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印藏佛教学者DavidSnellgrove曾经指出，藏传佛教包罗了印度佛教的所有传统，印度佛教中有的，藏传佛教中全有；印度佛教中已经失传的，也在藏传佛教中保存了下来，还得到了发展。例如藏传密教，它于印度，但其发展则远远超出印度原有的传统。与汉化甚深的汉传佛教相比，藏传佛教与印度佛教的直接联系显然更深、更明显。是故，长期以来在西方和日本的佛学研究传统中，藏传佛教研究每每与印度佛教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印藏佛学研究通常是国际佛学研究领域内最受关注，也最有成就的一个分支。利用丰富的藏传佛教文献，借助活着的藏传佛教传统，接受过全面的语文学、文献学训练和具备良好佛学素养的佛教学者可以复原、重构早在13世纪就已经失落的印度大乘佛教传统。

由于流传至今的古印度梵文佛教文献并不很多，现存的梵文佛教写本也大都是相当晚的作品。所以，研究印度佛教必须依靠梵文佛教文献以外的资料，其中尤以藏传佛教文献最为重要。现存《藏文大藏经》收录佛典4569部，其中包含了绝大部分印度大乘佛教经典的完整翻译。佛教于公元7世纪开始在吐蕃传播，藏语书面语也在这时确立，故藏文从一开始就与佛经翻译直接相关，它的语法和构词法也多与梵文类近，故用藏文翻译梵文佛经从用词到语法构成均较容易相互对应。到公元9世纪初，藏文佛经翻译数量已相当可观，但由于译师的组成相当复杂，除了吐蕃译师外，也有来自汉地和印度，乃至中亚的译师，再加上流传到吐蕃的佛经原典不一、传承混乱，故藏文佛经的翻译质量参差不齐。为了规范佛经翻译体例、统一佛典翻译用词，吐蕃赞普命令参与佛经翻译的吐蕃、汉地和印度的译师联手编制了一部正字法字典——《语合二章》和一部解释语源的语汇手册——《翻译名义大集》，进一步保证了藏译佛经书面语言的统一和规范化。还有，藏文佛经翻译自始至终有印度高僧的积极参与，按照14世纪西藏著名佛学大师布思端辇真竺（1290-1364）在其著作《布思端教法源流》中的统计，先后来吐蕃参与藏文佛经翻译的著名印度学问僧计有93名之多。其中不少在10世纪以后来吐蕃的印度僧人长期生活在吐蕃，对藏语文的理解和运用已相当娴熟，他们的积极参与无疑为藏文佛典翻译的质量提供了可靠保证。是故，精通梵、藏两种文字的佛教学者，不难通过藏译佛典来想象梵文佛典的本来面目，重构已经失落的梵文原典。因此，藏文成为研究印度佛教者必须掌握的工具语言，藏文佛教文献是研究印度佛教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节选自《汉藏佛学比较研究刍议》）

《诗经》原来是诗。不是“经”，这在咱们今天是很明确的。但在封建社会里，诗三百篇却被尊为“经”，统治阶级拿它来做封建教化的工具。

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诗三百篇是一种配乐演唱的乐歌。这些乐歌一方面用于祭祀、宴会和各种典礼，当作仪式的一部分或娱乐宾主的节目。另一方面则用于政治、外交及其他社会生活，当作表情达意的工具，其作用和平常的语言差不多，当然它更加曲折动人。例如周代有一种“献诗陈志”的做法，当一些人看到国君或者同僚做了什么好事或坏事，就作一首诗献给他们，达到颂美或者讽谏的目的。还有人由于个人遭受冤屈或不幸，也往往通过诗来发泄和申诉。应该说明，“献诗陈志”是要通过乐工的演唱来献给君上或同僚的，所以卿士“献诗”总和“瞽献曲”或“瞍赋”“矇诵”并提。

在人民群众的生活里，诗歌也常用于表情达意，例如《诗经·那风·新台》和《诗经·秦风·黄鸟》等，都是针对具体的现实问题而发的。古代史传中还有一些不在三百篇之内的“徙歌”，例如《左传·宣公二年》记载宋国将军华元被郑国人提了去，后来逃回来，人民讥笑这位败军之将，作了一首歌对他唱。这样的歌，从性质上说和“献诗陈志”没有什么分别。不过士大夫献诗，是特地作了给乐工唱的；庶人的作品则先是在社会上流传，给采诗官收集去了，才配上乐曲，到达统治阶级的耳中。

在外交宴会等场合，宾主各方往往通过“赋诗”来表达愿望和态度。“赋诗”时点出现成的诗篇，叫乐工们演唱，通过诗歌的问答，了解彼此的立场，这就叫“赋诗言志”。这种“赋诗”往往不管原作本身的内容和意义，仅仅是把赋诗者的观点和愿望寄托在诗中某几句之上，来作比喻或暗示，所以是一种典型的断章取义。《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晋侯为了卫国一个叛臣的缘故，把卫侯羁押起来，齐侯和郑伯到晋国去说情，郑国的子展就赋《诗经·郑风·将仲子》一诗。《将仲子》本来是一首爱情诗，这当中有“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的话，是说女的爱着男的，又怕旁人说闲话；子展却借用来说，晋侯纵然有理由，但“人言可畏”，别人看来总是为了一个叛臣。

诗三百篇到了孔子的时代，由于新声代替古乐，造成了诗与乐的分家，诗也就由乐歌逐渐变为纯粹的语言艺术了，“赋诗”“献曲”也不大见到了。诗三百篇在社会上的实际用途缩小了，封建士大夫就逐渐把诗的意义和封建教化的原则联系起来。比如公孙丑问，《伐檀》诗中，为什么君子不耕而食？孟子回答道：“国君用了他，就得到安富尊荣；子弟信从他，就学会孝悌忠信。君子不劳而食，还有谁比他功劳更大呢？”封建统治阶级就是这样“以意逆志”最后把诗尊为“经”。

（摘编自中华书局“知识丛书”金开诚《诗经》，文字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