一杯水，递过去。

这人接过水，说：“谢谢。”

“都是中国人，客气什么?

沉默一会儿，猎人问：“你是野狼游击队?

“是呀，你也知道野狼游击队?”

“你们野狼游击队在这一带打鬼子，谁人不知。猪人说，“我还认识你们队里一个叫陈虎的呢。

“他是我们队长，人称头狼——你怎么认识我们队长?”

猎人说：“前几天，我在打猎，听到枪声，发现一个人被鬼子追赶，还受了伤，我开枪引开鬼子，带鬼子在在山林里捉速藏，甩开了，再来救这个人，后来才知道，他是野狼游击队的陈虎。”猎人咬着牙说：“两年前，孩子他娘遭鬼子杀害，我就自制了一把猎枪杀了两个鬼子，为孩子娘报了仇，就带着孩子躲到山里来了。”

“鬼子太可恶了。”

“如果不是孩子还小，要人照顾，我还想跟你们野狼游击队打鬼子呢。”

刀狼说：“你来吧！我忍得住。”

猎人取来一把小刀，把刀放到灶火上烘烧，又到门外找来消炎止血草药，放到碗里搞烂，再给刀狼一块毛巾，说：“咬住它。”

子弹取出来了，猎人把草药敷在伤口上，包扎好，说：“安心在这里养伤。”

刀狼在茅屋里住了下来。

一天，刀狼说：“我伤口没事了，我要回去找队伍。”

二天，刀狼又说：“我方向感差，虽然整天在大山里跑，还是认不得去石镇的路。”

三天，猎人也不挽留，拿出一件上衣，说：“你的衣服穿了几个洞，你换上我这件吧，虽然破旧了，可已经补好。”

四天，猎人又说：“这是你们队长的衣服，我给他补好了，你带回给他吧。”

五天，猎人还包了几个准备做午餐的煎饼，说：“带上路上吃。”

六天，猎人叫来10岁的儿子，咐：“你带叔叔去石镇。”

儿子在山林里生活了两年，大山就像自己家里一样熟悉。

“后会有期。”刀狼一抱拳，跟着孩子走了。

山高林密，孩子带着刀狼，在没有路的山上左拐右拐，上山，下山，就来到一个小山坡上，孩子指着前面的大山说：“沿着山脚一直走，走出大山，就到石镇。”说完就转身回家。

突然一声枪响，刀狼应声而倒。

猎人提着枪口还冒烟的猎枪走来，孩子问：“爹，干吗打死野狼游击队叔叔?”

猎人说：“他不是游击队叔叔，他是鬼子。”

“鬼子?你怎么知道他是鬼子。”

“刚才他想杀你。”

孩子一看，刀狼手上果然握着一把爹帮他取子弹的小刀。

“爹，他胸口不是也纹着狼头吗?”

“狼头谁都可以纹上去的，你还记得前些天我救的那位叔叔吗?他的衣服破了，把我的给他穿，他不要，他说共产党的队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个刀狼，他说大山里的路不熟悉，我就怀疑他不是野狼游击队。野狼游击队，就是依靠大山，与鬼子周旋，怎么可能认不得山路?我给衣服，是试探他，他穿了，我让他带衣服给队长，也是试探他，他也接了，他连队长穿什么衣服都不知道，就更加可疑了。我给他煎饼，他也拿了，这更加证实我的判断。我让你带路，我远远跟着，如果他是鬼子，一定在认得路之后，对你下手，果然，你一转身，他就拔刀。”

猎人踹一脚鬼子的尸体，狠狠地说：“真是一点人性都没有的狼，老子救了你，你还要杀我的孩子。”

(选自《小小说大世界》，有删改)

