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商业银行与互联网金融的兼容

阿里巴巴金融对小微企业实行贷款，目前已有了几十万家用户借助这个平台完成了贷款。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不断蚕食，传统金融行业如果不利用大规模的电商交易数据建立信用模型，将会很快被时代所抛弃。实际上，信用模型的建立并非偶然，它受到技术、资金、设备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而其中最易被忽略、但却最关键的因素则是社会关系诚信资本的原始积累。

成功企业都有着一定的社会关系诚信资本原始积累，腾讯微信从一开始的大量用户的社会关系的诚信资本一步一个脚印的逐渐发展，先是社交平台后来发展到支付平台，最后是理财，最终涉足金融领域，这些都和社会资本初步积累有着密切的联系。基于这种社会诚信资本，才会有了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的聚集，这样才能够实现更加精准的分析。针对金融服务领域，社会关系的诚信资本能够提升对资金的需求和供给双方借贷的成功概率，有效降低违约率，降低交易成本等，因此在大数据时代它需要被银行所重视。

虽然小微企业的年均银行贷款金额的攀升速度比较快，但是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满意度仍然很低。对于信贷来讲，传统金融理念与普惠金融内涵有着较大差距，惠普信贷重视社会性和公益性，旨在解决中小企业等的融资难问题，而传统金融则注重盈利性。中小企业贷款，由于抵押担保的信用程度比较低，信息出现了极大的不对称，贷款机构的风险成本相对而言较高。此外，中小企业贷款的额度一般较小，因此，在以盈利为目的的传统金融，显然并不愿意贷款给中小企业。政府为了推动惠普金融的发展采取了多种奖励措施，但是仍旧不能有效弥补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贷款而出现的风险和效率损失。

营业点数量少、业务经理人数有限是国有银行推行普惠金融中的重要制约因素，但是互联网的低成本、广覆盖的优势为惠普金融的推进提供了重要机遇。近几年，银行作为电商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发展缺乏主动性，加上完全脱离了银行支付形式的支付宝等新的操作更为便捷的支付形式的出现为银行业敲响了警钟。银行作为我国金融机构的中流砥柱，急需借助互联网来拓宽自身的业务领域，应对互联网金融下几何级增多的客户量。传统的商业银行逐渐开办网络银行办理业务，同时紧跟互联网潮流开设了各自的银行微信公众号。

互联网思维的核心就是开放与连接。传统金融机构开展普惠金融中的难点就是信息成本较高，而双赢的互接平台可以解决该问题。互联网背景下，电子商务平台在不断壮大，其所拥有的大数据优势，使得供应链金融可以得到高效发展。供应链金融脱离了仅仅针对借款人信用状况的评估，通过深化和中小企业的合作，结合贸易背景实行真实的审查，在中小企业交易中的应收账款和存货资产基础上，提供配套金融业务。在电子商务的供应链融资服务基础上可以极大解决融资流程中原始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融资和担保困难等问题。

（选自《互联网金融之问——中国互联网金融的现在与未来》，有删改）

材料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据统计，文化产业总值占GDP总量的比重，美国是25%。城市方面，目前只有杭州2017年的占比达到了24.20%。

2018年4月，腾讯集团副总裁程武在腾讯新文创生态大会上提出了新文创的概念，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说，新文创概念的提出，的确符合当今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生态的发展趋势。这些年，为嫁接“互联网＋”概念，2016—2017年国家层面的文化产业政策调节所针对的一大重点就在于新兴文化产业。

按照城市研究院的理解，所谓新文创其实是一种更加系统的发展思维，即通过广泛的主体连接，利用VR、AR、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推动文化价值和产业价值的互相赋能，从而实现高效的数字文化生产。新文创本质上是利用“文化＋科技”的融合打造文化产业，重构文创内容生态。

(摘编自《2018年中国城市新文创活力指数报告》)

材料二

材料三

当传统文创产业转型加速，“新文创”不再局限于传统业态，而是以科技为驱动，更加注重产品和服务的文化内涵、用户的文化体验、生产端的文化思维等，淡化娱乐，突出文创。

新文创的崛起，需要产业的支撑，更需要文化本身的价值和力量。文化始终是文化产业的灵魂所在，产业则是文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灵魂与动力，缺一不可。

文化从来都不是速成品，在新文创的时代，产业融合有了更大的空间，资本运作有了更广的天地。然而，要打造一部好的作品，也许更需要沉下心来，需要很多年的精心雕琢。这既考验着产业的定力，更考验着创作者的耐力。这个过程是长线的系统工程，需要充足的匠心，需要更开放的连接协作。

