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器”字总共出现了六次，字数占比连万分之五都不到，并且仅有五次具有实质意义。然而，这几处“器”字的不同内涵，却彰显出孔子所倡导的君子标准。

“君子不器”，道出了孔子对君子的才具要求，君子应该博学多能，不要局限于一艺一能。为此，孔子在《雍也篇·第六》中对弟子子夏提出：“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在孔子之前，“儒”在社会上作为一种行业，成分非常复杂，但总体来看，都是以一技之长谋求个人生计，这与孔子心中的道义担当、仁者精神相去甚远。在孔子心中，理想的君子应是有德兼有位者，应有超越个人生计的高远追求，以博学多能弘道济世。

“管仲器小”，“子贡是国之重器”，体现的是孔子对君子的德性要求，在《宪问篇·第十四》中，孔子对管仲的事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如果没有管仲的话，可能华夏之地就要改行夷狄之俗，也就是“被发左衽”了。孔子虽然肯定了管仲的相齐之功，并且也没有苛责管仲忘主事仇，但他仍然觉得管仲在器识德行上有所欠缺，识见并非宏大，心中骄做自满，行为有违礼法，在德性上称不上“克己复礼”的彬彬君子。

在孔子看来，事功固然重要，然而如果内心长时间做到“不违仁”、能够安贫乐道，那才是更高的人生境界。因此，孔子对颜回的评价高于众弟子。与之相比，子贡虽然精于辞令、善于经商，并且曾游说四国，使鲁国转危为安，在当时世俗眼中取得了比孔子更大的成功，然而正是由于他对外物有所执，对内心的省察砥砺不够，所以孔子给予子贡的评价为瑚琏，合乎“礼”却限于“器”，并未完全达到孔子理想中的君子境界。

“君子使人必器之”，强调的是孔子心中的合作共事之道。君子与人为善，合作意识强，然而心中有“道”，所思所行必以之为遂循。与小人不同，君子对人不求全责备、注重量才而用，让个体的才具器识在合适的地方发挥作用，从“及其使人也，器之”的上下文看，也可看出君子的正道直行，对于“说之不以道”的人，君子一视同仁，能够宽宥对方以往的过失，不钻道德的牛角尖，注意发挥个体所长，一起把事情做好。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里孔子以工匠做事必先磨砺器具为例，认为为仁必须先到贤能之人中接受熏陶，仍然是谈君子的相处之道，君子应多与贤能之士交往，见贤思齐，择善而从，从这些日常接触中砥砺德行、增长才干，通过日积月累的熏陶涵养，才能慢慢达到“仁”的境界。

（节选自《儒家思想解读：“器”与君子修养》）

材料一：

近日，澎湃新闻记者实地探访聚集了大批陪读家长的毛坦厂镇，探求当地真实的“高考生态”。

陪读妈妈：

黄晓，今年43岁，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她的“任务”除了陪伴上高二的18岁儿子，还需要照顾好因儿时发烧而失去自理能力的22岁女儿。黄晓租住的房子是两室一厅，一年房租2万。虽说要带着女儿重新适应新环境，但黄晓只要想到能每天和儿子见面，心里就很幸福。在毛坦厂陪读的日子里，黄晓每天不到6点就要起床给儿子烧早饭。黄晓说，自己除了洗衣做饭，就是照顾女儿，而做饭一般都是烧儿子或者女儿喜欢吃的，“晚上11点多放学回来，我还煮面给他吃”。黄晓心疼儿子，考试后，从不主动问成绩。“看他脸色就知道他考得好不好。”她说。儿子晚上回家后学习一般会到12点半，而她也会等到儿子睡了之后再休息。

陪读8个孙辈的七旬奶奶：

一间约20平方米的出租房里，74岁的陪读奶奶李仁珍正坐在床边听着收音机，她孙子徐鹏是毛坦厂中学的高一学生.20多年前，不到50岁的她在老家开始了陪读生活。这是她第二次来到毛坦厂陪读，上一次是小孙女读高中时。在李仁珍看来，她不愿给晚辈添麻烦，“陪读”孙辈也是为了给子女们减轻压力，所做的事就是照料生活，帮孙辈洗衣、做饭，陪读8个孙辈也并非值得一提的事。除了吃午饭、晚饭时在家里的20分钟外，要到晚上11点放学后，李仁珍才跟徐鹏有独处的机会。她坦言，因为孙辈平时课余时间少、功课多，这些年陪读，自己很少主动跟孙辈交流，“怕打扰他们学习”。

