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形成总是与特定的文化背景、特定的民族和地域相联系，因而经典具有了某种特殊品格。但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还表现于它的超时代价值。《论语》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体现了春秋时期政治体制及伦理关系中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内含从普遍的文化层面加以阐释的可能，例如，今天我们可以从责任意识和义务意识的层面进行阐发，思考如何使个体充分履行各自义务的问题。经典不仅有超越时代的价值，更有超越地域的世界性的意义。真正的经典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它是世界文化共同财富的组成部分。中外经典，概莫能外。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西方文化中的经典，其重点讨论的正义问题的意义和价值不只适用于西方；儒家典籍《论语》讨论的仁道原则，其意义同样超越中国。在不同的文化尚未相互作用时，这样的意义也许隐而不彰，但当不同文化彼此相遇，经典的世界性的意义就会显现出来。

承认经典具有普遍意义，就意味着我们要开眼界。在阅读、理解经典的过程中，如果眼界封闭，常常会给经典的理解带来多方面的限制；而视域的扩展，则有助于更深入地把握经典。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引进来，借鉴西方历史演化过程中积累的文化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主动走出去，参与世界范围的百家争鸣。不管是西方文化的引进来，还是中国文化的走出去，都既要以其各自的特殊内涵为背景，也要以它们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为前提。

承认经典具有普遍意义，还要再反思。再反思就是在承认经典所拥有的超越时代与地域的普遍性的前提下，对时下一些流行看法进行理解和反思。如“以中释中”，即以所谓纯粹传统中国概念去理解中国的问题，这种思路明显忽视了经典的普遍意义。外来语已逐渐输入并融入现代汉语，这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外来思想和观念内容。当我们用受外来语影响的现代汉语去理解经典时，相应地也受到外来语背后的深层思想和观念的影响，因而，试图以“纯而又纯”的中国观念去解释以往的经典，事实上已缺乏可能性。与之相比，王国维在20世纪初所倡导的“学无中西”的观念则更具有开放意识，他就是在当时世界文化融合的背景下，以世界文化视野来反思和理解多样文化经典的。近代梁启超、章太炎、梁漱溟等大儒者，他们尽管以回归或延续儒学为学术旨趣，并对西方文化有各种批评，但他们对以往经典的诠释在不同层面上都受到西方外来观念的影响，都体现了“学无中西”的理念，这也就是他们的学说被称为“新儒学”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杨国荣《经典的意义》）

一般认为，“创造性”概念起源于西方基督教文化。最早的西方创造性观念是《圣经》中的创世记述。在基督教传统中，创造性专属于神。人没有能力创造新东西。根据《旧约》中关于神的创世记述，圣奥古斯丁发展出一种为后世所有基督教神学家所遵从的教义，即神不是从一种业已存在的质料中而是从无中创造了世界。从无中创造是专属于神的特权，根据已有材料产生作品的人类艺术家远远不能与神性创造者相提并论。

现代的“创造性”概念始于文艺复兴时期，从那时起，创造开始被视为源于个人的能力，而不是神。但这一转变是逐渐进行的，直到启蒙运动时期才变得明显起来。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艺术家和诗人的成就开始受到更广泛的赞美，人们将“神性”与但丁和米开朗琪罗等人联系起来。但是说诗人（更不要说艺术家）在创造，这种讲法仍然罕见和异常。17世纪时，波兰诗人兼诗歌理论家沙比斯基开始谈到诗人的“创新”，可以说是第一次使用“创新”一词的人，不过，他还是把创造性视为诗歌独享的特权，认为其他艺术都只是在模仿和复制。关于我们现在所谓的“创造性”，西方思想中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18世纪。诗歌、音乐和视觉艺术第一次被归于美的艺术，美的艺术成为一门新学科，浪漫主义运动将艺术家的位置擢升到其他所有人之上。艺术家不再受理性或规则的指导，而是由感受与情绪、直觉与想象来支配。艺术家产生新颖的、原创性的东西，达到最高成就的艺术家是一位天才。然而，在18世纪的法国，创造性的观念遇到阻力。人们认为人类的心灵不能创作，它所产生出来的东西都带有其原型的烙印。

到了19世纪，“创造性”的概念才有了前所未有的彻底转变。从无中生有的要求被放弃了。创造性变成了新事物的制作，而不是从无中做出东西来。虽然并非每一种新颖性都称得上是创造性，但创造性最终是靠新颖性加以界定的。创造性进入了艺术语言，不仅如此，它也成为艺术的专有属性。“创造者”变得与“艺术家”同义，就如同过去“创造者”和“上帝”是同义词一样。到了20世纪，“创造性”一词开始被用于艺术以外的其他人类活动领域。

