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谭

“谢总，您喝多了。要不要先把事情解决了再开会？”

“喝多了，”我打了一个酒嗝，“有些事你拼了老命也解决不了。招呼大伙儿，先开会。”

会得继续开，项目也得继续做。他们不必知道《大河谭》遇到了多大的麻烦。我对着运河做了十几个扩胸运动，感觉喝酒前的那个自己又一寸寸地回来了。好，开会。

我跟八个年轻人说，抱歉，中午喝了点酒，实在是因为有好消息，又来了个财神，一笔可观的新投资到了。

只有我自己知道，财神没有来，已有的一笔投资却断掉了。就在上午。包视台的朋友在电话里知会我：“项目不做了，领导没信心。”

《大河谭》是我跟台里合作的项目。那天我们又聚一块儿，扯到了叶落归根。我说我爸最近没事就想回老家上坟。问题是，老爷子跑不动了，要去就得我去。更要命的，他老人家年轻时离开故乡，很少回去，我祖父祖母过世时，碰巧都在北京，就近全葬了这里。父亲的祖父祖母和曾祖父曾祖母埋在故乡的哪一块坟地里，他完全记不清。他只模模糊糊记得，上坟，要坐摆渡船从河北岸到南岸。祖宗就埋在运河边上。运河流经我老家那一段，少说几十公里，我到哪里找。领导说：

“你老家的运河？哪个运河？”

“当然是京杭大运河。”

“这事你得干，”领导一拍大腿，咣一声，我真听出了银钱落地的声音。“大运河正申遗，上头要求台里配套上档节目。你来做。”

“怎么做？”

“我要知道怎么做还用得着跟你说？”

也是。领导的工作就是下命令，怎么干是下属的事。“这个，可观？”我把右手拇指和食指狠狠地捻了捻。

不必遮遮掩掩，他们都知道，我缺钱。离了，为了每月高额的抚养费，我得赚钱。

领导说：“上头的任务，还能亏待你？”

我也把大腿拍出了金银落地的响动，“成交。”

其实我对大运河没什么研究。现在不一样，折腾来折腾去，我差不多也成了半个运河专家。开始我只想从这个项目里套点钱。但行程过半时，我突然对这个项目有了感情，不由人。这当然跟父亲整天在我耳边唠叨有关，他整天说他那十九岁就离开的故乡，运河穿城而过。他老人家老是梦见小时候的运河：水是如何的清，两岸人家都在河水里洵米洗菜；撑竹排的人如何勇猛，大雨时涨水，他们舞动船篙跟漩涡搏斗；他还梦见上学路上，那个每天清早都在水门桥上练习周信芳唱腔的白衣女人，这些年她一点都没变老。据说，人对死亡有预感，临近生命尽头总会做童年的梦。母亲认为，这怨我，因为我整天把运河挂嘴上，老头子才动了凡心。

如果有人成天在你耳边唠叨一件事，那事哪怕再乏味，长此以往你也会莫名其妙地生出感情。父亲张嘴闭嘴大运河，慢慢地还真就把我说成“大运河的孙子”了，他自认是“大运河的儿子”。反正大运河成了我们爷儿俩的祖宗。

不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的确越来越了解大运河了。因为了解越来越多，开始有点理解了。我不从道理上去理解，而是从故事、细节，从血肉丰沛的运河边的日常生活去理解它。我们采访过一位运河专家，老先生不说大道理，就讲他七十九年来如何与运河纠缠在一起，文字、图片、声音、视频，他自己的、朋友的，全媒体展示，那四十五分钟就像他与运河共同的自传。片尾是老先生缓慢独行在运河边的视频，拍摄时阴天，快收工时突然云开日出，西半天霞光万丈，他漫长的细瘦影子平地生长，瞬间就横贯了半个运河。

“这个镜头让我想起了敬业、忠贞和相依为命，让我想起了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让我想起了命运、光芒和不废江河万古流。”

这样的故事我们搜集了很多。跑船的，打渔的，在运河边开了几十年店铺的，修了几十年船只的……

慢慢，我开始上心了。这个行当需要上心，但这个行当又害怕上心。上心意味着可能做出好片子，更意味着必须加大投入，慢工出细活儿。我决定把《大河谭》弄成个精品。前期的投资早用光了，我把手头能挪用的钱全塞进去了。正满脑门激情，等着接下来的资金，电视台的哥儿们一瓢冷水浇下来：

