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诗便是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诗的传播呈现一时的一致性，诗与乐、舞在从典礼祭祀到宴飨礼仪的广泛场合中承担着告慰先祖、合乐亲亲的实际作用。在礼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乐舞，诗在其中承载的内容意义并不彰显。与其它方式相比，仪式的特殊性在于它能够原原本本地把曾经有过的秩序加以再现。在祭祀仪式中以诗乐舞的形式叙述和再现祖辈的丰功伟业，通过重复某些《颂》或《雅》诗篇目一方面实现宗族的认同，另一方面也明确了一种既定的等级制度。这种借助仪式来传承宗法观念与文德武功思想的形式，使得周民族获得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种集体认同。正是这种集体认同，使得周人在取代殷商政权及其后很长一段统治时间内能够持续保持民族的自信心与凝聚力。

到春秋时期，乐舞制度发生了新的变化。诗与乐舞逐渐分离，并最终促使仪式一致性的解体。与仪式的逐渐解体同时发生的是仪式背后所体现的周礼的陌生化。僭礼、违礼这种“礼崩乐坏”现象普遍发生，这就可能带来文化一致性的消解。在周代礼乐制度的变革中，诗开始承担起独立的价值。与之前仪式中歌诗不同，春秋时人用诗，对诗文本意义给予了更大的重视，在赋诗、引诗中需要直接依托的便是诗的文本意义。但当时，对诗的权威性解读尚未产生，其文本一致性尚未出现，这就容易使诗所承载的宗法思想与文德观念出现传承上的断裂现象。恰恰是春秋赋诗中遵循的相关原则，暂时承担了文化传承的责任。

“赋诗断章” 是春秋赋诗最突出特点，用诗者只选择适用自己的章节进行某种意义的传达。与“赋诗断章” 这一方法密切相关的是春秋赋诗的目的，即“赋诗言志”。用诗者借助诗表达自己的态度。通过分析春秋用诗的事例可以发现，这一时期赋诗所言的“志” 并非赋诗者个人的情感，而多是其所属的集团或国家的群体态度与心声。从实际来看，与仪式化用诗的内容相似，仍然不出西周礼乐所讲究的宗法观念与文德武功思想。另外，伴随着赋诗出现了大量解诗、评诗现象。这些解诗、评诗者多是具有丰厚素养的诗礼名家，他们的解诗、评诗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诗的文本意义进行限定，在避免诗文本意义的多样化解读的同时，也对维护诗背后所承载的文化一致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这个时期没有有效的传播机制将这些解诗、评诗话语传播开来，或传承下去。诗所承载的礼乐文化的一致性传播尚需经典阐释与经典传播机制的出现。而其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则肩负起了诗文本意义传承的责任，不断尝试对其进行经典化阐释，并以学派的机制承担起传承周代礼制背后的宗族观念与文德思想的担子，为构建诗文本的一致性而不懈努力。直至诗的经典化阐释出现，诗上升为《诗经》，诗才具有了文本一致性，才能独立承担起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的沉重责任。

（摘编自刘彦青、张新科《仪式向文本的过渡——春秋赋诗的诗学传播价值》）

殷商末年，周武王继位后四年，得知商纣王的商军主力远征东夷，朝歌空虚，即率 兵伐商。当时，周武王率本部及八个方国部落军队，进至牧野。纣王惊闻周军来袭，调动少量的防卫兵士和大量奴隶，开赴牧野迎战。以数量而论，商军的兵力超过了周军， 但由于匆忙结阵，士气低落，加上奴隶们阵前倒戈，最后招致惨败。对此，《尚书·武成》 篇记载：“受（纣王）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 血流漂杵。”

生活于战国中后期的孟子，披览至此，大不以为然，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这里的“书”特指《尚书》，亦即《书经》。《武成》是其中的一篇。孟子认为，《尚书》 中的记载未可尽信，并举出了具体实例。这一论断得到了后世学者的认同。宋代理学家 张载、朱熹等，还就此做了进一步的引申与发挥，强调读书要“有疑”，且在“无疑处有 疑”，要“濯去旧见以求新意”。道理就在于，怀疑方能开启觉悟之门。

