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干燥的风中

一束一束稻草，瑟缩着

在被遗弃了的田野

午后，在不怎么温暖

也不是不温暖的阳光中

吾乡的老人，萎顿着

在破落的庭院

终于是一束稻草的

吾乡的老人

谁还记得

也曾绿过叶、开过花、结过果

一束稻草的过程和终局

是吾乡人人的年谱

──吴晟《稻草》

读完《庄子》，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庄周梦蝶这一故事。“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

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齐物论》。”这段文字的译文为：过去庄周梦见自己变成蝴蝶，很生动逼真的一只蝴蝶，感到多么愉快和惬意啊！不知道自己原本是庄周。突然间醒过来，惊惶不定之间方知原来是我庄周。不知是庄周梦中变成蝴蝶呢，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庄周呢？

庄周与蝴蝶那必定是有区别的。这就可叫作物、我的交合与变化。 这是齐物论的最后一则寓言，从这则寓言中我看到了庄子精神修养的三层意境。第一个意境：周是周，蝶是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周与蝶为形躯所限隔，生命互不相通。

而人与外界是否能融和交感？其间是否有必然的关系存着？这是哲学上的老问题。如果以认知的态度来研究，西洋历代有不少哲学家都持相反的见解。然而，这一见解如果掉到不可认知的范畴时，人与外界的隔离便无法克服了。

第二个意境：周不是周，蝶不是蝶——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庄子不像西方的哲学家一样，他不从认知的立场去追问，他却以美感的态度去观赏。在观赏的同时，发出广大的同情，将自我的 情意投射进去，和外物相互会通交感，而入于凝神的境界中，物我的境界消解而融合。浑然成一体。这是以美学的感受来体会，绝不能以科学的分析来理解。庄子透过美感的经验，藉化蝶的寓言来泯除物我的隔离，使人与外在自然世界，存在一大和谐的存在体。

在感官经验里，人因形躯物累的限定，生命精神得不到自由，故周只是周，蝶只能是蝶，是突 破不的，也不能相知的。在梦中，形躯物累消解了，纯然是精神生命的活动。在这里生命精神飞扬 奔放，是生命精神自我展现的世界。所以，周可以是周，蝶可以是蝶，不管是周梦蝶还是蝶梦周，彼此都消除了经验感观的形躯物累，顿然升越到精神互摄生命交感的意境中，这就是生命的玄理，有无限性。是故周可以是蝶，蝶可以是周。这是彼此都忘了自己，我忘了我是周，他忘了他是蝶，周与蝶才能一体俱化。此为精神修养的飞越历程。

第三个意境：周更是周，蝶更是蝶——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 经历了山不是山，水不是水 的“物化”修养，在这一层面偏重了“精神”的修养，这时候的山水是精神上的山水，而不是感官 经验所对了物理山水。有了庄周不是庄周的精神提升，此时庄周就可以更是庄周了。因为此时的庄周，不但拥有庄周自身的生命精神，同时也涵盖了蝴蝶的生命精神。 当我们通过自身的修养容受他人时，我们的生命气象就不断的超越扩大；我们不再是自己一个人活着，而是和我们感通的人一起活着，我们关怀朋友，我们生命中就有朋友；我们关爱家庭社会，我们生命中就扩及家庭社会。经历了庄周忘了自己是庄周而以为是蝴蝶，蝴蝶忘了自己是蝴蝶而以 为是庄周的精神涵养，就顿然发现庄周仍是庄周，蝴蝶依然是蝴蝶，然而此时的周与蝶是交感互摄的。是故，在成长的过程中，当我们放开自己形躯的局限，忘掉自己的存在，而与万物感通相知，可以使自己更是自己。

——摘自中国论文联盟网《‹庄子›读书心得》

郭秉文：国立东南大学之父

国立东南大学(现南京大学)的创建是郭秉文办学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正是由于在东南大学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郭秉文被人们誉为“东南大学之父”。

1908年郭秉文远涉重洋，赴美留学。郭秉文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研究生院是美国最著名的教育学院，在管理上别具特色，有一套较系统体现民主精神的管理规范。这些都在郭秉文日后执掌东南大学的过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1914年，他以《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一文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最早的教育学博士。郭秉文对教育问题广泛而深入的思考，无疑为他以后的办学活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郭秉文一拿到博士学位，旋即回国，协助江谦筹备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他要将他所学到的教育理论应用于实践。江谦为耆德硕儒，国学根基深厚，而郭秉文通晓中西，时称“新学巨子”，两人相得益彰。