“兄弟，领导没信心。觉得大运河申遗成功可能性基本为零：一是大运河济宁以南还在运行，跟遗产扯不上关系；二是他们出差看了德州和沧州一线的运河，都成臭水沟了，有的地方连河床都找不到，消失的东西，‘遗’在哪里！所以，不成立。”

中午，挂了电话，我抡起手机转了一个大回环，还是塞进裤兜里。真想把它摔到领导脸上。我进书房坐下来，把一张A4打印纸折成四半撕开。在两张纸上分别写上“继续”和“终止”，团成阄，放进毛竹做的空笔筒里。我又找来两张纸，又写了两个“继续”，窝成一团投进笔筒。我揺啊摇，晃啊晃，倒扣在桌面上，闭上眼在纸团中捏起一个，打开……

然后从书橱里找出存了十年的那瓶茅台，拎到饭桌上。那顿饭吃完了也到了下午，我摇揺晃晃来到工作室。

八个年轻人，八张蓬勃向上的年轻的脸。我说：“现在新的资金即将注入，对《大河谭》接下来的编辑策划，有没有信心？”

“有——”

他们把声音拉得跟一千七百九十七公里的京杭大运河一样长。他们有信心，我就有信心。人到四十，我经常觉得力量并非来自深思熟虑，而是源于激情。激情没了，想得再明白都白搭。手托腮帮一不小心就会耗掉一辈子。

“你们有，《大河谭》就有。”

（节选自徐则臣长篇小说《北上》有删改）

链接：徐则臣，1978年出生于江苏东海，2019年8月，《北上》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因为要写《北上》，这几年徐则臣把京杭大运河从南到北断断续续走了一遍。这一路旷日持久的田野调查改变了他对运河的很多想法。他认为，亲身经历是一种无法替代的感受，这对写作非常有用，或许最后不一定用在小说中，但去过现场后再写，会觉得内心特别笃定。

①我一直认为，文明的研究是最合适、也最需要运用比较方法的学术领域。

②在人类近五六千年的历史中，曾经产生过不少文明，各自由微而著，由盛而衰，分别有其特殊的贡献。大家知道，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开列了21个文明。这一数目未必妥当，考古学家丹尼尔在《最初的文明》等书里，所举有独立起的古文明就有9个。无论如何，世界上的文明是多元的，人类的历史所以绚丽多彩，正因为这样。

③然而，承认世界文明的多元性并不是很容易的。站在一种文明的位置上，每每认为其他文明只是本文明的派生物，如果不是，也是次等的，不足称道的。实际上，如马克思指出的：“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只有在欧洲工业革命和所谓地理大发现之后，从世界的角度研究和比较各种文明才成为可能。就中国而言，晚明时开始了中西文明的遭遇、交流和碰撞，于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潮流和运动。文明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凸显出的。

④不知道有多少中外学者谈论过中国文明的特点，看法虽纷纭不一，但在一点上可说是相当一致的，就是中国文明有独特的持续性。与中国古代文明并时兴起的古埃及等文明，都未能像中国文明这样绵延久远，迄今不衰。这确实是极值得探索的大问题，不比“李约瑟难题”逊色。

⑤谈到绵延久远，即涉及文明的起。最近我常有机会讲，在自然史和人类史上有五个“起”， 都是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即：  。探讨文明起的论作，很早就有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专门研究了从野蛮到文明的过渡，是我们都熟悉的。

⑥1929年9月，郭沫若先生为自己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作序，说明：“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的续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郭沫若先生强调：“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组织成的社会也正是一样。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 。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我们的要求就是要用人的观点观察中国的社会，但这必要的条件是须要我们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

⑦1986年，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写了一篇论文《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新说的草稿》。他引了上述郭沫若先生的自序，评论说：“这几句话所代表的观点在当时是有革命性的，它打破了中国学究孤芳自赏的传统，将中国社会史放在社会科学一般框架中去研究。……但是他只把该说的话说了一半，因为我们今天新的要求是要用中国社会的观点观察人，而如此做必要的条件也是‘须要我们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张光直先生提出：“我相信中国研究能在社会科学上作重大的一般性的贡献，因为它有传统的二十四史和近年逐渐累积的史前史这一笔庞大的本钱。世界古今文明固然很多，而其中有如此悠长的历史记录的则只有中国一家。……这批代表广大地域、悠长时间的一笔史料中，一定会蕴藏着对人类文化、社会发展程序、发展规律有重大启示作用，甚至有证实价值的宝贵资料。”

