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屠呦呦研究员凭借青蒿素的抗疟疾功效，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令许多人困惑的是，青蒿素却不是来自青蒿。提取青蒿素的原植物，在植物学上叫“黄花蒿”，植物学上叫“青蒿”的植物反而不含青蒿素。对此名实问题，植物学界和药学界都曾有人做过考证。

②“物种”这个词在科学上是有特殊地位的，这是现代研究者尽可能综合形态、***载中的分布、花期、气味等关键特征，完全可以确定中药里的“青蒿”和“黄花蒿”都是Artemisia annua，也就是植物学上的黄花蒿。植物学上的青蒿，其实是名字用错了地方。

⑧屠呦呦对国内市场所售中药“青蒿”的原植物进行了调查，发现绝大多数为植物学上的黄花蒿，而植物学上的青蒿几不可见。这从民族植物学的角度也证明了民间使用的青蒿自古至今有很强的一致性。屠呦呦断定古本草书中记载的青蒿是学名为Artemisia annua的种无疑。她因此建议把“青蒿”作为Artemisia annua的正式中文名。不过，她认为“黄花蒿”是另一种蒿属植物，具体是哪个种有待另作考证，这个结论却不正确。菊科分类学专家林有润考证，《本草纲目》中的“青蒿”和“黄花蒿”实际上是同一种植物。无论宋人所谓“青色与深青色两种”、“一种黄色，一种青色”，还是李时珍所谓“色绿带淡黄”，都不过是同种植物在不同生态环境中所产生的变异罢了。

⑨传统中药主要使用的那种植物，还是被叫成“青蒿”的场合多，但为什么在植物学上，Artemisia annua这个种的正式中文名却是“黄花蒿”，而“青蒿”却用来指Artemisia carvifolia这个没怎么入药的植物呢？

⑩最早误用“青蒿”一名的是日本18世纪本草学家小野兰山的《本草纲目启蒙》。中国学者贾祖璋等人在1955年所著的《中国植物图鉴》中引用了日本学者的记述，将Artemisia apiacea的中文名定为“青蒿”。这样一来，中国历代所称的“青蒿”之名就张冠李戴地给了另一个种。同样令人遗憾的是，林有润先生在进行系统性的蒿属分类研究工作时，虽然已经在艾蒿类本草植物的考订文章中明确指出“从现代药理与临床资料看，药用青蒿即黄花蒿Artemisia annua，含青蒿素，可治疟疾”，但是他考虑到植物学界沿用日文名“青蒿”作为Artemisia carvifolia（= Artemisia apiacea）的中文名已久，在其编著的《中国植物志》第76卷第2分册的“蒿属”中仍把这个种叫做“青蒿”，而Artemisia annua则采用本草纲目的名字，叫做“黄花蒿”。

⑪

材料一：

近年来，巨大的市场空间和消费升级潜力让内需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从注重量的满足转向追求质的提升，从有形物质商品转向更多服务型产品，消费的“双重转变”呼啸而来。

进入新时代，人们向往更美好的生活。随着全域旅游时代的到来，长假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多彩。缘于消费需求的升级以及越来越重视消费体验，假日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抓住有利条件将假日经济做大，关注不同群休的消费意愿差异，更精准地服务以激活消费能力，在把现有市场做深做细的基础上，还要不断做新做活

百姓需要舒心的节假日，国家经济需要可持续发展。发展假日经济，最根本的是要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没有强劲的购买力支撑掉，“假日经济”只能是“昙花一现”。休闲时间是沟通国家和个人的桥梁。从某种角度来说，人们怎么生活，我们国家就会怎么发展。繁荣兴盛与昌明通达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形态之下，假日经济越来越红火正是人民生活不断进步的自然呈现。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多元化的消费格局不断构建，一个创新性的消费市场不断完善，都会凝结成惠及百姓的新时代新气象。

（摘编自年巍《“消费升级”的新时代》）

（数据：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银联商务、中商产业研究院）

材料三

我国的各区域之间，消费水平相差本身较大，由于各种因素，经济也存在着一定的不平衡性。随着假日经济火速升温，更放大了这种不平衡。由于消费主要集中于城市，包括大城市、旅游型城市等，假期的消费也主要发生在这些地区，因此进一步加大了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不平衡性。