1919年教育部正式委任郭秉文为校长。其时正值五四运动，在时代潮流推动下，郭秉文着手对“南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最有意义的改革是开“女禁”，倡男女同校。五四之前中国的高等学校，除个别私立大学外，仅招男生而不招女生。兼收女生的消息传出，朝野哗然，流言蜚语不堪入耳，甚至思想比较开明的“南高”老校长江谦也明确表示反对。后经郭秉文多方解释，招收女生的入学考试终于如期进行。高等教育中“女禁”的打破推进了教育的民主化，揭开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新的一页。

1920年4月郭秉文在校务会议上正式提出建立东南大学的建议，经过讨论，一致赞成。经过郭秉文一年多的奔走，虽几经波折，1921年9月，国立东南大学正式成立，郭秉文任校长。

清末以来，中国大学的办学模式主要模仿日本，而日本又是学欧洲。民国建立，这种状况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不过从学日本变成了直接向欧洲学习。而对美国大学模式的引入则自东南大学始，郭秉文在其中厥功甚伟。郭秉文从一开始就努力移植美国大学模式，选科制，评议会，董事会，处处可见美国大学模式的痕迹。和北大的欧洲大学模式相比，东南大学的美国模式有几个显著的特点：在学校行政管理上，设置董事会；在大学职能的定位上，面向社会，服务社会。

还在东南大学筹备之初，郭秉文就借鉴欧美各大学设立了董事会。董事会的职权是很大的，它是全校最高的立法和决策机构，地位与校长并列甚至更高。这种领导体制在国立、公立各高校中是首次建立。董事会不仅加强了学校与政府、教育与社会的联系，提高了“东大”的知名度，而且，为“东大”在解决资金、物质供给以及与地方相处方面的各种具体问题上，提供了极大便利。这一做法后为其他大学所仿效。郭秉文对美国大学管理体制的引入及其在东大的成功，对整个近现代中国大学管理体系的变迁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南大学的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强调面向社会、服务社会。所谓面向社会，就是办学的资金从社会筹集，学校的系科设置根据社会的需要来加以调整。所谓服务社会，就是将大学活动扩展到校园之外，让大学走出象牙塔，使大学成了社会进步与社区发展的“服务站”。也就是说，大学除了承担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的基本职能外，还有社会服务的职能。

1921年，东南大学成立后，郭秉文就在全国率先开办了暑期学校，郭秉文不仅亲自上阵授课，还特地邀请了美国的杜威、孟禄，德国的杜里舒和国内的梁启超、胡适等一批名家前来讲学。

除了暑期学校外，“东大”教育科还举办了许多其他“推广事业”，如推广平民教育，为乡村失学儿童进行义务教育等；农科则通过组织农村巡回演讲团、农业展览会，普及农业科学知识，推广优良品种等；商科则通过坚持办商科夜校，为各界有志求学的青年提供业余学习的机会。

近代以来，随着科举的废除和学堂的建立，中小学教师均由专门的师范院校培养。郭秉文不赞同这种做法，他力主高等师范学校应并入综合大学，使综合大学兼有培养师资的功能。郭秉文留学美国多年，他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就是综合大学办师范教育的成功典范，这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认为，要培养上乘的教师，必须“寓师范于大学”。因为中学以上的教师必须有宽厚的基础知识，在一个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大学里，能够很好地协调通才与专才的关系，使通才不致空疏，专才不致狭隘。综合大学的优秀人才，经过一定的教师训练，一定会成为优秀的教师。

由于政局的剧变，1925年郭秉文被免职。离开东南大学后的郭秉文并未放弃对教育的热爱。1926年，他在美国费城组织了中国五千年教育文化发展的图片展览。晚年定居美国的郭秉文在1958年创办了中美文化教育协会，虽在暮年，“未尝以优游林泉，而自寻暇逸也”，他仍在为教育事业忙碌。

(摘编自《郭秉文：国立东南大学之父》，有改动)

