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总会给人一些神圣感、威仪感，靠近它们会有一种灵魂被触及的感觉，可是如果把偶像过分的世俗化、庸俗化，就成了“呕像”了。比如河北某地的奶奶庙就出现了手把方向盘的“车神”，对普通人吃喝拉撒声色犬马的欲望都进行了精细化管理，有“钱”必“应”；北京某地的财神庙里的塑像，则直接让裸体的美女坐在了财神爷的大腿上，那“教化”意义，直白显豁，唯恐别人不明白、不掏钱……或许有人会说：那是民俗，是文化，是发展旅游的需要。

其实并非如此。民俗是文化的一部分，毋庸置疑。但什么叫文化？一般认为，“文化”乃是“人文化成”一语的缩写。此语出于《易经·贲卦·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民俗是自然规律和文明道理在生活中的“形象化”，饮食男女、生老病死，无不被“文而化之”。也就是说，人之所以为人，总有一些超乎肉体的精神性的东西，它们以某种偶像、节日、仪规、禁忌、图形等等形式存在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散发出某种精神的力量，对人们的道德、言行、审美、价值观等进行潜移默“化”，甚至可以渲染着一个时代的文化氛围，一定程度上塑造出一个地域的、民族的文化性格。所谓东北人的豪放、山东人的热情、湖南妹子的泼辣、苏杭女子的曼妙，主要是地方文化濡养的结果。

民俗文化有明显的时代性、地域性，同一个节日在不同的地域传播，总会有大大小小的不同，这是个非常复杂的发生学、传播学过程。但是就影响力而言，层级越高，就越带有超越性和高尚性。一村一落的民俗，只要满足普通人六畜兴旺、五谷丰登、老少平安的基本愿望就可以了。一省一市一个国家的民俗，就必然要承担起更为普适的包容的美好的社会责任。层级越高的民俗，越是摆脱了具体的实用价值的，具有了某种道德和信念的力量。是一种普通人难以企及，但是值得所有人仰望和追寻的“星空”。也就是说，民俗出自于俗，却最终指向雅，包含着从平庸生活中超拔出来的向上的渴望。

从这个意义上看，那些打着民俗旗号的“伪民俗”，是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和投机取巧思想在作祟。那些为了旅游开发编造出来的故事，为了满足违章开车免受处罚的侥幸心理而生造“车神”，为了贪污腐败不被发现而求菩萨保佑，为了迎合财色双收的低俗愿望而“创造”出一个裸女坐怀的财神像……都属于上不得台面的伪民俗、恶民俗、丑民俗，是走向了“文化”反面的精神霉菌。

真正的民俗是在民间自发生成的，永远处在不断传播，不断升华、丰富、美化的动态过程中。它符合绝大多数人向真、向善、向美的共同的心理诉求，它所形成的文化氛围对所有人的身心健康和生存发展都无害，它是所有人共同营造又总能反哺于所有人的“文化共同体”。伪民俗是负面的文化，有害的文化，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不会给这种糟粕留下存在的空间。一时的兴盛，迟早会招致灭顶的结果。这一方面是文化自新的内在力量，也是先进的文化思潮、正确的社会力量，以及党和政府恰如其分的干预。民俗的意识形态属性表明，放任自流的民俗经常会跑偏、变质，最终伤害到每一个人。

《礼记·学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这说明主流价值观对民俗的教育、引导是必要的。而对民俗发生影响的理想状态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是适应了文化传承规律的循序渐进，是充分尊重了人民群众基本的认知、审美、心理和既有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之后的“移异”。

（选自刘加民《警惕“伪民俗”》，《光明日报》2019年10月20日12版，有删节）

中国文艺评论史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评论样式--“评点”。“评点”始于唐，兴于宋，成于明。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李卓吾评点《西游记》、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脂砚斋评点《红楼梦》等等，都是“评点体”文艺评论的代表作品。综合、直观、凝练，是“评点体”的主要特征。无论是金圣叹评水浒，还是脂砚斋评红楼，时而把目光聚焦于作品本身，剖析其艺术特色，时而论及作者及其所处的时代，揭示作品背后的社会文化环境，所使用的语言自成特色，三言两语、简短犀利、睿智幽默，常令人掩卷深思或会心一笑。而且，“评点体”紧贴文本展开，既是对原作的再创造又和原作融为一体，为作品经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评点”既提升阅读快感，又促进对作品的理解，具有独特的价值。不过，传统意义上的“评点”其外在形态是用笔写下的语句，必须依存于以文字为载体的原作。随着历史进入近现代，视听艺术蓬勃发展，“评点”也似乎已失去了用武之地。