（摘编自澎湃新闻2018年6月2日）

材料二：

被称为“亚洲最大高考工厂”的毛坦厂中学，每年都会吸引大批学子前来备战。

近日，记者来到毛坦厂镇发现，当地托管中心的代陪读服务预定火热。在毛坦厂镇的一家托管中心，二层的楼房被隔成数个单间，每个单间里都配有床铺桌椅，这里的房间已经被预订过半，有些学生已经将物品搬进寝室。在开学前，这里将住满学生，托管老师会代替孩子们的父母照顾学生的饮食起居。

据了解，学生在托管中心一年的费用大概在25000到30000元人民币之间，价格根据所选房间的大小而定，费用包含房租、伙食以及洗衣服等服务费用。

暑期放假，学生们在补习功课，家长则选择在小镇上做生意或者在服装加工厂打工，利用放假的时间工作赚钱，以此补贴家用。据了解，在服装加工厂通常按件计费，多劳多得，尽管收入不高，但对于陪读家长来说，可以缓解家庭的压力。

在安徽六安毛坦厂镇，每年都有超过一万名学生来此求学，这也孕育了小镇上火热的“陪读经济”。

（摘编自《安徽毛坦厂：学生求学催生“陪读经济”》，中国新闻网2018年6月29日）

材料三：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就陪读现象对2003人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如下：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7年3月2日）

材料四：

根据陪读的表现形态，大体可分为临时性陪读、阶段性陪读、隐匿性陪读、全程性陪读等几类。多元的陪读现象，折射的正是复杂的教育图景。优质教育资源仍不够均衡，是“陪读大军”产生的根本原因。尽管随着教育投入的增加、教育均衡的推进，教育资源校际、城乡、区域间不均衡的状况已经大大改观，但优质教育资源的高位均衡距离公众期待仍有差距。良禽择木而栖，望子成龙的家长自然也会择名校而居。再加上部分家庭对于升学与应试的过度追求、一切与学习无关的事情都该由父母包办的错误教育观和成长观，家长也就被裹换进陪读队伍。

（摘编自赵婀娜《读懂“陪读大军”背后的教育焦虑》，《人民日报》2017年9月7日）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指出“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其本意为嘲讽新月派与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孰料这一讽喻时事、有感而发的观点竟在传播中异化。有人提出魏晋有所谓“人的觉醒”，并把魏晋时期“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结合起来，“魏晋文学自觉说”在学界影响愈加广泛。实则不同于18世纪末以来西方流行的“纯文学”观念，中国古代文学自产生就自觉担负起传承道义的社会教化重任，“魏晋文学自觉说”乃至“文学的自觉”并不适宜用来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正如程水金教授所说，“文学的自觉”成立的前提是有一个亘古不变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学”概念，实际上这一概念并不存在。

虽然中国古代“文学”的内涵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新的文体也不断涌现，但正如曹丕《典论•论文》所说：“文本同而末异。”言志载道的传统是“本”，具体文体和文辞的变化是“末”，根本点并没有发生过动摇。

近代以前，中国文人的主要学习及研究对象是经史、诸子、辞赋等著作，但20世纪以来，中国受西方文学观念尤其是19世纪初法国女作家斯达尔夫人《论文学》的影响，认为文学的特质为抒情性、形象性与典型性。照此标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如六经、诸子就不是文学，至多含有文学因素。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更侧重符合西洋近代文学分类的诗歌、小说、戏曲等文学种类的研究，这种现象限制了学者研究的范围，破坏了中国文学历时三千年的完整性和包容道统价值的深刻性。这种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学观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及其价值的否定。探讨中国文学史，不能背离与古代文学共生共长的学术传统，更不能失去对传统的敬畏。若将六经、诸子等以原道、载道为价值追求、引导社会向善为终极目标的著作从中国文学史中剥离，中国文学将失去自身特色，中国文学研究将不具有完整性。