怜子如何不丈夫

——超级“奶爸”鲁迅的另一面

李晌

海婴，即上海出生的婴儿。

1929年9月27日，计划外的小生命一来到世间，鲁迅就投入了一生最温存细腻的爱，他认为孩子既然生了，就要尽心养育，自嘲为这孩子“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鲁迅对海婴的爱并不是嘴上说说笔下写写，他是身体力行的超级“奶爸”，他自己给海婴洗澡，不让护士代劳，自信有学医的经验，绝不用没有烧开杀菌的水。海婴生来体弱，鲁迅又格外上心，稍有风吹草动便要就医，日记中有上百次带海婴就医的记录。

婴儿前半夜睡足了，到午夜往往要醒来，为了让许广平能充分休息，每天夜里12点，鲁迅准时放下笔，上楼接替女佣，陪孩子玩，玩困了他也有办法哄睡，弯着双臂成摇篮，抱着海婴在房中来回走着，唱着他自编的歌谣。

从1932年9月鲁迅开始四处看房，最后看中了虹口公园东南部山阴路上的大陆新村。

从搬进大陆新村到鲁迅逝世，海婴从三岁半长到七岁。孩子幼时，鲁迅悉心担负养育看护的责任；孩子大些，鲁迅又是贴心的朋友。童年时父亲的威权式教育给鲁迅留下心理阴影，其实同时代所有人大抵如此，只不过自己做了父亲之后还要重复威权，但鲁迅早就决心改变这一套逻辑。他在1919年就写了《我们怎样做父亲》，声明对孩子的爱“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另外两个关键词是“指导”和“解放”。海婴当面说：“我做起爸爸，还要好！这种爸爸，什么爸爸！”鲁迅哈哈大笑把这造反的话写信讲给朋友。

一楼的会客厅中有一台留声机，鲁迅原本不喜欢留声机这类嘈杂的洋玩意儿，因海婴看到日本邻居家有，闹着要，鲁迅专门买给他，先买来的没有邻居家的大，又和商店换了两次，直到海婴点头为止。留声机对面的玻璃柜里摆满了海婴的玩具。从前鲁迅除了书店不逛任何商店，有了海婴之后，去稍远的地方，他一定要到大公司的玩具摊上认真挑选。所以每次他出门久了再回来，海婴都要夺过包裹检查一下。有他的礼物便欢跃而去，要是鲁迅只买了自己的书，海婴就要失望了，鲁迅会诚恳道歉，答应下次一定买。

二楼是客房和鲁迅的卧室兼书房。书桌照例摆在窗前以获取最佳的采光，旁边是鲁迅晚年最常用的藤躺椅。书桌书架整齐如药房。他常对许广平说，东西的位置是不能变的，连许广平都不能随便借他的书看，唯独海婴有特赦权可乱翻乱看。海婴专门喜欢在爸爸工作时出其不意捣乱，抢笔抢书，即使最忙的时候，鲁迅也会停下笔敷衍几句，不会断然赶走。如今流行“陪伴是最好的教育”“尊重孩子”这样的格言，鲁迅在当时就有此觉悟。他每天抽出固定的时间陪海婴玩，父子俩并排挤在躺椅上，或是海婴骑在爸爸身上，边吃零食边聊天。

书桌旁一张简单的铁架大床，上面挂着许广平绣制的白色床幔。鲁迅的床本来是更加高档宽阔的，有着西式的雕花木床头，据许广平说，那张床是上一户租客留下的。保姆许妈带着海婴睡觉，为了让他们睡得更舒适，鲁迅把大床搬进了三楼海婴的卧室。三楼卧室是整栋房子最好的房间，墙上挂着日本画家为刚出生的海婴画的睡姿肖像，还有鲁迅为他挑选的充满童趣的油画作品。那张雕花大床上还摆着当年的小枕头，上面绣着海婴的名字。

（摘自《报刊荟萃》20160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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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婴把瞿秋白夫妇送的一套“积铁成象”玩具给拆了 ；把鲁迅给他买的留声机也给拆了……但鲁迅从来没有阻止过他，也没有因此而打骂过他，显然，鲁迅明白满足孩子好奇心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

海婴的叔叔周建人购了《儿童文库》和《少年文库》各一套给海婴。《儿童文库》内容较浅，许广平当即就让海婴看了；但《少年文库》内容较深，许广平担心海婴看不懂，就收藏起来，想等海婴长大一些再让他看。但海婴看完了《儿童文库》后，就向许广平吵着要看《少年文库》，许广平不肯给，海婴坚持要，争论的声音被鲁迅听到了，他便让许广平把《少年文库》拿出来给海婴看。鲁迅从来不过问海婴的阅读，不问他看了些什么，或是指定哪几篇，或是要求背诵哪几篇。……许广平也曾在回忆中提到过，她总结说 ：“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海婴）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