此外，由于假日经济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不均衡，给接待区域各个领域带来了压力。如交通以及景区的接待压力，一些热门游景区人山人海。还有一些商家借机哄抬价格，带来一些不诚信行为，一些游客暴饮暴食，染上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现在我国经济正面临转型，正处在深刻的变革期，费费结构、人口结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们更加讲究健康、体闲、娱乐、减压，每个人对美好的生活更加向往。因为假日不仅仅是旅游，还包括人们情感、文化方面的交流。

（摘编自林春霞《假日经济调查》）

材料四：

假日的增加，为人们集中购物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使人们的消费潜力得到进一步激发。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日益个性化和多元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人们的旅游消费意识在假日经济的刺激下得到空前强化。为了占领更大的市场空间，各生产厂家大力调整生产结构，增加服务项目，更新设施设备。职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就业岗位大量增加，产业结构更加优化。

国民经济是一个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的整体，新的经济增长点、新兴产业以及新的工作岗位的出现会产生一系列乘数效应，会以比过去高几倍、几十倍的速度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使经济增长步入新的阶段。

（摘辑自褚建新《我国假日经济利弊谈》）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指出“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其本意为嘲讽新月派与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孰料这一讽喻时事、有感而发的观点竟在传播中异化。有人提出魏晋有所谓“人的觉醒”，并把魏晋时期“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结合起来，“魏晋文学自觉说”在学界影响愈加广泛。实则不同于18世纪末以来西方流行的“纯文学”观念，中国古代文学自产生就自觉担负起传承道义的社会教化重任，“魏晋文学自觉说”乃至“文学的自觉”并不适宜用来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正如程水金教授所说，“文学的自觉”成立的前提是有一个亘古不变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学”概念，实际上这一概念并不存在。

虽然中国古代“文学”的内涵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新的文体也不断涌现，但正如曹丕《典论•论文》所说：“文本同而末异。”言志载道的传统是“本”，具体文体和文辞的变化是“末”，根本点并没有发生过动摇。

近代以前，中国文人的主要学习及研究对象是经史、诸子、辞赋等著作，但20世纪以来，中国受西方文学观念尤其是19世纪初法国女作家斯达尔夫人《论文学》的影响，认为文学的特质为抒情性、形象性与典型性。照此标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如六经、诸子就不是文学，至多含有文学因素。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更侧重符合西洋近代文学分类的诗歌、小说、戏曲等文学种类的研究，这种现象限制了学者研究的范围，破坏了中国文学历时三千年的完整性和包容道统价值的深刻性。这种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学观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及其价值的否定。探讨中国文学史，不能背离与古代文学共生共长的学术传统，更不能失去对传统的敬畏。若将六经、诸子等以原道、载道为价值追求、引导社会向善为终极目标的著作从中国文学史中剥离，中国文学将失去自身特色，中国文学研究将不具有完整性。

倡“魏晋文学自觉说”者多以曹丕《典论•论文》之“诗赋欲丽”为据，认为魏晋时期文学从政治、教化和社会责任感的束缚中挣脱，重视表现个人情感，对艺术审美性有了自觉追求。事实上“文学的自觉”这一概念并不适合中国文学的实际状况，中国文学自产生起就有自身的审美标准与价值追求，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言说目的很明确，即言志载道；二是先秦文学已对文辞之美有深刻认识并自觉追求。《文心雕龙•宗经》说六经具有“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的叙述特点，说的就是六经的审美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包括魏晋南北朝文学从未有过“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曹丕对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评价与《左传》所载的“三不朽”思想一致，都表达了建功立业、名垂后世的终极人生理想。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绝大多数时代的绝大部分文人都能始终将明德、载道与经世致用作为首要目的，这一社会价值被历代作者和读者共同认可。研究中国文学史，描述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就不能否定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这个根本特征。