创造性概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这个概念反映了人类关于认识中的规则与自由的看法，更因为它是不断发展的、因时而异的和与文化相关的。时下，培养创造力的书籍和手册铺天盖地，研究创新机制、创新方法是最时髦、最来钱的课题之一，建设“创新型国家”已成为国策。如此强调“创新”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现象，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它的种子在中世纪晚期现代性形成之初就已经埋下了。现代性的倡导者们竭力主张现代优于古代，强调抛弃传统，以把人类提升得更高。

（摘编自《文汇报》张卜天《“创造性”概念的历史》）

材料一：移动支付也称为手机支付，就是允许用户使用其移动终端（通常是手机）对所消费的商品或服务进行财务支付的一种服务方式。单位或个人通过移动设备、互联网或者近距离传感器直接或间接向银行金融机构发送支付指令产生货币支付与资金转移行为，从而实现移动支付功能。移动支付将终端设备、互联网，应用提供商以及金融机构相融合，为用户提供货币支付，缴费等金融业务。某数据研究公司的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移动支付的金额将突破1万亿美元。强大的数据意味着，今后几年全球移动支付业务将呈现持续走强趋势。

2016年移动支付全面普及

2017年第二季度移动支付业务量

（数据来自中国支付清算协会、中国银联）

材料二：近年来很多新出现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出于扩大市场的考虑，往往降低安全管控，交易管理的识别、反欺诈能力相对较弱，不能很好地担负起资金把关人的职能，而技术投入上的不足，很容易造成用户支付信息外泄。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2016年被曝出存在安全漏洞导致数据库信息被窃取的网上商城和支付平台有近200家，其中，多家网站泄露的用户信息多达数百万条，最多甚至达到上千万条。

由于互联网的虚拟化、支付服务的移动化，参与主体的多样化，支付风险呈现蔓延速度快，隐蔽性强，潜伏期长、外溢效应明显的特点。支付行业在敏感信息保护，客户资金安全、业务连续性等方面压力较大，信息泄露已成为支付安全问题的风险源头，不仅如此，一些第三方支付机构违规操作，挪用客户资金的行为，存在引发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一旦支付机构违规挪用资金，客户支付就会出现问题，如果众多支付风险在短时间内同时爆发，可能引发连锁金融风险。

（摘编自201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移动钱包，创新更要让人放心》）

材料三：在监管部门的力推下，被称为“网联平台”的“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清算平台”的建设进展超过市场预期，按照央行的要求，自2018年6月30日起，支付机构受理的涉及银行账户的网络支付业务都将全部通过网联平台处理。

直连模式下，支付机构可以在多家银行甚至同一家银行的不同分行开立账户，资金在内部流转，交易信息留存在支付机构内部，监管部门无法有效对资金流向实行监管，而网联平台的创立，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从2011年4月底签发首批第三方支付牌照算起，在过去6年半的时间，央行总计发出了271张支付牌照。而在2015年8月，央行注销了3张支付牌照，结束了第三方支付牌照“只发不撤”的历史。而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央行合计注销了24张第三方支付牌照，其中有20张是在2017年注销的。其中，10家第三方支付公司是因为严重违规被央行注销牌照，另外10家则是由于业务合并。

（摘编自“新浪财经”2017年10月1日《第三方支付监管趋严：今年已注销20张牌照，多家机构吃罚单》）

材料四：无论是信息公开的无心之失，还是机构内部的有意为之，这都说明，信息安全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管理问题，既需要筑牢技术的防火墙，更需要织密管理的篱笆网。这就需要超越传统的信息安全观，从技术升级、管理完善，法治建设等各方面入手，构建起网上与网下同心聚力、技术与管理相得益彰的信息安全格局。显然，在这方面，收集和保管个人信息的相关机构承担着更加重要的责任。购物平台知道你每天买什么，社交软件知道你每天说什么，打车应用知道你每天去哪里……网络虽然虚拟，但是留下的印记却真实反映着每个人的隐私，不仅是政府部门，公共机构，包括网络第三方平台在内的互联网企业，都具有收集个人信息的功能。因此，这些机构，公共的或商业的，线上的或线下的，都应该承担起保护信息安全的第一责任，在信息管理上严防死守，确保收集起来的信息不被泄露或消费。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8日《信息安全首先要管理安全》）

