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春节前夕，像往年一样，王选闭门搞设计。年后，他的一位硕士研究生回来，王选把设计给他看。

“王老师，你设计的这些都没有用。”学生看过后对导师说，“IBM的PC机主线上有一条线，你可以检测这个信号。” 

王选愣住了。因为他明白了，自己苦苦钻研了两个星期的设计，被学生一句话否定了。这是王选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个事件。 

“本来，我以为自己做一线的工作可以做到60岁。”现在犹如看见一个海边的黄昏，往事潮水般在夕照中涌来……从投身这项科研至今，18年了，他奉献了所有的节假日，“18年来可以说一口气都没有歇过。”他为自己能始终能站在这个领域的最前沿感到自豪。可是“今天，我看到，在我自己最熟悉的领域，我已经不如年轻人了。在我不那么熟悉的领域，岂不是更差！” 

他作出了一生中自己第六次重大抉择:让年轻人来挑重担，让年轻人自己的思想里开出鲜花来，才会硕果累累。

就在这一年，王选把几位不同年龄段的年轻人同时推上研究室主任的位子。比如彩色系统研究室主任36岁，此后主持完成了彩色调频挂网算法并实现高保真彩色印刷，从而实现了彩色技术的重大突破。今天，已是方正技术研究院院长。栅格图像研究室主任27岁，研究出新一代栅格图像处理器，进而开发出纯软件的栅格图像处理器，为方正系统进入香港、台湾，乃至日本市场作出重要贡献。

1995年6月，一个年轻人来投奔王选。他曾经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因无法转化为社会化的产品，他从中国科学院辞职去了“外企”，从事美国产品的汉化工作，换句话说，是替美国产品搞“转化”。不久，感到这样的工作虽然工资很高，但心里不舒服。

王选收下了他。今天，他是方正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负责数字视频的科研开发，这是一个犹如革新传统的印刷业那样，将对传统广电业进行革命性改造的重大领域。

这些高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均得益于年轻人在第一线能随时随地积极地思想。我们看到，王选在感到不如年轻人的时候作出的第六次抉择，是他人生中最智慧的抉择。

数字化时代的艺术

①艺术被复制技术弄得身不由己，并非是电脑出现以后才有的事情。

②早期欧洲用羊毛挂毯来复制油画，织毯工人用各种颜色的经纬线对应画面上相应的色素，只是羊毛毯子太贵，织得起挂毯的也就请得起画师了。随后出现的铜版画使更多的人可以分享到艺术品，但这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与原作相比，这些复制品在质量上相差太远，数码方式出现之前的复制术都是一种有损复制，所以它们的冲击力远远小于今天的数字化复制。

③摄影技术的兴起，至少在两方面对艺术产生了影响：一是它取代了绘画的写实职能，甚至在摹物象形的功能上，摄影比绘画要强大得多；二是它具有可复制性，不但可以用来复制绘画，它自身就是可复制品。这两点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绘画的传统要求。即使在绘画的装饰功能方面，摄影也部分的抢了绘画的饭碗，至少像明信片风景和鲜花之类，摄影和绘画同样广受欢迎。（甲）有着几千年传统的绘画必须要存在下去，（乙）不能以传统的方式来延续，（丙）绘画被迫重新思考了自己的存在意义。现代主义艺术就是在这样的思考中诞生的。

④也许今天的绝大多数人和艺术的第一次接触就是从摄影获得的。比方每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可能都知道《蒙娜丽莎》，但他们看到的大都是这幅画的印刷品。数码复制的影响在于，它不仅在复制的精度上更为出色，对这一复制品的再复制也不会导致损耗——它从技术上消解了原作的概念，会导致艺术品价格上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成功的传播所建立的广泛的知名度，也许会极大地刺激人们对原作的需求；但另一种业已成为现实的趋势是，完美的复制降低了对原作的需求，如果人们可以轻易地从网络上下载质量完全一样的图片或音乐，他们为什么还要额外花钱购买呢？这将直接影响到艺术生存下去的方式。

⑤数码复制带来的又一个问题是艺术消费群体的改变。以前的艺术实际上都是为某个特定的对象而生产的，壁画是为教堂画的，圣像画是为老百姓画的，肖像是中产阶级的需求。现在，如果艺术品将通过数码复制进行传播，艺术品所面对的受众在很大程度上就变得不可预知。这种情况迫使艺术家必须自定义他的任务，使创作过程中所依循的规则出现模糊，难以聚焦，这对创作的影响不言而喻。

⑥艺术家一旦事先知道作品要通过数码化的方式到达终端受众，他或者会让他的作品更适合这种传播，或者会抗拒这种传播，刻意去强调作品中那些难以在数码复制中还原的东西。事实上，目前的技术所不能复制的东西已经所剩无几。照这种思路，艺术可能会更多地朝味觉、触觉等领域发展；而照前一条思路，艺术显然应该进一步图形化、卡通化。抗拒数码化的艺术家会更强调体验，更倾向于装置或者身体艺术之类强调现场亲身体验的方式；绘画将更多地强调质感等一切手工的痕迹，戏剧或许会复兴。而乐观地迎接数码化的艺术家会更多地从事摄影和视频、音频方面的制作。这类艺术品与金钱之间的关系将更间接，也许会变得越来越像今天的报纸，它可以用极低廉的价格提供给你，用你的阅读为它创造价值。

