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城市的知音

①1932年，“一·二八凇沪抗战”以失败告终，20岁的侯仁之在苦闷中彷徨。弟弟侯硕之的一句话，让他下定决心放弃曾想从事的医学，投考历史专业。弟弟的那句话是：“学医，只能给个人看病。学历史，可给社会治病！”这一年，侯仁之考取燕京大学历史专业。

②1937年抗战爆发后北平沦陷，燕京大学成为沟通沦陷区、解放区和大后方的秘密通道。当时正在读研完生的侯仁之承担了将爱国学生送往解放区或大后方的工作。抗战胜利一年后，侯仁之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求学。

③在英国期间，侯仁之逐渐接受了历史地理学的理念。他意识到，沿革地理存在明显的局限性。1949年，侯仁之学成归国，并将历史地理学引入中国。从此，一个新的、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学科逐步建立起来，侯仁之成为公认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第一人”。

④要搞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大量的实地调查必不可少。在张家口考察期间，侯仁之发现一段长城与众不同。深感疑惑的侯仁之回来后立即查资料，最终确认这是明后期沿着长城开设的“马市”。如今这种贸易已消失在历史中，但却由遗留的建筑记录下来。从此，他的研究兴趣由“历史”转向“地理”，而野外考察和考古研究，也成为贯穿他学术生涯的重要内容。

⑤1958年以后，侯仁之开始了沙漠研究。当时有人认为，沙漠地区不仅文献资料少，而且调查访问都很困难，难以开展历史地理研究。侯仁之反驳道：“必须勇敢打破旧传统，坚决走出小书房，跳出旧书堆。”此后数年，侯仁之连续奔赴西北沙漠进行考察。

⑥1964年夏天，侯仁之在陕北榆林附近的沙漠考察统万城。统万城是5世纪一个少数民族小王朝的都城，已在沙漠中沉寂了千年。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侯仁之得出结论，统万城的沙化，是人类不合理活动的结果。那时，人们普遍认为西北沙漠中很多古城被废弃是“大漠流沙”造成的。而侯仁之却证明，这是“肤浅的广为流传的错误观点”，人类活动才是造成沙化的主要原因。这直接为后来人们治理沙漠打下了认识基础，侯仁之也因此成为“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先驱”。

⑦在这次考察中， 侯仁之还纠正了一个普遍的说法：榆林三迁，即榆林因流沙侵袭而被迫三次南迁。侯仁之证实，榆林不仅没有三迁，反而在原址五次扩展。古城榆林终于明晰了自己的“身世”。

⑧在学术生涯中，侯仁之梳理过脉络的城市有很多。承德、临淄、邯郸、芜湖、敦煌……在侯仁之的慧眼下，一个个城市的前世今生或者得以浮现，或者更加丰满。他对许多城市做了深入的研究，充满着热爱。对他而言，北京有着更重要的意义。侯仁之曾说：“我对北京，是知之愈深，爱之弥坚。”

⑨侯仁之在北京定居60年，为北京倾注了大量心血。比如有800多年历史的卢沟桥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进京要道。卡车、拖拉机往来穿梭，卢沟桥受损严重。侯仁之对此心急如焚。他写了《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一文，发表在《北京日报》上。6天后，北京市政府决定，卢沟桥禁止机动车与兽力车通行。如今，经过多次整修的卢沟桥已经得到妥善保护。侯仁之最为人所知的壮举是保护莲花池。正是因为他的积极奔走，原本要建在莲花池上的北京西客站主楼东移了100米。“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北京城的血脉得以保留。

⑩当然，与他的研究相比，这些事还只能算作“信手为之”。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里，他以历史地理学的眼光， 解决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等关键性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侯仁之，人们可能无法充分解读北京的厚重和韵味。

（摘编自高毅哲《侯仁之：城市的知音》）

医学的“混账”王一方

在我们的日常交往中，有些词语是需要进行一番甄别的。譬如“混账”，本来意义是商务交往中的“账目混杂”。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混账”变调了，逐渐演化成一个道德感、情绪感都很强的训斥语。其实，这世界是复杂的，许多事、许多学问都遵循“混沌”的原则与规律行事，不会全是“小葱拌豆腐”，需要“王顾左右而言他”。因此，我们不能完全以会计或审计的头脑处事，把“混账”的眼光与多元的思维统统打倒。

