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先生逝世后，有一副送别他的对联的横联为“一览众生”。“一览众生”化用了“一览众山”，是说金庸先生登高望远和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是一座难以比肩的高峰。这样的评价恰如其分。

武侠小说是中国的国粹，是中国侠文化的文学读本，金庸先生的贡献在于将侠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墨、道、佛以及国民文化融合在一起，写出了价值观念多样的侠义精神和文化形态各异的侠客人物。陈家洛修身齐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展现的是儒家风采；郭靖兼爱非攻，踏实践行，有着墨者的风范；杨过顺其自然，至情至性，就是一位道家之侠；令狐冲潇洒快意，却又不失原则，是一位江湖浪子；至于韦小宝，其形象的阐释有着更多国民文化的思考。金庸先生在创作之初也许并没有想到要如此有序地彰显中国传统文化。

武侠小说源于《史记》，其中的《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分别记载了为主人卖命的侠客和崇尚自我精神的侠客，这也是后来武侠小说中最常见的两种侠客类型。在这之后，中国武侠小说历经三变。《水浒传》是中国古代武侠小说的高峰，将侠客与朝廷捆绑一起，侠客只能跟在一些官员后面平叛捕盗，这种现象在公案武侠小说中表现得特别明显。1923年，向恺然创作了《江湖奇侠传》，构建了武侠小说的江湖世界。从此，武侠小说有了少林、武当、峨眉、青城等各种流派，侠客们有了自己的活动空间。江湖世界看起来与人间俗世远了，侠客们的个性和风采却能够在那个充满魅力的神秘世界中得到展现，武侠小说好看了。金庸小说是中国武侠小说发展中的第三变。金庸先生创建了武侠小说的文化空间，打造了“文化武侠”的范本。作为类型小说的武侠小说内涵丰厚了起来，韵味深远了起来，其格局与格调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无论是精英小说还是通俗小说，构造文化空间必然会给作品带来丰富的内涵。然而，像金庸先生这样如此广泛地涉猎多重形态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多见。更为重要的是，武侠小说彰显的是侠文化。侠文化与中国不同形态的传统文化既有相融之处，也有很多原则上的分歧。金庸先生却能将它们交融在一起，从而展现出不同的文化之侠，且如此鲜活生动，显现出金庸先生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特的思考，还有高超的文学修养。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是对侠客的社会担当精神的高度评价。这样的使命意识并不是金庸小说独有的，却在他的小说中得到最充分地彰显。《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之所以率军攻打撒马尔罕，是因为成吉思汗允诺，可以答应他一个要求。他原准备提出解除与华筝的婚约而与黄蓉结婚，可是看到蒙古兵屠杀百姓，话到嘴边却提出了蒙古兵停止屠城的要求。他做出了抉择，留住了老百姓的命，放弃了个人利益。金庸小说中侠客的社会担当精神不是理念的直接演绎，而是体现在行为的抉择中。有抉择就有牺牲，牺牲的是家仇、幸福，甚至是生命。抉择总是很艰难，有犹豫，有痛苦。同样，抉择后的行为很真实，彰显出的家国理念，显得特别光彩，特别崇高。理念的表达来自人物内心的召唤，行为的确立来自理性的最终抉择，金庸小说高尚不虚情，大气不做作，原因就在于此。