《公羊传》中有所谓“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说法，其实，成文的历史，又有哪一种不是间接的传闻呢？那类“生无旁证，死无对证”的事，所在多有。何况“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东汉王充《论衡·艺增》篇，对此做进一步的阐述，专门揭橥了古代一些典籍增益其事以致失实的现象。他说，《尚书》中赞美帝尧的德政，说是“协和万国”，实际上，当时，“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尽于三千之中矣”，说是“万国”，“褒增过实”了。他还举出《尚书·武成》篇：“武王伐纣，血流漂杵”“助战者多，故至流血如此”。“案：武王伐纣于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干燥。兵顿血流，辄燥入土，安得杵浮？”再者，“周殷士卒，皆赍干粮，无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这种种陈述与批驳，都至为确凿。古时是这样，那么近世呢？王充接着又列举了汉代言过其实的事例：郎中贵光上书光武帝，言汉文帝“时居明光宫，天下断狱三人”，以颂美文帝。光武帝当即予以驳斥：文帝并不居住明光宫，断狱也不是三个人，正式澄清了事实。为此，王充慨叹道：“汉为今世，增益功美，犹过其实，况上古帝王久远，贤人从后褒述，失实离本，独已多矣。”

当然，这里还有一层复杂的关系。如果把包括《诗经》在内的经书都看作史书的话，那么，对其所记失实予以切责，当然没的可说；但《诗经》本身又是文学作品，如果句句都去这样要求，就有些失之过苛，甚至是“刻舟求剑”了。比如，《诗》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王充加以批驳，说其声高远，可以，“言其闻于天，增之也”，“人无在天上者，何以知其闻于天上也”？这就未免吹求过苛了。看来，学术研究应该合理区别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不可一概而论。

（选自王充闾《国粹人文传承书》，有删节）

金庸先生逝世后，有一副送别他的对联的横联为“一览众生”。“一览众生”化用了“一览众山”，是说金庸先生登高望远和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是一座难以比肩的高峰。这样的评价恰如其分。

武侠小说是中国的国粹，是中国侠文化的文学读本，金庸先生的贡献在于将侠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墨、道、佛以及国民文化融合在一起，写出了价值观念多样的侠义精神和文化形态各异的侠客人物。陈家洛修身齐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展现的是儒家风采；郭靖兼爱非攻，踏实践行，有着墨者的风范；杨过顺其自然，至情至性，就是一位道家之侠；令狐冲潇洒快意，却又不失原则，是一位江湖浪子；至于韦小宝，其形象的阐释有着更多国民文化的思考。金庸先生在创作之初也许并没有想到要如此有序地彰显中国传统文化。

武侠小说源于《史记》，其中的《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分别记载了为主人卖命的侠客和崇尚自我精神的侠客，这也是后来武侠小说中最常见的两种侠客类型。在这之后，中国武侠小说历经三变。《水浒传》是中国古代武侠小说的高峰，将侠客与朝廷捆绑一起，侠客只能跟在一些官员后面平叛捕盗，这种现象在公案武侠小说中表现得特别明显。1923年，向恺然创作了《江湖奇侠传》，构建了武侠小说的江湖世界。从此，武侠小说有了少林、武当、峨眉、青城等各种流派，侠客们有了自己的活动空间。江湖世界看起来与人间俗世远了，侠客们的个性和风采却能够在那个充满魅力的神秘世界中得到展现，武侠小说好看了。金庸小说是中国武侠小说发展中的第三变。金庸先生创建了武侠小说的文化空间，打造了“文化武侠”的范本。作为类型小说的武侠小说内涵丰厚了起来，韵味深远了起来，其格局与格调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无论是精英小说还是通俗小说，构造文化空间必然会给作品带来丰富的内涵。然而，像金庸先生这样如此广泛地涉猎多重形态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多见。更为重要的是，武侠小说彰显的是侠文化。侠文化与中国不同形态的传统文化既有相融之处，也有很多原则上的分歧。金庸先生却能将它们交融在一起，从而展现出不同的文化之侠，且如此鲜活生动，显现出金庸先生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特的思考，还有高超的文学修养。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是对侠客的社会担当精神的高度评价。这样的使命意识并不是金庸小说独有的，却在他的小说中得到最充分地彰显。《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之所以率军攻打撒马尔罕，是因为成吉思汗允诺，可以答应他一个要求。他原准备提出解除与华筝的婚约而与黄蓉结婚，可是看到蒙古兵屠杀百姓，话到嘴边却提出了蒙古兵停止屠城的要求。他做出了抉择，留住了老百姓的命，放弃了个人利益。金庸小说中侠客的社会担当精神不是理念的直接演绎，而是体现在行为的抉择中。有抉择就有牺牲，牺牲的是家仇、幸福，甚至是生命。抉择总是很艰难，有犹豫，有痛苦。同样，抉择后的行为很真实，彰显出的家国理念，显得特别光彩，特别崇高。理念的表达来自人物内心的召唤，行为的确立来自理性的最终抉择，金庸小说高尚不虚情，大气不做作，原因就在于此。

（选编自汤哲生《金庸小说：文化是底子人性是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