倡“魏晋文学自觉说”者多以曹丕《典论•论文》之“诗赋欲丽”为据，认为魏晋时期文学从政治、教化和社会责任感的束缚中挣脱，重视表现个人情感，对艺术审美性有了自觉追求。事实上“文学的自觉”这一概念并不适合中国文学的实际状况，中国文学自产生起就有自身的审美标准与价值追求，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言说目的很明确，即言志载道；二是先秦文学已对文辞之美有深刻认识并自觉追求。《文心雕龙•宗经》说六经具有“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的叙述特点，说的就是六经的审美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包括魏晋南北朝文学从未有过“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曹丕对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评价与《左传》所载的“三不朽”思想一致，都表达了建功立业、名垂后世的终极人生理想。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绝大多数时代的绝大部分文人都能始终将明德、载道与经世致用作为首要目的，这一社会价值被历代作者和读者共同认可。研究中国文学史，描述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就不能否定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这个根本特征。

流年（节选）

彭学明

①我家的吊脚楼，是隐没在一片翠竹丛中的。

②竹，是湘西最常见的植物，竹在湘西，最受欢迎。正像一粒火可以燎原一样，一根竹可以发遍千山。它预示着兴旺的人丁，预示着蓬勃的生命，预示着财源的茂盛。因此房前养鱼，屋后栽竹，是湘西人最乐意做的美差。

③我家的竹，是母亲和妹妹在修了小屋后栽的。那年，母亲从一个亲戚家挖来两根楠竹栽下，第二年，就变几十根了，第三年，就变几百根了。转眼，就是绿蒙蒙的，一大片了。风一吹，绿意一片片招摇，一片片倒伏，绿色的声音从屋顶上沙沙响过。茂密的绿色，生长出茂密的诗意，温柔而坚挺。坚挺的是齐刷刷拔地而起的身姿，温柔的是整齐齐俯首而立的头。阳光落在翠竹上，阳光是绿的；鸟翅落在翠竹上，鸟翅是绿的；母亲和妹妹的歌声落在翠竹上，母亲和妹妹的歌声是绿的。霞光烧过的时候，母亲和妹妹，总会坐在吊脚楼的坪院里，看绿竹枝头百鸟跳跃，听绿竹枝头百鸟和鸣。那被霞光和绿色染过了的鸟声，一声比一声脆，一声比一声甜。特别是一场春雨过后，当竹笋像诗歌一样，从竹林里密密麻麻地冒出来时，母亲和妹妹听得到竹笋破土的声音，听得到诗歌激动的喘息。那诗尖尖的，小小的，一圈一圈、一寸一寸地从地里旋出来，带着一点点叶芽，含着一点点嫩壳，像成千上万只鸟嘴，对着蓝天，唧唧合唱。

④我家的吊脚楼，建起来很简单，也就是在小木屋的两头，各接了一排厢房。也就是说，两头各接了两间悬空和吊脚的楼房。小草一样的母亲，被生活的大山重压了一辈子，她也该在宽敞的吊脚楼里，轻松而敞亮地过她的晚年了。

⑤像一个抱着双手，单腿独立，靠在墙上，望着远方的思想者，我家的吊脚楼，也正背依青山绿水，默默凝望。凝望沧桑的岁月，凝望新生的希望，凝望母亲远去的凤凰。是的，母亲像凤凰一样远去了，母亲的吊脚楼却地久天长地留了下来。吊脚楼的一些章节，吊脚楼的一些画面，吊脚楼的一些质地，都带着母亲的体温，在民间闪光。

⑥开始，我家的木窗都是简单地把十几根木条，一根一根整齐地隔开，留出空隙，透出光亮。母亲从外面请来最好的木匠，把窗子和门，都重新改成花格的，雕上花鸟虫鱼、飞禽走兽，刻上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把呆头呆脑的木头，硬是变成了一本有生命、生活、生气及艺术的活画图。你看，门框上刻着的草地和树丛里，有一只鹿，有一群蜂，有一只猴浑然地连在一起，那意思是“一路封侯”；门板上的一株腊梅怒放着，有一只喜鹊停在梅梢，就是“喜上眉梢”。而窗格上雕刻的鲤鱼、雄鸡、牡丹、百合、蔬菜、瓜果等万事万物，都栩栩如生地表达着年年有余、百年好合等吉祥的愿望。母亲，真是人间最伟大的写手，任何作家艺术家，都在母亲富于诗意的想象里，黯然失色。