价值三万元的土巴碗

教授是艺术学院的教授。教授平时喜欢收藏瓷器、木雕、字画、金石、玉饰等，但大多值不了几个钱，主要是找点乐子而已。

那天，教授从外地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回来，看见家门口的一棵梧桐树下蹲着一个三十多岁的乞丐，面前放着一个装满零钱的碗，身边靠着一个八九岁左右的小男孩。和其他乞丐不同的是，这个乞丐的手里捧着一本书，正在教孩子认字。孩子的一只手依赖地搁在他的肩上，他回过头耳语般地对孩子说了一句什么，孩子咯咯咯笑了起来。

那一刻，教授的眼眶湿润了。他想起几十年前在一个山村的农家小院里，做小学老师的父亲手把手教自己写字的情景。

教授情不自禁地走到乞丐跟前，蹲下身子，摸着小男孩的头，对乞丐说：“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乞丐说：“山南。”

教授说：“那是个穷地方啊。”

乞丐说：“就因为穷，孩他娘才跟着一个外乡人跑了。我年前害了场大病，没法再种地养家，就只好带着小孩出来乞讨——”

教授被深深地打动了。一个沦落的乞丐，在生活都难以保障时，竟然还教儿子读书识字。看得出，他们对美好的生活依然充满了希望。感动之余，教授掏出一张一百元面额的人民币送给了乞丐。

临走前，教授盯上了乞丐面前放着的那个装满零钱的碗。那是一只土巴碗，土得掉渣，做工粗糙。教授眯着眼睛，专注地端详着那只土巴碗，久久不忍离去。

乞丐被教授的举动给搞蒙了，一只白送都没人要的土巴碗，怎么就让眼前的这位城里人发起了呆？

这时，教授拿起了那只碗，又仔细看了看，然后对乞丐说：“这只碗，卖给我好吗？”

乞丐一听连连摇着头说：“不，不不不——”

“哦？”教授吃惊地看了乞丐一眼，“看来你知道这只碗的价值了？那你开个价吧，打算多少钱卖给我？”

乞丐一愣，脸红了，连忙说：“不不不，一只土巴碗，白送都没人要，哪能卖你钱？你真想要，拿去得了。”

教授的眼睛一亮。教授说：“这只碗明明是古董，这样吧，我给你三万元，你将这只碗卖给我，去找个事干干，也好让孩子有学上，怎么样？”

三年后一个秋日的黄昏，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走进了教授家的门厅。当时教授正在伏案填写一张准备寄往贫困山区，用来资助山区教育事业的汇款单。

教授一眼就认出了中年男人，他就是三年前的那个带着小孩乞讨的乞丐。与三年前不同的是，乞丐的身上多了件名牌西服，手里提着一盒高级礼品。

乞丐坐在教授家的客厅里，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乞丐说：“我这次来是向你表示感谢之意的，是你的三万元钱让我站了起来。”

教授说：“那么，这几年你都干了些什么事呢？”

乞丐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发，小声说：“三年前，我用卖碗所得的三万元和别人合伙在老家那边弄了个窑场，做起了烧瓷。一些烧瓷拿出去卖时竟被人误认作了古董，我们也就将错就错地当古董卖，几年下来，好歹也弄了几个钱。”

教授的眉头紧紧地皱在了一起。

教授说：“那个小男孩，他现在上几年级了？”

乞丐说：“我叫他退学回家帮我打理生意了。”

教授愣住了，他做梦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一种结局。

良久，教授起身走进了卧室，从卧室里拿出来一只碗，正是乞丐在三年前卖给教授的那只土巴碗。教授说：“这只碗，只不过是一只再也普通不过的土巴碗而已。”

乞丐说：“既然你一开始就知道这只碗不值钱，那干吗还要花三万元冤枉钱买它？”

教授说：“我当时买的不是一只一文不值的土巴碗，而是一种生活态度。”

乞丐有些弄不懂了。

教授轻轻地挥了挥手，慢慢地闭上了眼睛。教授对乞丐说：“你走吧，你怎么还坐在那里？”

乞丐说：“我没坐啊，我站着呢！”

教授说：“我怎么老觉得你还是没有站起来！”

乞丐在走出教授家门厅时，听见了瓷器碎裂的声音。

（选自2010年第8期《微型小说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