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的文化品格

①从文化角度考察，宋词的荣耀得力于其市井文化与士林文化相互影响的双重品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词的别名入手加以探讨。词又称“诗余”或“长短句”，前者循其文体嬗变脉络而言，后者就其形式立名。至于“曲子词”“曲子”“今曲子”的别名，则强调其音乐属性。从隋唐至宋，这一属性是造就词的双重文化品格的基础。

②南北朝是中华民族大融合产生的历史阶段，伴随这一过程的完成。西域音乐在隋唐时代传入中土，并与汉族的传统音乐融合产生出与雅乐对立的燕乐，燕乐即俗乐，词在初期就是与之相配的歌词，其市井文化的品格不言而喻。

③明俞彦《爱园词话》云：“诗亡，然后词作，故曰余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也。”此论也从音乐入手探讨词的产生。反言之，词之所以能够继诗之后获得演唱者或者吟咏者的青睐，又与其表现形式的灵活多样密不可分。词打破了古近体诗较为齐整的句式，参之以变化错落，因而更适于倚声弦歌与抒情达意。

④作为配乐的歌词，词作者必须按照乐谱的音律、节拍进行创作，才能用于演唱实践，于是“倚声”“填词”等相关术语就应运而生了。词的句法参差错落，又有多种词牌可供创作时选择，因而在传达人们复杂隐秘的内心世界时，它就有了诗所难以比拟的灵活性。古人作文吟诗，往往要正襟危坐，以体现“诗言志”的尊严；却独于倚声填词较少顾忌。这就是“诗庄词媚”或“词为艳科”说之由来。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或许词不如诗，但若表现复杂的感情世界，词又有胜于诗的优越性。王国维曾就此论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概括出诗与词的不同文体特征，的确很有见地。

⑤词的文体特征与其音乐属性密切相关，而其接受方式也有了双重选择的可能。当其婉转于歌伎之口以娱悦听众时，听众成分的复杂化要求词的写作须向俚俗靠拢。除字句易于听懂外，情趣的共鸣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耳听与目治的接受方式的不同，也要求词的写作不宜晦涩艰深，而要有一定的口语化基础。所有这些要求都无疑会令词的市井文化品格得到加强，否则，词将失去其赖以发展的土壤，而成为纯粹的供文人欣赏的案头文学。

⑥柳永“假使重相见，还得似旧时么?”李清照的“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前者写恋人细语温柔，缠绵悱恻；后者感人生苍凉，寓愁于乐。词句浅显易懂，毫无费解之处，便于听唱；如果用诗的形式表现，就很难传达出个中细腻微妙的情愫。当然，词也并非只局限于风月情怀或身世之愁的抒发中。在言志咏史与挥洒壮志的的有关题材中，也有区别于诗的潇洒风度，苏轼 “大江东去”的放歌，辛弃疾 “千古江山”的抒怀，皆可佐证。

⑦由于宋词的创作有相当一部分不局限于案头欣赏，而是要在瓦子勾栏演唱中博得各色人众的喝彩，这就要求词写作须即事言情、直抒胸臆，避免过多的跌宕起伏与别有寄托。只有通俗流畅的词句，才能令演唱者得心应口，并能令以市民为主的广大听众舒心适意。然而在宋代也有一些文人填词并不顾及市民的审美情趣，而仅是将词作为自娱的手段，这就使词向另一个方向──文人化或雅化的道路上发展。南宋是宋词艺术完全成熟的时代，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王沂孙、蒋捷、张炎等人，对词的艺术表现皆作过不懈的追求，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众多作品。他们的词是属于士林文化品格的，而艺术的成熟也限制了词这一文体向前进一步发展，恰如七十年前胡适所总结出的“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即文学的新方式皆出自民间，文人学到手之后，使之艺术性加强，却又剥丧了其间的生气，于是这种文学方式的命运便告完结(见《词选自序》)。

⑧宋词具有文化品格的双重性，它既属于士林文化，又属于市井文化。而后一种文化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杠杆的，充满了活力，宋词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放射出空前绝后的耀眼光芒。当词在宋以后的继承中完全走向案头，而其市井文化品格为元之曲、明之《打枣竿》、《挂枝儿》所取代时，它就丧失了其两栖的文学艺术特点，而成为纯文学的作品。就大多数作品而言，文化品格的单调是元明清词难以与宋词媲美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探讨宋词的文化品格，是我们理解宋词的一把钥匙。

张岱年先生主编《中华的智慧》一书“智慧”一词是张岱年先生对应于西方哲学的原义“爱智”提出的。体现出自觉的对话意识和民族意识。他说：“西方哲学所取得的成果可谓之‘西方智慧’。中国古代哲人志在‘问道’，‘道’即真理，亦最高的，智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代哲学家所提出的创造性见解，亦可谓之‘中华的智慧’。”张岱年先生将“道”具体概括为“人生之道”“自然之道”“致知之道”涉及宇宙观、伦理观、方法论等内容。