⑧这里应该指出，郭、张两家的论点固然有着区别，但是仍有其根本的共同点，这就是人类社会与文明的发展有着普遍的规律，而研究中国的文明对于探求这种普遍规律是重要的。张光直先生的文明起新说，正是由普遍规律着眼的。

⑨关于中国文明起，还想说几句。经过几十年的发现和研究，至少在中原地带，考古文化的链环已经连接起，从仰韶、龙山，以至夏、商、周，文明的萌生形成，直到发扬光大的历程，应该说尽在视野之中了。但是这一历程还有很多环节有待具体化，有关研究需要深入，理论水平更应当提高。更重要的，是要用新的方法和手段去研究。

⑩作为“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策划时便确定是“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和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其研究途径则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交叉结合。“十五”的“中国古代文明起及其早期发展预研究”，继续了这一研究途径。“预研究”将制订今后探索中国文明起发展的规划，相信在新世纪中，很快会出现研究探讨中国文明的新局面。

（ 李学勤《 探索中国文明的起》）

何谓“精神”？就字源来讲，“精”是细微之义，“神”是能动的作用之义。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精微的内在动力，也就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一定文化创造出来，并成为该文化思想基础的东西。

中国文化丰富多彩，思想博大精深，因而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也不是单纯的，而是一个包括诸多要素的统一体系。这个体系的要素主要有四点：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其中，“天人协调”思想主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崇德利用”思想主要解决人自身的关系，即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和与中”思想主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君臣、父子、朋友等人伦关系；而“刚健有为”思想则是处理各种关系的人生总原则。四者以“刚健有为”思想为纲，形成中国文化基本思想的体系。

“刚健有为”的思想源于孔子，到战国时期的《周易大传》已见成熟。《周易大传》提出来的“刚健有为”思想包括“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两个方面。《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运行，永无已时，故称为“健”。君子法天，故应“自强不息”。“自强不息”也就是努力向上，绝不停止。《周易大传》所说的“刚健”，还有“独立不惧”“立不易方”之义，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独立人格。

《象传》又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即顺，“载物”就是包容许多物类。君子应效法大地的胸怀，包容各个方面的人，容纳不同的意见，使他人和万物都得以各遂其生。《周易大传》认为，健是阳气的本性，顺是阴气的本性，在二者之中，阳健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而从上述两句话的关系来看，自强不息是自立之道，厚德载物是立人之道；自立是立人的前提，立人是自立的引申。可见，“刚健有为”的思想以自强不息为主，同时包含厚德载物的系统。

作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刚健有为”精神，其具体表现或凝结的文物、制度、风俗，可谓俯拾皆是。就文学人物形象而言，《列子·汤问》中每日挖山不止的愚公、鲁迅笔下“每日孳孳”的大禹，都体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就文学艺术题材而言，从古至今无数骚人墨客所吟咏、所描绘的青松、翠竹、红梅之类，也都体现着这种精神。就制度风俗而言，只要翻一翻历史，就不难发现中国的农民起义、变法革新何其多，而把“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当作变革和革命的理论根据的又何其多。

厚德载物精神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一样，也是中国文学艺术的重要主题。北宋哲学家程颢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可以说为中国的以山水花鸟虫鱼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的一般主题做了诠释。汉唐时期，中华民族对域外和少数民族的文化产生极浓厚的兴趣，大力搜求，广泛吸收。从名马到美酒，从音乐到舞蹈，从科学到宗教，无不兼容并包，其气度之闳放、魄力之雄大确实令人赞叹。这是厚德载物精神在对待外来文化方面的表现。

（摘编自张岱年《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从建安^①时期开始，文人多数是在朝做侍从供奉，或在外作一薄宦，或靠府主为生。这个情形，到了唐代更甚。唐代的社会是贵族的社会，唐代的政治掌握在门阀手中。中唐以来，地方割据的势力瓜分朝廷的政权，各节度使又每成一个小朝廷，能养清客。这时候的书生多出身于清门，他们却多在华贵的社会中作客，譬如：李白只是朝中权贵的客，杜甫只是地方节度使的客。中、晚唐诗人的作客生活尤其表显这情形，直至五代不曾改。经五代之乱，世族社会式微，到了北宋以后，文人每以射策^②登朝，致身将相，所以文风从此一变，直陈其事，求以理胜者多。诗风从此一变，以作散文的手段作诗，而直说自己的话。以前读书人和统治者并非一事，现在差不多是一类了；以前的诗人寄居在别人的社会中，现在可以过自己的生活了；以前诗人说话要投别人的兴趣，现在可以直说自己的话了。总而言之，以前的诗多是文饰其外，现在的诗可以发挥其中了。以前是客，现在是主了。社会组织之变迁影响及于文人的生活，文人的生活影响及于文章之风气。