（选编自汤哲生《金庸小说：文化是底子人性是灵魂》）

月亮里的声音

——给月琴手沙玛乌兹

梁上泉

你的胸怀竟如此宽广，

抱住了一个圆圆的月亮；

你的长裙拖着红霞，

从凉山飞到北京的舞台上。

听着月亮里的声音，

几疑是天上的嫦娥下降；

你用琴弦跟听众谈心，

又分明是个彝族姑娘。

月亮里只有个广寒宫，

月琴里却有你整个家乡；

通过你会说话的手指，

把我引到你放羊的远方。

一曲倾诉着奴隶的苦难，

像山顶郁结着不化的银霜，

森严的寨堡里有娃子在呼号，

一滴热泪燃起一星火光。

一曲庆贺奴隶的解放，

两弦间就是一条欢腾的金沙江，

雪白的荞子花开在两岸，

牧人的舞影跃入水中央。

最后一曲献给山区的未来，

弹得星星落在孩子的书桌上，

惊喜地望着那美丽的现实，

一半像神话，一半像幻想……

掌声的急雨把我催回剧场，

幕布的黑云把你深深掩藏；

归来的路上琴音还很明朗，

正像这深夜里满街的月光。

1957年3月17日～6月1日

围墙上的小岛

夏花

我家后面的高楼刚完工，对面又出现了一块工地。父亲就是这时候变了，他常对着围着工地的那堵墙发呆。一天他要我帮他把颜料全部搬到那堵墙边。他开始在墙上作画。父亲画得很投入，后来吃饭也让我送过去。父亲是个画家，一直都与众不同，母亲也没说什么。

父亲画了一座岛，小岛被树林环绕，野花遍地，画中的海蓝，天也蓝，天上飘了几朵白云。

没过多久，父亲弄来一只小船放在院子里。母亲这次唠叨不停，满腹牢骚，难道他这是去航海旅行吗？无奈父亲什么也不说。

我永远忘不了那夜，父亲叫醒我，我好奇又兴奋地帮他把船拖出去，很奇怪，我们一到那堵墙跟前，画上的海水便哗哗地荡漾着蔓延开来，很快漫过我和父亲的双脚，父亲把船推到海里示意我上去，我害怕极了，后退着拼命地摇头，挥动手臂叫他回来。

父亲最后看我一眼上了船，毫不犹豫地划远了。海水不知不觉地减退，收回。浆声渐微，父亲变成一个黑点沿着小岛转了弯，船尾的航迹消失在空旷的海面上。一切恢复了原样，我的裤腿也干了。唯有地面上的低洼处还有几滩水在灯下闪着光。

父亲消失了，母亲几乎疯了。我不敢说出真相，害怕她以为我也疯了而受到更大的刺激。有好多次我站在那幅画前悄悄呼喊父亲，但他始终没有出现。

对面的高楼竣工了。拆墙的那一天，我哭闹着阻拦，有人把我拉开了，小岛轰然倒塌的一瞬间，一群鸟冲了出去，它们扑棱翅膀的声音甚至盖过了机器的轰鸣声。我想它们里面一定有我的父亲。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8年6月15日）

材料一：

在我国，建筑废弃物通常被称为建筑垃圾。2005年建设部出台《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将“建筑垃圾”定义为：“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等以及居民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所产生的弃土、弃料及其他废弃物。”伴随着我国快速城市化建设进程，建筑废弃物大量产生。目前，我国建筑废弃物已占到城市垃圾总量的30%到40%。而这些建筑垃圾目前回收率不到5%。建筑废弃物的大量产生与低效利用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不符合生态文明时代生态效率原则的要求。

（黄锡生等《生态效率视角下建筑废弃物减排与利用的法律规制》）

材料二：

通过“重力分选”，将建筑垃圾按照不同比重分为“重、中、轻”三档物料，同时在分选过程中经风力抽吸还会分离出其中的轻飘物和细尘土二种物料，总计会有五档物料产生。（见下表）在经过上述二道分选后，其中的部分物料就会直接作为相应产品的原料，予以利用，剩余物料将视情况或再进入下道处置。

（顾成玉《建筑垃圾处置及利用的探索》）

材料三：

建筑垃圾在日本的正式名称叫“建设副产物”。其中，又分为不可作为原材料使用的废弃物、可作为原材料再利用的建材（如混凝土块、木材）和可直接再使用的建材（如渣土、金属）三大类。可见，在日本人的观念中，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剩余物资并不全是垃圾。

