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探测器翩然落月，首次实现人类飞行器在月球背面的软着陆。嫦娥探月工程作为中国最具标志性大型科学研究项目之一，在扩展中国航天国际影响力、促进国际合作方面的意义是无可取代的。嫦娥四号任务的顺利完成（本质上鹊桥号中继卫星也属于嫦娥四号工程的一部分）更是为中国航天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在科学方面，嫦娥四号的低射频电探测仪与荷兰合作，月表中子与辐射剂量探测仪与德国合作，中性原子探测仪和瑞典合作，月球小型光学成像探测仪与沙特合作。在任务完成后，嫦娥四号收集来的一手科研数据将会对外全部公开，欢迎全世界科学家共同研究。嫦娥工程是近些年中国航天在国际上最大的一张名片，是我国航天对外开放吸引合作的最佳平台。

因而，嫦娥四号不仅是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它的科学和工程意义，对整个人类而言都是重大突破。

（选自《中国科普博览》，有删改）

问：下一步我国的探月工程及深空探测还有哪些“大动作”？何时能实现载人登月？

欧阳自远：我们国家已经制定了一个长远的发展战略，除了探月外，还将开展火星探测。其中的月球探测分为“探”“登”“驻”三大阶段，目前开展的探月工程属于“探”的阶段，即不载人月球探测阶段。不载人月球探测阶段又分为“绕”“落”“回”三期，嫦娥一号、二号执行“绕”月任务，嫦娥三号、四号执行“落”月任务，嫦娥五号、六号执行“回”，即采样返回的任务。

问：航天和深空探测是高技术也是高风险的事业，对于不可避免的失利和挫折，我们应该怎样面对和认识？

欧阳自远：对于最为复杂、最高精尖的航天科技来说，进军宇宙真是一条充满荆棘之路！一个小环节上的差池就可能导致发射任务失败。还记得嫦娥一号发射的时候，我手心止不住地出汗，血压、血糖、血脂都高得很。嫦娥二号发射的时候，我也特别揪心，它孤独地绕着太阳飞，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每天我都在心里祈祷，祝它一路平安。

其实在月球探测史上，20世纪共进行了108次发射，其中成功52次，成功率为48％。火星探测的成功率更低，只有百分之三四十。美国的航天飞机先后有两架发生了爆炸，共有14名宇航员遇难。不经历失败怎获得成功？失败也是中国航天必须接受的，但失败并不会阻挡中国航天事业探索的脚步。正如钱学森所说：“科学实验如果次次都能成功，那又何必试验呢？经过挫折和失败，会使我们变得更聪明。”

（选自《中国一定要飞得更远：访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有删改）

科学技术造福全人类的信念不能动摇。不可否认，科技发展与运用的征程，并不总是撒满迷幻、温暖的玫瑰色。科技进步是崎岖山路上跋涉的成果，科技成果共享之路上也需要披荆斩棘。有些科幻小说家无奈地写下“未来已来，只是分布得还不够均匀”的文字，一方面，高新技术不断制造着“未来感”，信息和技术的加速流通让世界越来越扁平化；另一方面，个别国家加紧对新兴技术实施出口管制，甚至围堵、封杀他国的科技创新成果，试图人为制造技术壁垒和数字鸿沟。当“技术博弈”甚至是“科技冷战”这样的词汇出现在国际舆论场，人们不得不发出一声叹息。

中国航天技术向世界展示的开放姿态，已经吸引来大量国际合作伙伴，大家真诚携手，一路同行。人类历史上很多科技创新成果，都是在开放、交流、合作的环境中培育出来的，进而造福世界。当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国际科技合作有利于推动世界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科技创新领域开展国际合作，让科技创新成果为更多国家和人民所及、所享、所用，堪为全球共塑经济新格局的重大战略任务。

（选自《让科技创新为全人类赋能》，有删改）

材料一：

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曾对全国部分区域进行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调查显示：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超过1亿人，其中1600万人是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其余大多数是抑郁症、自闭症等精神障碍或心理行为障碍患者。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人们对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但是，国内心理健康服务供给远远无法满足社会需求。