现在，“弹幕”又来了，评论者对作品的评点可以借助网络工具，以字幕的形式如子弹般密集、快速地呈现在屏幕上，这也是“弹幕”得名的由来。于是，评论的互动性和即时性进一步增强，评论和作品文本的融合度也进一步提高，对此，舆论反应喜忧参半。喜的是“弹幕”的出现，提高了欣赏者和消费者在艺术中的主体性；忧的是不受控制以及低水平的“吐槽”，破坏了作品本身的美感以及艺术欣赏的完整性。

“弹幕”是从互联网的母体中诞生的，弹幕时代的“金圣叹”同样也将在互联网中孕育。作为互联网时代的“金圣叹”，有的时候，他们一条微博，寥寥一百四十字，就能对文艺创作者和欣赏者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外，不少弹幕时代的“金圣叹”还承担着“文化搬运工”的使命，把学院派、理论化的文艺评论转化为大众愿意听、听得懂的格言警句，让评论者与创作者的对话更加直接，评论者对欣赏者的引导更加有效，进而使评论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介入到文艺创作生产、欣赏消费、传播反馈的全链条之中。

可以预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与艺术的进一步融合，“弹幕”还会得到更深远的发展，而其发展路径大体上有两大走向。一是“弹幕”介入的领域进一步拓展，也就是说，“弹幕”的使用或许会逐渐从影视扩展到戏剧、曲艺等艺术门类，尤其是相声、二人转这些本身就具有强烈互动性的艺术门类，可能会较早地与“弹幕”结缘。二是“弹幕”向“平台”的回归。“弹幕”说到底是一种技术，真正有价值的是技术承载的内容。最后，弹幕也许就会成为文艺作品经典化的重要台阶。经过时间的积淀，那些耐人品味的评论将沉淀下来，与原作一起成为网络时代的艺术新经典，将作品的社会意义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

（摘自《中国艺术报》，有删改）

①杨澜（以下简称“杨”）：您看您去过这么多地方，台北、高雄、美国、香港，哪一块地方是您最心爱的？

余光中（以下简称“余”）：这很难说。有人说我是乡愁诗人。我写过好多乡愁诗，可是我觉得我的乡愁呢，不是同乡会式的，不是关乎某省、某县、某村的，因为乡愁可以升华或者普遍化为整个民族的感情寄托。这样说来呢，乡愁就不完全寄托在地理上的某一点，它不仅仅是地理的，也可能是历史的，可以说是历史的乡愁，文化的乡愁，而且在中文里面也可以有所寄托。那一年到东北访问，我在短短的致辞里就讲到，小时候在抗战时就会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还有“万里长征万里长”。那时，我没有去过长城，更没去过松花江，可是整个民族的一个大感情就可以融合在一起。我是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我有一篇散文，结尾两句我是这样写的：“你以中国的名字为荣，有一天，中国亦将以你的名字……”

杨：为荣？

余：没有。

杨：没有这两个字，所以我不是诗人，就要差这两个字才好。

②杨：我们看您的人生经历，觉得您其实并没有遇到过特别大的困难，家庭很美满，生活呢，教书、写诗、写散文、写评论，也是人们想象的比较安定的生活。但您为什么却说“我写作是因为我失去平衡，心理失去保障，而心安理得的人是幸福的，缪斯不会去照顾他们”？

余：一个人不能光看他表面的职业和家庭。他内心有很多心魔，内心世界可能很复杂，比如他的愿望并没有完全达到，那就不是表面上看得出来的。我在21岁时就离开大陆，那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我的好朋友都忽然不见了。我投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要重新来过；而且一个人到了21岁，记忆已经很多了，所以这件事情让我念念不忘，也成为我的一个……心结，一个中国结。

③杨：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喜欢您的诗，但人们的欣赏对象好像发生了一些变化。年轻人喜欢卡通、流行歌曲等那种节奏更快、更有形象感的东西。那么用于看白纸黑字的时间呢，相对就要减少一些了。您觉得未来的诗歌，希望在哪里呢？

余：这个情况不仅仅存在于大陆、台湾、香港。因为媒体变了，价值观也随之改变了。我向来不认为文艺要大众化，而应该小众化。可如果你连小众都维持不了的话，那就有很大问题了，像三毛也好，或者余秋雨也好，到底还是不能跟一个流行歌星比，对不对？可是，听流行歌的跟读余秋雨散文的还是不一样，所以不能够拿来比较。目前的新诗有相当多的毛病，很多诗人如果得不到知音，也应该反省一下，检讨自己的诗是不是能吸引人，这是多方面的因果现象。

④杨：现在年轻一代接触更多的是一种网络上的语言，要想保持中文原来的那种纯粹和一脉相承，已经是越来越难了。您担不担心中文的纯洁度问题，或者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所以也要听之任之？

余：我是相当担心的，也不能听之任之。有学者说，语言就像河流，你不能阻碍它。问题是有河流就有两岸，两岸如果太模糊了，这河流不晓得流到哪儿去了。所以很多人认为语言就由它去，它有它的生命，其实不然。比如说我们目前的中文，如果过分西化的话，中文特色就会荡然无存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