日本对“建设副产物”的细分多达20多种，处理不同种类副产物适用的法律也不同。比如杂草等按一般垃圾处理，木材、建筑污泥等按建筑垃圾处理，金属等按产业垃圾处理，石棉、荧光灯变压器等有毒有害物质按特别管理产业垃圾处理，建筑渣土则不归入垃圾。

减少施工现场垃圾产生和尽可能再利用是日本处理建筑垃圾的主要原则。根据《建设副产物适正处理推进纲要》，建设项目的发包人和施工方有义务在建设过程中减少建设副产物的产生，建材供应商和建筑设计者有义务生产和采用能再生利用的建材。对能再使用的建设副产物应尽量再使用；对不能再使用的建设副产物应尽量再生利用；对不能再生利用的副产物则尽量通过燃烧实现热回收。

日本对建筑垃圾的生产、分类、处理有严格的流程管理。施工队要向建筑公司总部提交对工程可能产生的垃圾估算、分类再利用和最终处理的详细计划，并将结果报告保存5年。如果一家企业上一年产生的产业垃圾超过1000吨，则必须在当年6月30日前向当地都道府县知事提交垃圾减量的计划。

（管克江等《德国、日本、新加坡的建筑垃圾再利用经验》）

A．建筑垃圾各类无机细粉料做路基材料

B．建筑垃圾轻质砖、保温料做路基材料或填埋

C．建筑垃圾红砖及类似物做烧结砖原料或陶粒替代

D．建筑垃圾石子、混凝土、玻陶做路基材料或填埋

诗一定要有形式，这形式就是韵律

邓加荣

诗歌的特点是在韵律中运行，中国和外国，概莫能外。这是诗歌得以流传的基本要素，越是保持韵律严谨的好诗，流传得越是久远。反之，再好的诗如果没有韵律，也难以广泛地流传。这正如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根据这个道理，反思我国近百年的自由体新诗，之所以缺少传诵的耐力，根本的原因就是放弃了作为诗歌这种文体的基本要素——韵律。

在新诗刚刚兴起正在探索自己发展道路之时，章太炎先生就曾明确提出诗必须有韵，坚决反对那种认为只有摆脱韵律束缚才能写出好诗的说法。他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说：“必谓依韵成章，束缚情性，不得自如，故厌而去之；则不知樵歌小曲，亦无无有韵者，此正触口而出，何尝自寻束缚耶？”

新诗的推出，不可否认是诗歌发展的一大进步，是适应了时代的需求。但是从它发展至今的百年历程反思来看，当时倡导新诗的先驱们，在打破统治了千百年的格律诗束缚的勇气和无畏的精神下，不免由于慎思不足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完全“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从而忽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即中国诗歌（从《诗经》到元曲）不管是哪一种格式都是有韵有律的，这些韵律的格式是经过千百年的锤炼才形成的。正是由于有一定格式的韵律，诗歌才得以流传。而倡导自由体新诗的先驱们在他们刚刚走出国门，初见外国诗歌，在外语不太精深、未能熟谙外语中音节长短、重音排列等在母语中已经约定俗成的内在规律时，会不会仅从书面上看到它句子的长短不齐和语尾的有韵无韵，便误以为外国诗歌一律是没有任何格律的自由体诗呢？而对于大多数没有去到外国、只凭译文了解外国诗歌的人，则更是以为外国诗歌天生便是无拘无束的充分自由体，就是分行的散文。

应当说，新诗至今虽然已经经历近百年的历程，但仍然处于探索与寻求更适合于自己表现形式的阶段。历史上，每种新的诗体出现，由《诗经》到《乐府》再到格律诗、词、曲，每一次都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过程。我认为，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对。他说：“诗要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鲁迅的话在五四时期推动诗歌革命，促进新诗产生时是正确的；今天，在推进新诗如何探索，如何找出更适合于自己的表现形式的过程中，仍很重要。

总之一句话，诗一定要有形式，这形式就是韵律。至于这形式、这韵律如何铸造，如何形成，仍然亟待探索、锻铸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