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甫德介绍，近年来，因人际关系、就业问题、学业压力、情感变故等心理问题前来就诊的患者越来越多，老百姓对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成为刚性需求。今年1月，国家卫计委等22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倡导心理服务走进公众、走进企事业单位、走进政府机关。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郑日昌指出，我国心理咨询行业起步晚，但发展速度快，从业人员所受训练不够，缺乏临床经验，公众对其信任度较低。同时，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还不完善，专业人员严重不足。社会化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尚未建立，大部分领域尚未开展心理健康服务。高等院校心理健康专业学科建设和学历教育体系有待完善，人才培养模式有待改进。我国心理学理论、方法和技术很多是从西方国家引入的，缺乏本土化理论、方法和技术，总体来看，心理健康服务起步较晚，适合国情和国民心理状态的服务模式、服务技术等仍处于探索阶段，社会实践不充分。这些问题相互影响，制约着我国心理健康服务行业的发展。

（摘编自王君平 刘琛《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2日）

材料二：

我国心理健康调查

心境障碍患病率为4．06%（其中抑郁障碍为3．59%），焦虑障碍患病率为4．98%，在65岁及以上人群中，老年期痴呆患病率为5．56%，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为1．84%。

截至2015年底，我国有精神科医师2．77万人，心理治疗师5000余人，能够提供专业服务的心理咨询师不到3万人。

2017．04．07卫生计生委就我国心理健康工作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

制图：蔡华伟

材料三：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抑郁症发病率逐渐攀升，已成为影响人们健康的重要因素。

4月6日，在2017年“世界卫生日”主题活动“共同面对抑郁，共促心理健康”上，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表示，我国将进一步加强心理健康服务，重点关注四类人群。。

一是职业人群工作压力大、职业倦怠比例高，用人单位要为员工提供健康宣传、心理评估、教育培训、咨询辅导等服务。二是要高度重视儿童青少年时期的心理健康状况，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三是对于老年人、孕产期女性、留守儿童等易发生心理行为问题的重点人群，要提供心理辅导、情绪疏解、家庭关系调适、纠纷调解等多种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务。四是对于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要在近十余年相关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继续加强部门合作，多渠道开展患者日常发现、登记、随访、危险性评估、服药指导等服务，提高患者医疗保障水平。

（摘编自新华网2017-04-10）

材料四：

压力达到一定程度，人的身心就会产生多种反应：有时候身体出现一些疼痛症状，例如口腔溃疡、头痛、颈部疼痛、腰部疼痛等。有时候心理上也会出现反应，例如情绪低落、唉声叹气、郁闷等。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压力，持续时间过长就会造成抑郁症，出现一些精神障碍，也可能导致各种慢性病。

遇到刺激或者压力时，可以给自己装上“小程序”，在脑中进行自我对话，与自己辩论一番，问问自己是不是可以多维度、变化地看问题，也许这样会带来新的视角，帮助你从压力中解脱。

身处压力状态，人们该如何控制、调节自身情绪？一是叫停法。二是腹式呼吸法。三是身体扫描法。

（摘编自中科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祝卓宏《把负面情绪“呼”出去》）

中国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这里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涵义的,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这种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

如果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只是这一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中国史各阶段的发展而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于世的。概略地说,“士”在先秦是“游士”,秦汉以后则是“士大夫”。在秦汉以后的两千年中,“士”又可更进一步划成好几个阶段,与每一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各方面的变化密相呼应。秦汉时代,士的活动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以儒教为中心的“吏”与“师”两个方面。魏晋南北朝时代儒教中衰,“非汤、武而薄周、孔”的道家名士(如嵇康、阮籍等人)以及心存“济俗”的佛教高僧(如道安、慧远等人)反而更能体现士的精神。隋、唐时代除了佛教徒继续其拯救众生的悲愿外,诗人、文士如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人更足以代表当时“社会的良心”。宋代儒家复兴,范仲淹所倡导的“以天下为己任”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风范,成为士的新标准。

我们虽然承认士作为“社会的良心”,要超越个人的或集体的私利之上,但这并不是说士作为一个具体的“社会人”可以清高到完全没有社会属性的程度。所谓士的超越性既不是绝对的,也决不是永恒的。从中国历史上看,有些士少壮放荡不羁,而暮年大节凛然;有的是早期慷慨,而晚节颓唐,更多的则是生平无奇节可纪,但在政治或社会危机的时刻,良知呈露,每发为不平之鸣。至于终身“仁以为己任”而“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士,在历史上原是难得一见的。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则是现代一般观念中对于士所持的一种社会属性决定论。以决定论来抹杀士的超越性,是只见其一、不见其二的偏见。按之往史,未见其合。事实上,如果士或知识分子完全不能超越他的社会性,那么,不但中国史上不应出现那许多为民请命的士大夫,近代西方也不可能产生为无产阶级代言的马克思了。

(摘编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