⑦事实上，数字化不但为准确的复制提供了可能，也为不准确的修改打开了方便之门。要在数码时代做一个艺术家显然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你必须把自古以来关于创作主权的传统观念当作不切实际的幻想提前抛弃。那些匿名的受者，随时可以采取一种更加主动的姿态来对待你的作品，而且由于在数字化条件下对作品的再处理只需要某种心血来潮的念头，没有多少接受者能经得起这样的诱惑。作品一旦离开作者，可能会经过多次剪辑、改动，最终以始料不及的面目呈现给最后一个接受者。作品的再生产、再消费几乎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到达终端消费者眼前的是经过复杂的再处理之后的东西。由一个个体艺术家设计好艺术手法，严格的控制整个艺术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模式越来越不可能。对消费者而言，他最终所接触到的是一个庞大的文化活动的产物。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初始作者成为一个匿名者，创作者和接受者同时隐形，这也许是数码复制所开启的一个新的匿名时代。

寻找教育的曙光

在陶行知的身体内，似乎涌动着一种永不满足、永远求索、永远前进的生命力。当陶行知全力推行的城市平民教育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形成轰轰烈烈的热潮的时候，他却突然冷静下来，陷入深沉的思索。农民张大哥一家的景象，倏然映现在他记忆的荧光屏上……

那是前年秋天游览栖霞山的事。在曲折的山径上，陶行知遇到了一位三十多岁的农民。陶行知一向注重社会调查，这时他像遇到一位老朋友，主动上前打招呼。原来这位农民姓张，家里有六个孩子。陶行知三句话不离本行，就问他家里有几个识字的，张大哥皱着眉连连摇头说：“唉，饭都吃不上，哪有钱来读书识字啊！”陶行知告诉他，可以免费送他《平民千字课本》，只要学几个月就能写信、记账、读报。张大哥便请他到家里去坐。陶行知怎肯放过这个接触穷苦群众的大好机会呢？便欣然去了。那六个高高低低、衣不蔽体的孩子加深了他的认识：占总人口85％的农民如此贫困、如此没有文化，要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培养新的国民，必须从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入手。于是，一个改造乡村教育的设想，开始在他的心田里播下壮实的种子。

经过陶行知呕心沥血的浇灌，这颗种子终于破土萌芽了。1926年12月，陶行知连续发表几篇文章。他主张：“乡村学校做改进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乡村师范之主旨在于造就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的教师。”他希望每一个从事乡村教育的人都有一颗“农民甘苦化”的心，“把我们的心献给三万万四千万农民”，“叫一个个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国的伟大的新生命”。这是他设计的从改造乡村教育入手来改造中国的一幅理想蓝图。

陶行知不仅是一位富于想象的浪漫主义的理想家，而且是一位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家。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草拟了详细具体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第一院简章草案》。在他的建议下，成立了乡村教育研究部，聘请了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金陵大学教授邵仲香为研究员，共同为筹备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而努力。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不久，许多报刊上出现了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的招生广告。清华大学教育系二年级学生操震球，看到广告后写信给陶行知说：“自信以我目前的状况，欲效劳于社会，事之最急最要者，一为提高农民知识，二为增进农民生产。两者须同时并进。此种责任，舍乡村师范学校莫能当。此晚生所以决意从事乡村教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也。”陶行知接信后，立即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接读您的来信，得知您愿意离开清华大学投考试验乡村师范，简直让我们五体投地地钦佩。国运盛衰决于一转念间。倘使全国青年都能转到各人应当走的道路上去，地狱都可化成天堂，还怕中国不能兴盛！

您既有这种宏愿，我就应当把个中甘苦明明白白地告诉您。田家生活还是要蛮干的，您愿意吗？您能打赤脚在烂污泥里奔走吗？您不怕雪白的脸晒黑、手上起硬茧吗？您不怕在风霜雨雪中挑粪吗？您愿意和马牛羊鸡狗猪做朋友吗？在城里人看来，这都是苦处；其实乡下人并不以此为苦。纵然这是苦处，乡下人也有城里人想不到的乐趣。乡间山青水秀，尽您游览。早上可以看旭日东升，引您兴奋。晚上可以待月西下，助您吟咏。丰收时节，您手里割着黄金似的稻子，那田家乐的山歌，不断地洋洋乎盈耳。您还能亲眼看见您所栽培的儿童个个桃李似长大成人，看见全村人人读书明理，安居乐业。也许要到令郎令孙的时代才能看见，您能忍耐吗？倘使经过这番考虑之后，您决意要来投考，我们万分欢迎。

就这样，在陶行知的多方奔走和不懈努力下，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和怀抱教育救国理想的知识分子，汇集到燕子矾旁的晓庄师范学校，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乡村教育试验热潮，并且很快波及到其他许多地方，演绎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摘编自周毅、向明《爱满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