无疑，人类认识自身的医学是复杂的，它的身份就有些“混沌”。医学是什么？一直是一个问题，是科学？是人学？在国人这里，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罗大众，都坚信医学是科学，只有“一小撮”人文学者认为医学也是人学，但在西方，“医学不是科学”的认知却是十分普遍的。或者可以折中一下，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基础医学是科学，临床医学更多的是技术与艺术，因此，诺贝尔奖的医科分项叫“生理学及医学奖”。

如果遵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传统与立场，医疗活动中的许多程序与内容是必须入“另册”的。譬如“病因”，科学的病因学必须是客观的，因果链条的演进关系是循证的、确凿的。统计数学的导入提升了医学群体研究以及疾病规律认知的水平，但是无法突破“个体”医学研究的复杂性“高墙”，抵达“个体”人类的多样性、复杂性包裹的“真理内核”，因此，许多情况下，尤其是个体疾病的因果分析都是推测性的、或然的、片面的。现实的研究瓶颈是“脑科学”的精微奥秘至今迷雾重重，人类的生物学属性与灵魂性，即心理、社会、人文属性无法在这里融会“并账”，只能简单“混账”。

病因学的“混账”必然波及到治疗学，科学的治疗应该是针对真实病因的“靶心”处置，但无奈我们很多情况下，无法寻找到真实的、彻底的、完整的“靶心”，也就无法给出病因学治疗，而只能做发病学、症状学处理，甚至只能做泛化的准心理学治疗。心术不纯者更是为了提取药品奖励，把有用的，没用的，甚至有害的药品统统堆上去，开的不仅仅是学理上，更是良知上“混账”的处方。

回顾一下近代医学的历史，检点一下自己的医疗行为：医学都干了些什么？都能干些什么？美国有一个不知名的撒拉钠克湖，湖畔有一座医生的墓庐，墓碑上这样写道：“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个墓志铭真实地表达了近二百年来人类医学与医疗的心态与姿态。

也许，仅仅从理论医学与伦理的层面来讨论有些“干涩”，我们可以回到鲜活的医疗生活中来“拉家常”。一个医师与病人共同的日常经验就是﹣﹣疼痛。在临床上，疼痛是最普遍的主诉，最直接的求医动因，是底座最庞大的“冰山之尖”。因此疼痛治疗遭受的社会批评也最多，如“治标不治本”的症状学处置，“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治疗，其实，根子都在疼痛形成、表现的多元性、多样性、复杂性上。每一次疼痛的发生与演进都有一个精彩的人生故事，都是一个心理、社会事件，甚至是一个精神事件，仅仅从生物学向度去解读是分内的，省事的，但也是苍白的，片面的。许多临床大夫不愿意接受“混账”的多元探究思维，而惯性地循着生物学还原论的思路继续“分账”下去，一时恐怕也难以指责他们。不过，一旦脑科学的秘密被破译，生物﹣心理﹣社会﹣人文的交换密码与机制被找到，局面就会发生巨变，到那时，人类不仅可以轻松地疗治疼痛，还将在更广阔的天地里认识生命、疾病、死亡，驾驭自身的命运。

风物长宜放眼量，如果着眼于未来医学的远景，着眼于医学的“必然王国”境界，当下还应该有那么一些对“混账”的宽容。

（选自《读书》2006年第2期，有删改）

材料一：

近日，一项调查显示，46%的人认为出门不带手机比出门下雨没带伞的情况更糟糕，而手机未带或被偷就感到紧张的人则高达90%。这些数据表明，手机在日常生活中正扮演着愈发不可或缺的角色。

与此同时，有关“手机使用依赖症”的说法甚嚣尘上，认为频繁使用手机是一种新的心理疾病，并与孤僻、自卑等性格画像联系起来。这些把手机使用与心理健康相对立的观点，反映着现代医学对身体话语权的争夺，而现象背后的时代变化，却往往被搁置一边。

其实，“手机依赖”不一定是人们“离不开”手机，比如有的人出于工作需要需实时关注讯息，有的人因消费支付不得不“机不离手”；有时候，手机还承担着某种象征性功能—如果在社交场合中，你不太想和别人说话，那装作玩手机不失为一个避免尴尬的借口。

(摘编自《别把“手机依赖症”太当回事儿》，《广州日报》）

材料二：

（资料于“德勤咨询”）

材料三：

近年来,呼吁警惕“手机依赖”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大。这种呼吁的初衷不难理解，但“手机依赖”真的有那么可怕，值得如此忧心忡忡吗？其实，到底何谓“手机依赖”，从来就缺乏一种准确的定义。 在今天这样一个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对日常生活的介入越来越深，与人的紧密性越来越强。