鲁迅在遗嘱中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海婴后来果然没有如父亲所担心的成为空头家，而成了一名优秀的无线电专家，这或许与鲁迅成功的家教方式不无关系吧。

（节选自《鲁迅教子，顺其自然》 作者：唐宝民）

材料一：古琴，因缚弦七条，又名“七弦琴”。在有关古琴的所有记载中，其只称为“琴”，后来因为“琴”的概念被广泛化，以琴为名的乐器很多，如扬琴、胡琴、钢琴、风琴、电子琴、口风琴等。因此，现代的“琴”只是一种类名，没有了特指意义。人们有感于“琴”的历史悠久，所以于20世纪初才把“琴”称为“古琴”。

古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可考证的历史就有三千多年之久。同时，古琴也是最具人文内涵，最能代表中国音乐文化成就，体现中华传统民族文化神髓的乐器。作为修身正行之器，古琴以其清、和、淡、雅的特点，被列为礼乐文明中“琴棋书画”之首。嵇康《琴赋》中有“众器之中，琴德最优”的说法，可见古琴在中国传统音乐的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摘编自卢静云编著《走向世界的中国文明丛书：古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材料二：琴在最初，并不是一件演奏乐器，而是为巫术服务的法器。当代琴家葛翰聪先生提出“琴与巫的一体化”观点。音乐学者刘承华先生在《古琴艺术论》中也提出了一个证据：“湖北省随州战国初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弦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墓所藏的七弦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的七弦琴是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琴器实物，而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例如没有琴徽，所以只能弹散音，难以弹泛音和按音，因此音乐表现力比较弱。又例如琴腹的共鸣腔较大，琴板较薄，所以声音洪亮，比较适合室外渲染声势所用。而琴的形制比较小，尾部有一木条，刘承华先生认为这是为了适合抱弹，而不仅是放在案上卧弹，尾部的木条是方便琴手的握持。这些特点都不利于发挥乐器的音乐功能，却恰恰是巫师琴的优点。”所以刘先生得出结论：“古琴最初是„寄生‟于巫术，它的第一个传统，只能是巫师琴传统。”

随着时代的发展，礼乐文明的形成，琴逐渐从神秘的巫术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许多关于琴的美丽诗句：“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周南·关雎》）“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磬同音。”（《小雅·鼓钟》）“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小雅·常棣》）“琴瑟在御，莫不静好。”（《郑风·女曰鸡鸣》）从这些句子里能看到，琴已经从巫师或者贵族的手中渐渐深人到民间了。

（摘编自卢静云编著《走向世界的中国文明丛书：古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材料三：“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中华民族的宽容、谦逊、崇尚自然等精神品质和古琴清和淡雅、超然物外的特质相通，于是古琴被赋予了更多的精神内涵，而不仅是一种悦人舒心的乐器。古琴不如其他乐器那么悦耳，不能满足人们对音乐的娱乐性需求，甚至与现代大众的音乐审美情趣有所脱节，导致喜琴者少之又少，并多为自娱自赏。古琴的记谱是一种手法文字谱，只能记录下比较繁复和精细的指法，不能反映出旋律、音高等因素。所以自古学琴者，主要还是靠老师的口传心授，一旦传授中断了，古琴弹奏就很难再重现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代潮流巨变，中国兴起了许多新式的学堂，开授以西方音乐为主的课程，西方音乐文明成为主流，严重冲击着中国传统的音乐艺术审美，本来就曲高和寡的古琴艺术更是备受冷落。

而后中国经历了数番战乱，琴人们颠沛流离，连基本生活都不能得到保证，更不要说静下心来弹奏古琴，发展古琴艺术。“文化大革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噩梦，人们以为破旧便可立新，于是“破四旧”的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古琴被视作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乐器而遭受到激烈的批判和损坏，许多传世的名琴被摔毁，大量珍贵的琴谱付之一炬。当代川派古琴大师顾梅羹先生冒着危险极力保住了明代名琴“飞瀑连珠”。后来，顾先生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继续偷偷地发掘古谱并进行琴学研究写作，完成了琴学巨著《琴学备要》，此书后来被称为“中国现代古琴教育史中第一本最全面的古琴教科书”。

（摘编自卢静云编著《走向世界的中国文明丛书：古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