材料一：

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曾对全国部分区域进行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调查显示：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超过1亿人，其中1600万人是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其余大多数是抑郁症、自闭症等精神障碍或心理行为障碍患者。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人们对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但是，国内心理健康服务供给远远无法满足社会需求。

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甫德介绍，近年来，因人际关系、就业问题、学业压力、情感变故等心理问题前来就诊的患者越来越多，老百姓对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成为刚性需求。今年1月，国家卫计委等22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倡导心理服务走进公众、走进企事业单位、走进政府机关。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郑日昌指出，我国心理咨询行业起步晚，但发展速度快，从业人员所受训练不够，缺乏临床经验，公众对其信任度较低。同时，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还不完善，专业人员严重不足。社会化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尚未建立，大部分领域尚未开展心理健康服务。高等院校心理健康专业学科建设和学历教育体系有待完善，人才培养模式有待改进。我国心理学理论、方法和技术很多是从西方国家引入的，缺乏本土化理论、方法和技术，总体来看，心理健康服务起步较晚，适合国情和国民心理状态的服务模式、服务技术等仍处于探索阶段，社会实践不充分。这些问题相互影响，制约着我国心理健康服务行业的发展。

（摘编自王君平 刘琛《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2日）

材料二：

我国心理健康调查

心境障碍患病率为4．06%（其中抑郁障碍为3．59%），焦虑障碍患病率为4．98%，在65岁及以上人群中，老年期痴呆患病率为5．56%，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为1．84%。

截至2015年底，我国有精神科医师2．77万人，心理治疗师5000余人，能够提供专业服务的心理咨询师不到3万人。

2017．04．07卫生计生委就我国心理健康工作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

制图：蔡华伟

材料三：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抑郁症发病率逐渐攀升，已成为影响人们健康的重要因素。

4月6日，在2017年“世界卫生日”主题活动“共同面对抑郁，共促心理健康”上，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表示，我国将进一步加强心理健康服务，重点关注四类人群。。

一是职业人群工作压力大、职业倦怠比例高，用人单位要为员工提供健康宣传、心理评估、教育培训、咨询辅导等服务。二是要高度重视儿童青少年时期的心理健康状况，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三是对于老年人、孕产期女性、留守儿童等易发生心理行为问题的重点人群，要提供心理辅导、情绪疏解、家庭关系调适、纠纷调解等多种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务。四是对于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要在近十余年相关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继续加强部门合作，多渠道开展患者日常发现、登记、随访、危险性评估、服药指导等服务，提高患者医疗保障水平。

（摘编自新华网2017-04-10）

材料四：

压力达到一定程度，人的身心就会产生多种反应：有时候身体出现一些疼痛症状，例如口腔溃疡、头痛、颈部疼痛、腰部疼痛等。有时候心理上也会出现反应，例如情绪低落、唉声叹气、郁闷等。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压力，持续时间过长就会造成抑郁症，出现一些精神障碍，也可能导致各种慢性病。

遇到刺激或者压力时，可以给自己装上“小程序”，在脑中进行自我对话，与自己辩论一番，问问自己是不是可以多维度、变化地看问题，也许这样会带来新的视角，帮助你从压力中解脱。

身处压力状态，人们该如何控制、调节自身情绪？一是叫停法。二是腹式呼吸法。三是身体扫描法。

（摘编自中科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祝卓宏《把负面情绪“呼”出去》）

当一些人发出“文学死亡论”时，他们往往找错了可能导致文学“死亡”的“杀手”。现代电子技术，不会导致“文学死亡”。你看，在电子阅读器和手机上，我们照样可以阅读文学作品。纸质书的式微不会影响文学的生存，文学在新的阅读载体上照样活力四射。