若想真正触及中华智慧，个案研究定必不可少的。毫无疑问，精当的个案研究是本书的特点。比如讨论老子，阐释了“道为万物之宗”“道法自然”“柔弱胜刚强”等问题，立论相当准确地概括了老子思想中尚柔、尚自然、反造物主的精神村质。“如果说孔子仅对鬼神、上帝有所怀疑的话，那么老子的道则彻底推倒了上帝的宝座，开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神论传统。”这个论断是有理据的。在老子的道出现之前，上帝有着无上的荣光，它派生出的文化也充斥着权力与等级关系，老子独特的“道”论正是时代的产儿，他将人类从上帝的威权统治下解放出来，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与意志，而他所肯定的价值和意志毫无上帝的影子，他彻底地与威权决裂。关于儒道之区别，作者论“道家思想是在儒家道德伦理体系之上增加一个自然而然的价值取向。并非简单否定儒家伦理。儒家希望通过每个人，特别是君王的个人道德修养达到天下太平，万民幸福；老子希望社会的治理者约来强制的手段，追求实现自然而然的理想秩序。”这样通脱中肯的见解在书中比比皆是。

张岱年先生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文化研究，他主张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创造新型的中国文化，她一生致力于正确理解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以期树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张先生没有将中国文化当作西方文化的注脚，也没有将中国文化当作人类文化中的异类，而是努力将中国文化容纳到人类文明的历史洪流之中。他在本书《序言》中说：“中国哲人，在一定意义上，富于探索精神……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彼此立说不同。但都肯定‘穷理’的必要，都肯定世界是有理的，学问在于认识此理，生活在于体现此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哲学可以说富于理性精神。但是这种‘穷理’的传统却没有和重视实证的态度结合起来，以致没有孕育出近代实证科学。”此种高屋建领的中国文化观，成为本书重要的纲领与血脉。本书一方面寻绎着“理性精神”，另一方面又试图以历史唯物论的理论视野观照先秦诸子、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家他们，超载他们的旧哲学。他的书中不提出任何形式也不是教条地、理念性地存在的，它往往存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深刻阐释中。中华文化的复兴与时代性存在，依赖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科学、现代的解读和实践。

（摘编自李瑞卿《建构中华智慧谱系一评张岱年主编<中华的智慧>》）

台风的功与过

①台风是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急速旋转的热带气旋，它像在流动江河中前进的涡旋一样，一边绕自己的中心急 速旋转，一边随周围大气向前移动。由于台风带来的狂和暴雨常常会造成人类重大的生命或财产损失，因此，人们提起台风总是望而生畏。然而多数人并不了解，如果没有台风，人类可能会遇到巨大的生存危机。客观地说，台风有过亦有功，而且台风的功甚至大于过。

②盛夏时节，我国由于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常严重干旱，造成大片农作物干枯，这时人们会盼望台风带来降水。台风降水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夏季降水的主要，根据统计，这些地方每年7月—9月有59%—76%的降水是台风带来的；未来，由于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自然降水将越来越少，而台风带来的暴雨性降水和丰富的风能资源量所占比重将增大。

③台风可调节地球温度，维持全球热量平衡。台风最高时速可达200千米以上，巨大能量的流动在直接给人类造成灾难的同时，也使地球保持着热量平衡。台风发展和维持的主要能量是水汽凝结释放出的潜热能，其水汽主要来自低纬度的热带洋面；随着台风从热带向中高纬度地区的移行，由其携带的大量热量和水汽即从热带输送至中高纬度地区，它给酷暑难熬的人们带来了清凉。

④台风 一方面通过缓解高温酷暑，节约了因防暑降温支出的生活用水和用电量，缓解了电力的紧张程度；另一方面也使大、中、小型水库蓄满水，使水力发电机组正常运转，从而节约了大量原煤；而且台风登陆时陆地下垫面会迅速削弱其风速，因此风害也被大大减轻，甚至不再成害而可以被人们用于风力发电。

⑤台风过后海洋表面温度明显下降，其原因是台风中心的低气压、近海面的巨大风力和强烈的气流旋转迫使海浪剧烈运动、海水上翻。由于海水上翻，海洋底部的浮游生物和营养物质会被卷上来，鱼饵增多，自然有利于鱼群生长。

⑥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益处外，台风的气压会引发地面上无法察觉的“慢地震”，使地壳中的能量逐渐释放，避免产生大型地震。慢地震是以数小时到一两天的时间，用温和的断层滑动方式，释放地底能量，与一般地震在数秒、数分钟间产生剧烈的震动方式完全不同。2009年6月，英国《自然》杂志上刊发了我国台湾地区一个研究团队的论文，文中数据表明，每年侵袭台湾的台风在地震活动上扮演了压力阀的角色，会引发长时间而缓慢释放能量的慢地震，这或许反而让台湾免于受到可能造成摧毁性灾难的大地震的侵袭。

（选自《百科知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