(节选自李慧《新文创呼唤更多匠心》)

材料四

在近日举办的数字故宫发布会上，由故宫博物院和“腾讯追梦计划”联合推出的《故宫：口袋宫匠》功能游戏正式上线。玩家不仅可以自己练就“云造故宫”精湛技艺，还能约战好友切磋一番。故宫建筑文化，借助轻科技，完成一次轻传播。

传统文化如果不与时代连接，不与人联通，就是“死”的，只能是一堆空洞的符号和呆板的素材。古老文化只有“活起来”，可知可感、可亲可近才谈得上被了解，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兴趣和敬畏。以故宫为代表的文博院馆要与时俱进、再次焕发活力，关键是创造机会与“新人类”实现“文化的相遇”。

故宫新文创在为产品目标用户画像时，将其年龄设定为35岁以下的年轻人。复盘故宫的网红进阶路，不难发现它确实“投其所好”——为青年一代投以更多心思，比如写“萌萌哒”的段子，比如上综艺。不过，这种“投其所好”，建立在对年轻人接受心理与消费习惯的严肃研究之上，它瞄准的不仅是眼前的经济效益，更意在通过年轻人接受的“玩法”吸引青年一代加入到文化内容的传播和再生产中来，而这也才是传统文化传承不绝更坚实的支撑。

在此次数字故宫发布会上，故宫新“掌门”王旭东说，走进数字时代，置身广泛而深刻的“数字变革”，博物馆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科技的助力，让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传播增添了更多的可能性。有趣、有味、有料的创意产品，创新了文化的表达和传播方式，让情感实现联通，让文化完成抵达。

(摘编自《数字故宫带来更多“文化的相遇”》)

中国的“诗史”传统

①中国是一个深具历史感的国度。以至于凡是在诗歌史上被称为“诗史”的作品几乎都被视为是伟大的，因为这些诗歌的内容指向了确凿可证的具体史事，因而其价值不证自明。而我们在阅读诗歌时，也早已习惯从诗歌中寻找各种历史信息，诸如作者的生平、家世、交游等，以为谈史的资助；而罔顾诗人殚精竭虑地在格律和形式之间铺排、展开其诗艺、美学、情感和思想。这种阅读倾向不仅在普通读者中常见，即使对于具有良好文史修养的专业批评家而言也是如此。但与普通读者喜欢在作品中搜索年、月、日、地理、人物等直接的历史信息不同，目光如炬的批评家往往更喜欢从诗歌的比兴、美刺、讽喻等修辞中去窥测诗人的政治态度和立场，从而将多义的诗歌指向具体而又特定的历史语境。

②久而久之，我们已习惯在诗歌阅读中另辟通往历史的蹊径，并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阅读方法——“诗史互证”——来配合这一阅读目的。清初以来，著名学者钱谦益、朱鹤龄、仇兆鳌、浦起龙等人注释杜诗，姚文燮、王琦等人注释李贺诗，朱鹤龄、姚培谦、冯浩、张尔田等人注释李商隐诗，都试图将孟子“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理论与“诗史”理论结合起来，通过对诗中的比兴等修辞手法及典故、词义的训释来阅读诗人如何在诗中传达对重大现实事件的看法，从而形成一套娴熟运用于诗歌阅读并服务于历史学的“诗史互证”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经过近代著名学者刘师培、邓之诚、陈寅恪等人的发挥，至今仍广泛而又深刻地影响着学术界。

③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对于“以诗为史”的阅读传统的追捧，在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的。在现实的研究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大量生硬的拼凑，或以纪史功能作为诗歌的主要价值，或将诗歌中的比兴、美刺牵强附会于上层社会中重大、秘密的政治事件，更有甚者，将“诗史”作为一种阅读标准，强加于古人甚至于今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诗歌之上，只要诗中出现与时事交涉者，即可誉其为“诗史”。这一阅读方法的滥用非但不能为现有的研究开拓新的思路，反而遮蔽了诗歌阐释的丰富的可能性。

④实际上，“诗史”一词的适用范围极其有限，是不可随意运用的。历史上仅有宋末、明末清初两个时代的诗歌作品被当时或后世较多地尊称为“诗史”，这两个时代都存在史官缺席、史料贫乏的问题，而诗歌因为篇幅短小，诗人可随时随地利用诗歌这种形式来记载所思所感，所以，诗歌可用来补充历史叙述的不足。然而，对宋元以来的绝大多数时代而言，公私的历史记载均十分丰富。相对于整体的历史记载（上至帝王的起居录、实录，下至民间的野史、笔记）而言，片段的、经验性的诗歌中的历史记载实在渺小到可以忽视。或许个别杰出的诗人的触角涉及到历史记载所忽略的地方，但这也是因为创作观念的转变，使得诗人乐意记载和描述某些重大或特殊的历史事件。特别是同治、光绪以来，诗歌的纪事功能更是在不断地被边缘化。