那么，谁会成为“谋杀”文学的“元凶”呢？在回答这个问题前，首先我们要弄明白文学的核心价值在哪里？然后才能顺藤摸瓜，看清谁会摧毁和步步侵蚀文学赖以生存的命脉。在提供我的思考答案前，先请看一则数据资料：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发布的《濒危语言图谱》，全世界有7000种语言，其中一半以上的语言将在本世纪消亡，80～90%则在未来的200年灭绝。语言的灭绝速度，比动植物的灭绝速度还要快。几乎平均每隔两个星期就有一种语言消失。据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黄成龙博士介绍，中国有129种语言，其中一半以上活力都很低，至少二三十种语言处于濒危状态，比如云南的阿奴语、东北的赫哲语、新疆的塔塔语、甘肃的裕固语等。如果语言仅仅靠口头代际来传承，那么它的活力则是非常微弱的。掌握语言的人离世了，如果后人无人会说，那么这种语言也随之消失。美国语言学家哈里森教授认为，人类语言的价值要比鲸、金字塔、亚马孙森林这些肉眼可以看到的人类遗产要重要得多。因为“语言是更加古老、复杂精细的人类财富，每一种语言都有结构独特的思想世界，反映了一种独特的人类存在方式。每种语言都有无限的表达可能性，无限的搭配可能性，它们的词汇、发音系统和语法，以精妙的结构组合起来，比我们手建的任何建筑更伟大”。

也许一千个人对文学会有一千种理解，很多人出于各种目的也曾赋予文学各种使命和功能。但我觉得，迄今尚未看到哪一种表述能够触摸到文学的那个核心的功能，或者说文学应该承担的最重要的使命应该是什么？我的理解来自上面关于语言消亡状况介绍资料带来的心灵震撼。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之舟。

有鉴于此，请允许我对文学的核心价值作如此表述：文学是使一个民族语言保持持久生命活力和魅力的重要载体。

汉语言文字的起源是从什么年代开始的，需要考古学家进一步论证。但说汉语言文字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而它能够生生不息传承至今，成为全世界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语种之一，难道我们不应该感谢那些从古到今运用文学这个载体把它的魅力一次次推向极致和巅峰的伟大文学家？请记住那些为汉语言的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的先贤：……孔子、老子、庄子、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司马迁、罗贯中、施耐庵、曹雪芹……这些灿若星河的名字，是使中华民族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功臣和民族英雄。

常常被我们引用的关于文学是什么的表述，有高尔基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是最接近我的表述的一种定义。但在高尔基这里，语言成为文学创造的工具，是文学的“第一要素”，而不是文学的核心价值。钱谷融先生的“文学是人学”的论述，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意义。可以视作文学实现自己功能的一种重要手段。但这个表述也还不能清楚地说明文学的核心功能。“文学是人学”，对小说这类能够表现复杂社会生活和人性的文学体裁可能是适用的，但对诸如诗歌、散文等并不以研究人、表现人性的深度为优长的文学体裁并不适用。王小波先生说：什么是文学？就是先把文章写好看了再说，其余都是他妈的。“好看”，这是文学的最低门槛。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我们就免谈文学的更高品质。更不用说抵达文学的内核。

在明白了文学的核心价值所在时，我们就清楚了诸如文学如何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文学如何直达人的心灵？文学如何表情达意？文学如何从“小我”进入时代的“大我”？这些都是实现文学核心价值的手段和途径，而非文学的核心价值本身。

一位文学的大师，毫无疑问应该是语言的大师。前些日子，在老屋整理过去的书籍资料，无意间翻检到很早购买的一本林语堂的散文集，就随手翻开其中的一篇《鲁迅之死》读起来，虽然以前读过，再读时仍然津津有味。林语堂先生那种深厚的国学功底，炉火纯青、挥洒自如的驾驭语言的能力，都从一篇小小的短文中发散出来。其实，无须作更多的论证，当代某些作家与现代文学史上的那些大家比差距究竟在哪里，一看就明白了。林语堂先生可以算那个时代的“一线代表”作家之一，更不用说与处于那个时代巅峰的鲁迅先生了。顾彬先生曾经不无刻薄、但也是一针见血地建议“中国作家有必要从头学中文，就像德语作家有必要重新学习他们的母语”。当年梁启超敢于承认：“我的等身著作，不如陈(寅恪)先生一篇几百字的论文。”今天，有不少可以出若干卷文集的作家，有勇气说出这样的话吗？

现在该回到本文的起始，回答那个问题：谁是“谋杀”文学的“元凶”？我的回答是：文学作品中语言的粗鄙化以及像伊塔诺·卡尔维诺批评的“随意地使用语言”，用非文学的语言创作文学作品，这就是从根本上割断文学作品的“命脉”，摧毁、颠覆它在维护一个民族语言持久生命力和活力的核心价值。君不见，长期以来一种假大空的文风对文学产生了何等的伤害？如果大家都把文学作品写得跟工作报告似的，让人读了昏昏欲睡，那么，文学离真正的“死亡”也就不远了。

（选自文汇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