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干
苏轼的另一面
李泽厚
苏轼一方面忠君爱国，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思想，与无数士大夫均无不同。但苏轼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另一面。
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的“遁世”要是深刻史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且是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惧哀伤，也不是那种具体的政治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的怀疑、反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前者（对政治的退避）是可能做到的，后者（对社会的退避）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使成了 一 种无法解脱而又想解脱的对整个人生的反倦和感伤 。
苏词是含蓄而深沉地表现了人生空漠、无所寄托之感：“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毅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宋人笔记中传说，苏轼作了这首小词后，“挂冠服江边，李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献闻之惊且二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诵，则子瞻鼻鼻干如雷，犹未兴也”（《石林避暑录话》），正睡大觉哩，根本没去“江海寄余生”。人生根本逃不掉人世大罗网。正是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淡漠惑，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这里没有屈原的忧愤，没有李白的豪诚，不似白居易的明朗，不似柳宗元的孤峭，灵不像韩愈的盛气凌人。
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元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进社会、反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无怪乎在古今 诗人中，就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具味，欲辨已忘言”。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
不要富贵，不合流俗，在当时“太平盛世”，苏轼却憧憬任侠居山，那弃冠服仕进的方山子类的“异人”不也如同他的诗词一样，表达着一种独特的人生态度么？
尽管苏轼不断地进行自我安慰，时时表现出随遇而安的“乐观”情绪，“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鬓微霜，又何妨”，但有同样敏锐眼光的朱嘉最不满意苏轼了，他感受到苏轼这 一 套对当时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破坏性。苏东坡生得太平，他没法做封建社会的否定者，但他的这种吴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却对从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浸主义思潮，起了重要的先驱作用。直到《红楼梦》中的“悲凉之雾，遍布华林”，更是这一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成果。苏轼在后期封建吴学上的深远的典型意义，其实就在这里。
（有删改）
【小题1】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身为封建时代的士大夫，苏轼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却是和一般士大夫不同的方面。 |
| B．被政治和社会重重包裹着的人生，常有许多苦恼和矛盾，苏轼就是这样的鲜明化身。 |
| C．苏轼诗文中表达出来的那种“退隐”心绪，是对社会的退避，而不是对政治的退避。 |
| D．苏轼在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退隐”“归田”等心绪，比前人的“遁世”要更沉重。 |
| A．与当时一般士大夫不一样的是，苏轼有着对整个人生的怀疑、厌倦和感伤。 |
| B．与当时一般士大夫不一样的是，苏轼的追求更倾向于退避社会、厌弃世间。 |
| C．苏轼与当时一般士大夫一样，能做到忠君爱国，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思想。 |
| D．苏轼与当时一般士大夫一样，对自己的人生基本保持一种乐观旷达的情绪。 |
| A．苏轼作品中人生空漠之感，体现出了诗人想解脱而又无法解脱的在进取与退隐间的矛盾心理。 |
| B．苏轼对人生有着深切的理解，感觉人世大罗网逃不掉后，他便既尊重儒家又出入于佛老之中。 |
| C．苏轼的人生态度独特，他没有其他诗人的忧愤、豪诚和明朗，也不似别人般孤峭、盛气凌人。 |
| D．苏轼开创的美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影响了元画、元曲、明中叶后的浪漫主义思潮及朱嘉的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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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南京东郊东晋名臣高崧墓葬有重大发现，其中出土的两方珍贵的楷书字体砖质墓志，重新引发了60年代就王羲之《兰亭序》真伪之辩的话题。这两方楷书实证资料，纠正了过去“晋代不可能出现楷书、草书”的说法，也为《兰亭序》的真伪之争画上了一个句号。
东晋名臣高崧卒于公元366年，夫人谢氏卒于公元355年，而王羲之卒于公元361年，可以说，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日前发掘的高崧墓中出土的两方墓志，上书“晋侍人、建昌伯、广陵人高崧”等字，虽仍有由隶入楷的痕迹，但已与现代意义上的楷书十分相近。墓中还出土了铜砚、墨等书写用具，说明书法在当时已比较流行。高崧墓志作为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楷书实证资料，在中国书法史上意义重大。
在与高崧同时代的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以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最为著名，因而，《兰亭序》的真伪之争也最令人关注。据史载，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王羲之与42位朋友到山青水秀的山阴兰亭（今浙江绍兴市郊），饮酒赋诗26首，最后由王羲之乘着酒兴，用鼠须笔在蚕茧纸上写了脍炙人口的《兰亭序》，全文28行，324字，字字精妙。王羲之对自己的这一作品十分珍惜，并作为传家之宝，直传到七世孙智永禅师的弟子辨才手里时，那已经是唐代了。唐太宗得到后，十分高兴，让人临摹了多本，分别赐给太子、诸王、近臣，从此《兰亭序》摹本散落人间，而真本则被唐太宗殉葬昭陵。这就是《兰亭序》的传说。
首次对王羲之《兰亭序》提出质疑的是著名学者郭沫若。他根据当时60年代南京出土的东晋王兴之夫妇、谢鲲等墓志均为隶书字体这一事实，推断晋代根本没有成熟的楷书、行草，特别是王兴之是王羲之的族亲，可见，《兰亭序》应属伪作，现存王羲之草书是否真迹摹本，也值得怀疑。但这一观点引起了南京著名书法家高二适的反对，他认为现存《兰亭序》应为王羲之真迹摹本，不仅因为当时就有楷书、行书的记载、传说和故事，而且流传至今的许多碑贴摹本也可证明楷书字体在六朝已经形成，并趋向成熟。由于高二适的声望远不及郭沫若，观点不能发表，高老就把文章交给他的老师、国学大师章士钊，章士钊又呈给***主席。毛主席还专门作了批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这场学术争论影响很大，但双方争执不下，最后郭沫若说：“还是以后等考古发现吧！”
今天，东晋高崧墓志的出土，为《兰亭序》的真伪之争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