⑤这么说，自然不是一笔抹杀诗歌的记录功能。诗歌本是诗人面对世界的重要思考结晶，但凡人生所要面对的事情，诗歌自然均有所涉及。记载历史，本是诗歌众多功能中的一项。诗歌当然可以帮助我们进入历史的阅读。今日来看，“以诗为史”的阅读，可以让诗歌在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物质史、情感史、性别史、医疗史等众多不同的历史研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不过，上述的阅读必须建立在如下认识之上：   最后方可曲径通幽，由诗歌的微妙门径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真实、丰富的历史阐释空间。

（选自张晖《中国的“诗史”传统》有删改）

材料一：

11月25日，以“幻想无界，共享未来”为主题的2018中国科幻大会在深圳闭幕。与会专家表示，我国科幻行业近年来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前景乐观。

会上，南方科技大学发布了《2018中国科幻产业报告》，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科幻产业产值超过140亿元人民币，2018年上半年，原创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前六个月产值已经接近100亿元。

中国科幻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呈现出出版、漫画、影视、衍生品、旅游等全产业链发展的局面。我国科幻小说发表平台继续增加，作品发表数量增加，质量也逐渐提高。2019年将上映的《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上海堡垒》等几部国产科幻电影，受到产业界的期待。科幻教育有望成为科幻行业的增长点。“去年，涌现了大量以科幻为内容的校内校外、线上线下的教学课程。今年全国多地的高考试题出现跟科幻相关的作文或知识点，这些有望对科幻教育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为科幻产业发展积蓄后备力量。”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吴岩说。

当前科幻产业发展也面临一些挑战，专家指出，我国科幻优质资源总体上比较稀缺，管理部门、行业组织以及相关企业等，有必要聚集整合有限的资源，营造良好的产业氛围和生态。

中国科协科普部副部长郑凯说，无论是科幻电影还是其他衍生品，优质的内容是产业的源头，要有持续的优质内容产出，应给科幻作家营造更好的创作环境，让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还有一些与会者认为，出版界和网络阅读平台应当在挖掘有潜力的科幻作家上给予支持。

（摘编自喻思南、张珊珊《中国科幻，前景乐观》）

材料二：

“中国科幻产业的黄金时代可能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科幻文学，一部分是科幻影视。对科幻文学的前景我真的看不明朗，但是对中国科幻影视我是抱着坚定乐观信心的。”刘慈欣说。

刘慈欣坦言，中国的科幻文学还处于一种很初步、规模很小的状态，长期从事科幻写作的作家群体也很小，同时缺少有影响力的作品。“《三体》的爆红只是意外，这并不意味着科幻文学的成熟。”

对未来中国科幻影视的发展，刘慈欣称，现在很多科幻影视项目都在运作之中，2019年至少有三四部高成本的、工业化的、按照好莱坞的工业标准去生产的科幻电影会上映。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快速的变化，这个就是对科幻产业，尤其是科幻文学最有利的一个肥沃的土壤。”刘慈欣说，即使目前对世界的影响力有限，但发展空间广阔，中国科幻产业仍有迎来黄金时代的可能。

（摘编自马佳欣《刘慈欣：中国科幻产业需要共同守望“黄金时代”》）

材料三：

我国目前大部分的科幻小说都是属于硬科幻系列，一般是由有较高理工科背景的专业人士创作完成的，普通人很难去理解，刘慈欣的《三体》已经在故事情节上实现了突破，但是还是有很多读者表示读来吃力。科幻是科学与文学、科学与想象的边缘和交叉领域，技术细节的想象和运用确实是有理工背景的人的一种优势，但是有理工背景的人比较强调思维的严谨性和规范性，忽略了作品的人文性、叙事感，内部的冲突感不强，导致故事不是很好看。因此阅读范围仅限于小众范围内，无法延伸到大众范畴。

真正好的作品，仅靠技术细节是写不出来的，还需要更深刻的东西，需要对人类、对社会、对世界、对宇宙的理解。比如西方人关心的问题是文明冲突和对人性的终极审判，而中国却更关注新技术带来的伦理冲突和国家的崛起，有广泛文化号召力的科幻作品应该对社会自身的现实问题进行观照、做出回应。

（摘编自吴苡婷《科幻产业的发展瓶颈问题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