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所谓“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礼并不带有“文明”“慈善”或是“见人点个头”的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在印度有些地方，丈夫死了，妻子得在葬礼里被别人用火烧死，这是礼。我们在旧小说里也常读到杀人祭旗，那是军礼。礼的内容在现代标准看去，可能是很残酷的。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不相同的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行为规范的目的是配合人们的行为以完成社会的任务，社会的任务是满足社会中各分子的生活需要。人们要满足需要必须相互合作，并且采取有效技术，向环境获取资源。这套方法并不是由每个人自行设计，或临时聚集了若干人加以规划的，上一代试验出来有效的结果，可以教给下一代，这样一代一代累积出一套帮助人们生活的方法。对每个人说，在他出生之前，已经有人替他准备下怎样去应付人生道上所可能发生的问题了。他只要“学而时习之”就可以享受满足需要的愉快了。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得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前人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这显然和法律不同，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愛人吐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是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控制自己，曾子易簧(曾子在病重之际还坚持更换与自己身份地位不符的床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不管一种生活方式在过去怎样有效，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问题。所应付的问题如果需要团体合作，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

(选自费孝通《礼治秩序》，有删改)

江南古镇是江南文化的源头。人们提到江南，已不再仅仅是最初的地理范畴，“江南”更多成为一种虚化的审美需求和文化寄托，呈现的是自古至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化性和文化引领，是江南古镇发展的第一要义。

江南古镇的物质文化元素，最突出的就是水。“亲水和泽”是江南古镇的地域生态，正所谓“上善若水”，主动融合、浸润、和谐是水的基本特质。于是，“和”成了江南最核心的文化要素，也成就了江南文化跨越时空的魅力。

如今的江南水乡古镇已不再是“古老”的代名词。近年来，江南古镇通过举办各种节庆活动、会展论坛、体育赛事等，致力打造多元文化聚集地，成为文化创新的新磁场。随着越来越多文艺的、国际的、互动的展览和节庆的植入，愈加多元的审美观、价值观在这里碰撞交融，江南文化正被绵绵不断地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原有的本土文化之外，一系列既有传统文化元素，又融合现代灯光舞美及西方文化艺术形式的文化项目，在古镇不断上演。周庄“江南人家”水剧场，朱家角实景版昆曲《牡丹亭》叫好又叫座。江南文化正是在这样接续不断汲取新鲜血液的基础上，保持着不竭活力。

江南古镇为什么会令人向往？关键在于，它的人文与生活，它那与时俱进的古老中又带着烟火味的、宁静的江南水乡古镇生活方式。之所以能汇聚多元文化，就在于江南古镇千百年来所凝聚的文化力。自东晋至宋以来，江南水乡逐渐从一个地理名词转变为蕴含美丽、文气与富庶的审美概念。正是凭借自身强大的文化力，江南文化才能做到不失其根，又以自身文化涵养外来文化，以自我文化包容多元文化，在汲取传统之上融合创新，在兼容并蓄上创造流行，打造经典。

集聚多元文化是第一步，扩建文化空间，承载多种文化更为重要。这里的文化空间并不囿于狭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而是广义的概念。江南古镇，抑或是其它古镇的文化空间，一定是鲜活的、有着特定色彩的文化由秉持趋同价值判断的人在一定场域内交错上演的立体形态。这里的人既有原住民，也有饱含感情的文化回归者，也可能是带着文化创意的外来者；这里发生的文化有着“这里”而非“那里”的鲜明的特色，即便是外来文化，最终的呈现形态也与原生文化有着强烈的内在逻辑和关联，是一种交融后的模样。江南古镇在文化空间扩展方面也做了许多有益探索。比如乌镇，以乌镇大剧院为核心的文化表演空间群体和以国际戏剧节为依托的戏剧孵化基地；朱家角也通过文化空间扩展和文化坐标树立，从“商业行动期”步入“文化感动期”。而代表传统江南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与当代艺术互相激荡，在特定的空间下，正在酝酿创造一种新的江南文化类型。

文化不是静止的，而是流动的，只有空间才可以让流动的文化停下脚步，结根于兹，慢慢繁华。这是每一种文化生长的先决条件，而多种文化空间的扩展也恰是大气、开放、包容的江南文化的最好体现。

（摘编自李亚娟的《新时期江南古镇的文化创新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