――改写自傅斯年《文人的职业》

注：①建安：东汉献帝的年号。②射策：宋代科举时，考生针对皇帝的策问，提出应对之方略

神奇的基因疗法：人类健康长寿的希望

随着人类遗传学的发展，研究人员认识到，人类最基本的遗传单位是染色体上的基因，基因是“制造”和“操纵”人类机体的蓝图，它指挥着细胞合成人类生命的基础——蛋白质。但是，当基因发生变化时，其编码的蛋白质不能履行自己正常的功能，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疾病。

经过多年的研究，研究人员寻找到了多种纠正缺陷基因的方法，其中最普遍的方法是将正常的基因插入基因组非特定的位置以取代有缺陷(也称为失效或致病)的基因。在这种方法中，研究人员通常会利用被称作传病媒介的载体将正常或治疗基因递送到病人的目标细胞中。目前，最常见的传痛媒介是已被人为改变携带了人体正常DNA的病毒。病毒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方式将白已的基因递送到人体细胞中，致使人体发病。研究人员试图除去病毒基因组中导致人体患病的基因，并加入治疗基因，然后利用病毒递送基因的特殊能力医治人类疾病。

当病毒性传病媒介在抵达目标细胞(如肝或肺细胞)后，它便将携带的治疗人类基因的遗传物质“卸下”留在目标细胞中。在治疗基因给出的遗传指令下，细胞开始产生具有相应功能的蛋白质，从而恢复目标细胞的正常功能。通常，用于基因疗法传病媒介的病毒类型包括：逆转录病毒、腺病毒、腺相关病毒(AAV)和疱疹单式病毒。不同的病毒在人体中攻击的目标各不相同，因此它们在作为传病媒介时，携带的治疗基因和目标细胞也不尽相同。

当然，除利用传病媒介递送治疗基因治疗疾病的方法外，还有其他几种非病毒递送基因的方法供研究人员选择。其中最简单的方法是直接向目标细胞“注入”治疗性DNA，然而这种方法应用范围十分有限，原因是它只适用于少数人体组织，却需要大量的DNA。现在，研究人员在实验将一条人造染色体或者称第47条染色体注入目标细胞中，这条人造染色体将与人体细胞中的23对(46条)染色体并存，不影响它们的工作或引起它们发生突变，同时也不会受人体免疫系统攻击。研究人员希望能将人造染色体作为一个大的传病媒介，携带大量的遗传密码。这种方法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将如此之大的分子递送到目标细胞的核内十分困难。

尽管基因疗法从理论上讲具有很强的可行性，但在实践中却遇到了不少的困难。美国首例基因疗法临床试验开始于1990年，至今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1999年，18岁的杰斯·格尔辛格接受试验性基因疗法治疗鸟氨酸转羧酶缺乏症时，在治疗的第4天由于多器官停止工作而去世。据认为，用作传病媒介的腺痛毒引起人体免疫系统强烈反应是导致杰斯死亡的原因。

研究人员发现，有不少因素影响了基因疗法治疗遗传疾病的效果，其中包括基因疗法自然生命短、人体免疫系统反应强烈、病毒传病媒介存在的问题和多基因疾病。具体来说，治疗性DNA不易“融入”基因组以及许多细胞的快速分裂这两方面的问题，导致基因疗法无法取得长久的治疗效果，病人不得不多次接受治疗；人体免疫系统对“入侵者”的强烈反应影响了基因疗法的有效性，同时免疫系统产生的免疫反应导致病人重复接受基因疗法的难度加大；病毒传病媒介会给病人带来潜在的危害，如毒性、免疫及炎症反应。此外，人们担心传病媒介在进入人体后也许会重新恢复致病的活力；对单基因变异引起的疾病来说，基因疗法是最有效的方法。但是实际上，人体许多疾病是由多基因变异引起的，因此单基因疗法难以奏效。

(选自《科技日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