当然，当“手机依赖”被作为一种问题看待时，它往往被默认为是一种需要干预的“心理疾病”，比如使用手机在一些人那里成了下意识的行为，空闲时间被完全用手机来打发。这种倾向确实不值得提倡，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要防“沉迷”。它对应的可能是时间的浪费，甚至是生活方式、人际交往的“异化”。

（摘自《理性看待大学生“手机依赖”》2018年4月24日）

材料四：

“手机依赖症”的典型心理是，手机必须随身携带，如果没带手机就会坐立不安、魂不守舍；并且即使没有明显需要，也常常会不自主地看自己的手机，一旦信号不满或者电量不足之时就会非常没有安全感。

手机的出现本来是为了使沟通更加便利，然而在手机依赖症的裹挟之下，过度使用手机却使人们变得更加孤独。手机等多媒体工具会让人们陷入一种持续的“多任务”状态，甚至会导致“注意力缺失”，以及思维和语言的碎片化，非常不利于逻辑思维的进行。特别是对于青少年而言，智能手机的功能异常丰富，原本应该是睡觉的时间可能玩兴正浓——还在不停地刷微博、聊微信、玩游戏等，打乱了正常的生活规律，导致第二天精神萎靡。有研究显示在床上使用1个多小时手机等会发光的电子产品，会阻碍人体生成褪黑素，生理周期将受到影响，并使睡眠处于浅状态。人体生物钟长期被打乱，则会影响新陈代谢、情绪、免疫力，导致疾病多发。

（摘自《手机依赖症危害大 可使身心受累 》）

材料一：

机器人新闻是使用算法自动从结构性数据中生成的新闻，这种依赖数据生成新闻的程序一旦开发出来就可以高速生产出海量的内容。所谓机器新闻写作是一种自然语言生成引擎，利用算法程序，通过采集大量的各种题材及高质量的数据，建立各种分类的庞大数据库，借助人工智能（AI）实现从数据到认识、见解和建议的提升和跨越，最后由机器自动生产新闻。由此可见，机器人新闻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自动化，因此也可以称之为自动化新闻。

目前热度正居高不下的机器人以其强大的精准性、时效性和数据挖掘能力在新闻领域中脱颖而出。通过“多、快、好”且本来就备受关注的新闻消息吸引并锁住大众，机器人新闻俨然成为了媒介抢占市场的一把利器。

紧随着西方国家将机器人应用于新闻生产的成功实践，近几年来，把机器人撰写新闻稿件应用于新闻生产过程也在国内新闻生产领域得到了极高的重视和推广，并在体育、财经、地震报道等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完成的报道也主要是那些标准化程度较高的消息、快讯等新闻题材。

（摘编自《机器人新闻：开启新闻生产模式新样态》）

材料二：

最先出现的腾讯梦幻写手，第一次将AI（人工智能）写稿机器人应用于国内新闻生产中；新华社推出的“快笔小新”则是开启了央媒机器人写稿的先河；今日头条的“张小明”让写稿机器人的技术水平提升到了2.0的时代。其它的如阿里巴巴与第一财经、南方都市报等都争先恐后地加入到利用机器人生产新闻过程的大潮中，并推出了自己的新闻机器人“DT稿王”和机器人“小南”。人工智能机器人可以促进传媒业传统思维的转化、采编流程的优化以及内容结构的深化，日渐成为新闻生产过程的最佳触媒。

人工智能在目前还没有办法取代人类的创造力和思辨能力，但人工智能在数据的处理能力和处理速度上的优势是传统记者所无法比拟的，物联网时代的海量传感器可能使媒体面临更多的大数据挖掘报道，这将使机器人新闻的优势持续扩大。

同时，机器人新闻可以用来满足受众的个性化阅读需求，人工智能也能轻松地对每个用户的阅读习惯进行分析，进而生产定制化的新闻产品。

那些重大的与人们切身利益相关又无法通过实时直播传输的讯息，比如初发地震、突发性洪涝灾害等专业新闻媒体可能无法实时记录的场景，对于机器人新闻来说并不值一提，通过实时数据检测和数据分析，算法会自动识别、筛选和数据处理，在几秒钟的时间内将消息发布和传达给受众，并且精准、有效。