⑦吊脚楼下悬空的两个厢房里，母亲在一个厢房安上了碓（duì捣米器具）、磨，在一个厢房堆放着杂物和柴火。久而久之，那里就成了母亲另一个劳作的空间。舂碓时，一只脚在踏板上使劲一踏一放，碓头就高高扬起，高高落下。人在踏板上起起伏伏，谷在碓窝里越舂越烂。把舂烂的谷米在筛子里一筛，壳是壳，米是米，干干净净。母亲舂碓时，还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篙，竹篙上装着一把弯弯的棕树叶杆子，边舂边用竹篙搅拌碓窝里的谷米，以便受力均匀，把所有的谷米都舂到。母亲在踏板上左右摇晃的身影，母亲边踩踏板边搅匀谷米的姿势，是那么的协调，那么的匀称，那么的优美，简直就像一个天才的舞蹈家，在跳一种别开生面的劳动舞。是的，这是劳动，这是舞蹈，这是母亲的劳动、母亲的舞蹈，是母亲奉献给世界的最质朴伟大的舞蹈。其实，母亲又何止是一个天才的舞蹈家？她脚下踩着的那个踏板不是一把琴吗?她手里拿着的那根竹篙不是一张弓吗?她一弹一拨的声响，不是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吗?母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乡村音乐演奏家!

⑧母亲就在这样的舞蹈和音乐里变老变瘦，我们就在这样的舞蹈和音乐里变美变俊，日子就在这样的舞蹈和音乐里变富变好。从流浪的屋檐，到暂住的油坊，从简单的仓库，到温馨的小木屋和宽敞的吊脚楼，我历经艰辛而终获幸福的家，像小小的一滴水，反射着时代的光辉；我看似奇崛但却快乐的平民生活，像淡淡的一点绿，映衬着这个时代的底色。时代在变，家也在变。家，国，和时代，是一根血脉上的同一个细胞，相亲相爱，相生相息。正像老母亲说的，好的国家社会，好的时代年头，都被我们赶上了，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世界卫生组织今年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中，将游戏障碍添加到成瘾性疾患中，引起关注。如何分析游戏成瘾的成因，并制定对策，这不是简单的医学问题，也不是光靠强制戒断的方式所能解决的。游戏具有强烈的交互性，玩家不是被动地接受作品，而是可以直接走进幻想空间，以自己的行动改变游戏结局，这对现代人尤其是青少年具有强烈吸引力。因此，创造与掌控，是游戏魅力的关键，也是理解游戏成瘾的钥匙。

今天的成瘾研究从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这三个角度切入，认为成瘾是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家庭与教育的因素在国内未成年人的游戏成瘾问题上表现得更为突出。高强度而又较为单一的学习模式，容易让孩子产生厌学心态，进而在游戏中寻求逃避。社会流动和竞争压力又会产生父母与孩子分离的现象，缺少父母陪伴的孩子也更容易向游戏寻找心理安慰。当父母怪罪孩子沉迷游戏时，其实应该好好问自己以下这些问题：我每天有多少时间与孩子在一起，我们在一起时有共同分享的快乐吗，孩子究竟遇到了哪些问题，我对于这些问题又提供了什么样的支持？

网络、手机、游戏，这些新媒体都具有比传统媒体更容易令人上瘾的可能性，但新媒体本身并不是洪水猛兽，我们需要更全面地理解个人、社会、时代等因素综合作用下的成瘾原因，及其与新媒体的复杂关系。一方面，游戏厂商需要在游戏中建立防沉迷的机制。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开发和利用游戏在娱乐、社交、认知、情绪释放等方面的优势，在教育过程中融合进游戏元素，寓教于乐，让教育本身变得更主动，更活泼。

把数字化新技术和社会关怀结合起来，为家庭搭建更好的亲子沟通、亲子娱乐的网络平台，开发更适合孩子成长的游戏，这是解决游戏成瘾问题更好的努力方向。比如风靡世界的一款教育游戏让孩子使用绘图工具画出各种部件和场景，内置学校各年级相关教学案例，几乎可以模拟教科书全部物理现象，让课本内容变得生动直观。认知科学的最新研究也表明，电子游戏能给大脑功能带来积极改善，如提高注意力、增强短时图像记忆力、使人在不同任务之间转换更自如，这些大脑的高效状态如果能与需要专注和想象力的严肃工作进行结合，就能更好地提高效率。

康德、席勒、斯宾塞等思想家早就阐发了游戏的意义，他们认为艺术起源于游戏，游戏可以帮助人实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进入自由与审美的境界。今天，游戏与技术日益融合，技术打开游戏的可能，也释放人类的游戏天性，使游戏成为重要文化现象。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我们更需要认识人类的发展与游戏的关系，在游戏与学习、教育、工作乃至社会治理方面寻找结合点，把人的游戏本能通过新的媒介形式转化为创造与进步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