（摘编自《新闻写作机器人将被普遍应用》）

材料三：

目前的AI写作还处于初级阶段，但是它背后的潜力依然让“靠写字谋生”的笔者不能平静。如今，业内都在讨论AI的“奇点”，“奇点”可以理解为AI从目前的弱人工智能变成强人工智能。李开复认为，从目前的弱人工智能到强人工智能（如同人类可以推理和解决问题的AI）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是从强人工智能到超人工智能（超越人类的智慧）可能仅仅需要一天的时间。

虽然当下，写作者还可以惴惴度日，但高枕无忧的写作时代已经结束了。如果奇点真的来临，作为写作者的人的价值真的毫无存在的必要了吗？

雨果科幻文学奖获得者，《北京折叠》作者郝景芳给出了她的思考：“在未来，工厂机器流水线留给机器人，人会以更加富有创造性的方式与流水线竞争。人的独特性会体现出来：思考、创造、沟通、情感交流；人与人的依恋、归属感和协作精神；好奇、热情、志同道合的驱动力。”人和机器人最大的差别不是计算能力和文字转化，而是人的情感、道德内核以及对现实世界的观察与思索。你给AI再多次的训练，它也只不过是更改一个个值对应的函数和概率，却理解不了这些值背后的含义，更不用说从海量信息中挑选出有价值的信息来作为新作品的题材了。创造者的个性化思考才是文字作品的价值所在！

（摘编自《机器人书写时代到来，营销行业将被彻底颠覆》）

草帽面

宋梅花

甘城的这个夏天，确实热得古怪。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稀奇事：在甘城小学旁的一条小巷内，来了个卖热面的，卖的是普通的葱花肉丝面，可人人都说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面的香味。常常凌晨两三点了，还有很多人坐在那里吃的吃等的等，像好久没吃东西了。随后再有人来，就找个地方，或站或坐，边聊边等。

卖汤面的小摊主，推着板车，每天晚上十点准时到来。板车篷架上挂着一张旧招牌，写着三个并不漂亮的毛笔字：草帽面。小摊主的头上总是戴着一顶草帽，从没摘下来过，像是他做生意的象征。

要吃面的人很快就排队了。吃草帽面，好像成了这个夏天的一种时尚。就是那些在酒馆茶馆刚出来的人，也往往会相约一句：“走，吃草帽面去！”无论吃面的队排得多长，卖面的师傅总是不紧不慢，不吭一声，一碗一碗地细心配料。他卖的面条，不是超市里买的机器面，而是手工制作的碱水面，一天就准备那么多。卖完后就大声说：“面没了！”语气中含着三分遗憾和五分歉意。后面的人听了，只能摇摇头，等明天晚上早点来吃了。

在他们心里，草帽面比大闸蟹还要好吃，还要香。

那头有个摆摊烤羊肉串的，看见草帽面生意火爆，非常羡慕。烤羊肉串的悄悄观察了好几天，不久便也卖起热面来。并且做了个漂亮的大招牌，人们只要经过那条巷口，就能看到“草帽面”三个金色大字。

小巷似乎更热闹了。烤羊肉串的很快就尝到卖草帽面的甜头。可好景不长，到他跟前吃面的人就越来越少。那些人宁愿排队，也要等那个老摊摊的热面吃。烤羊肉串的就纳闷了。他悄悄地拉住一个老吃面的人问：“为何人们都爱吃他的面？我的面条无论是材料还是做法，都和他做的差不多啊！”那人仔细打量了他一番后说：“因为你的头上没戴草帽啊！”“啥？这怎么说？都是草帽面，跟戴不戴草帽有什么关系呢？”

那人望了望那顶“草帽”说：“关系可大了。你知道吗？他是个复员军人，在部队是炊事班班长。有一次抗洪抢险，他差点被洪水冲走，幸亏被一块大石头挡住，才保住性命。可他的一块头皮，却被什么东西旋走了，从此留下一个很难看的大疤。为了生活，为了家里人，他才晚上出来卖热面。很多人去吃他的热面，除了面好吃，主要就是冲着他头上的那顶‘草帽’啊！”

三天后，烤羊肉串的老板又出摊了。不过不是卖热面，而是照旧烤羊肉串。只是在他身后，多放了些小塑料凳。很多要排队的人，都可以坐在他这儿等着吃草帽面。渐渐地，烤羊肉串的生意也给带动起来了。

（选自2018年第2期《微型小说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