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诚信教育。孔子将道德教育置于教育的基础和核心地位，并高度重视诚信教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其中的“信”是指传统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教育学生“主忠信”（《论语·学而》），即以诚信教育为主。

古人的诚信教育首先是在家庭里从蒙学开始，从婴幼儿抓起，以胎教、父范母仪，生活日用及讲故事等多种形式实现诚信教化。婴幼儿善模仿，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任老师，中国古代的父范母仪，特别强调家长对儿童的示范教育。父母长辈常以讲故事的形式对儿童进行诚信教育。中国古代的诚信故事俯拾即是，如商鞅立木，季札赠剑、管鲍之谊、范式守信等等；也有不少因不守信用而败德坏身甚至亡国的故事，如周幽王烽火戏诸侯，颇具警戒作用。

传统社会重视学校系统的诚信教育，朱熹提出了完整的德育阶段学说，从“小学”到“大学”是循序渐进的德育过程。8至15岁受“小学”教育，16、17岁受“大学”教育。两者的道德教育有不同的内容、方式和方法。“小学”阶段只是“教之以事”，注重行为的训练；“大学”阶段就是“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有为忠信孝悌者”。朱熹还编辑“圣经贤传”和三代以来的“嘉言善行”为《小学》，作为“小学”德育教材；编著《四书集注》为“大学”教材，后成为元之后科考的必读书目。在不同年龄段施行不同水平层次的儒家经典教育，为学子包括诚信在内的价值观的萌发、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学校诚信教育，不论是私塾、官学，还是书院，皆行“明人伦”，“成德为事”。明清之际书院风起、私塾涌现，为进行系统的诚信道德教育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基础。传统学校诚信教育注重人的行为、习惯的养成，反对空言说教，注重生活细节、表里如一。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虽在道德教育上分歧很大，但都重视生活实践，强调对道德规范的认知和信服必须与生活实践相联系，做人做事不可脱节，朱子的“格致工夫”与王阳明的“事上磨”在一定程度上互通。

传统社会的礼俗文化承载着社会诚信教育的重要使命，是一种乡土社会中自然的教育，礼俗作为一种得宜的规范和生活方式，与法律、制度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道德，有时甚至会超越道德的权威和效力。礼俗的主要形式有三：古已有之、口耳相传的风俗；人们认同和遵循的“人情”习惯；成文或不成文的家规、族规、村规和民约。通过礼俗约束民众从而实现“礼治”是传统乡土社会维护秩序和治理的基本方式。礼俗文化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底色，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诚信心理和行为习惯。

（摘自沈永福、邹柔桑《论中国传统诚信的运行机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7年第5期）

车马炮

丁肃清

德欣说：“你这匹死马，我暂不吃你。”他说着攻小卒，又攻，再攻……残局上的小卒已是兵临城下。德欣洋洋得意地看着红棋憋在仕脚里的那匹马，确是瓮中之鳖，自己的老将一崴就吃了，可他不吃，他要叫对方输得心服口服。

杨喜良就剩下车马炮了，而且那马还是匹死马，这使得他捉襟见肘，但仍耐心寻找着机会。

德欣是车务段段长，杨喜良是老调度，两人私交甚密。他们什么话都能说，一边下棋一边说着车务段的事情。

旁边还有一位观棋者，叫李来顺，李来顺观棋不语。

几十天的春运，搞得焦头烂额，难得老朋友一聚。杨喜良说：“你看咱仨，像是这棋，你段长是车，我是这炮，都还厉害，来顺像这匹马。”

德欣和杨喜良都笑了。李来顺不笑，只静静观棋，在车务段，三十年前是个兵，三十年后还是个兵，尽管他书法绘画、弹拉说唱无所不能，也卖力气，却没有提升，真的就像憋在仕脚的那匹马。可李来顺没有怨言。

德欣段长说：“稍停，我去撒尿。”

德欣撒尿去了。

杨喜良说：“德欣的棋，还是算厉害。”

李来顺说：“我不尿他。”

杨喜良说：“你吃亏就吃在了这个脾气上，让一下也不缺个啥。”

论关系李来顺和德欣段长不错，之所以不错，才没有客套，有人没人，不喊段长，就叫他德欣，他想，这才是哥们儿。

可当了领导，谁没有个自尊心啊。杨喜良说：“德欣工作还是有水平的。”

李来顺又说：“我不尿他。”

德欣撒尿回来了，继续下棋。

李来顺说：“我也去撒尿。”

趁李来顺撒尿的工夫，杨喜良对德欣说：“咱们段里，数来顺最冤，什么苦活儿累活儿都有他，你可该提拔提拔他。”

德欣说：“我快退了，我不想管。”

说得杨喜良不高兴，“啪”地一声敲得很响，“将！”杨喜良在车的后面安上了炮。德欣的将想躲，却躲不了，往哪儿躲都在那只死马的脚下。

德欣“哎呀”了一声，没想到这盘棋输到了这匹死马上。

李来顺回来了，大喊：“输得好！我早就看出你要输这一招儿。”

棋散，仨人叙话。李来顺说：“咱仨，你们都混得好，是车，是炮，我是这死马，可死马也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时候。”

德欣略有感慨：“来顺啊，我对不起哥儿们，可也怪，咱仨人怎么就这么好呢？”

李来顺说：“咳！这怪啥呀？都吃过苦，你不记得你当司机，我和杨喜良当司炉，从阳泉跑石家庄，四个钟头要填十二吨的碳，那累呀，我和杨喜良都不想活了，是不是呀喜良？”

杨喜良说：“是，苦是咱们的根本。”

德欣似有感悟：“这样吧喜良，趁我还没有退，是该把来顺提拔一下，也算了却心事一桩。”

李来顺“哈哈”地大笑起来：“错了，错了！谁稀罕你那个提拔，倒找我钱我也不干。”

德欣瞪大了眼睛：“此话怎讲？”

李来顺说：“这么讲吧，俺李来顺是神仙日子，每天五点起床画画，然后跑步，再然后看日出，看完日出早饭喝一两小酒儿。”

“咳呀！”杨喜良似悟道：“你李来顺让我想起一句话，袖中乾坤大，壶中日月长，神仙、神仙！”

德欣无话，又来了下棋的雅兴，“再来一盘！”他愣拽着李来顺下棋，结果连输三盘。李来顺不下了，说德欣段长臭棋篓子。德欣还不甘心。

李来顺说：“要下，就此一盘了，我让你车马炮。”

德欣段长犹豫了一下说：“好吧。”

棋子儿的敲击声又响了起来……

材料一：2019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首次对部分劳动性所得实行综合征税，个税起征点提高至每月5000元(每年6万元)，优化调整了税率结构等，首次增加了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6个专项附加扣除。此次个税制度改革走出了我国个人所得税由分类征收向综合征收转换的关键一步，有助于解决分类征税方式下不同所得项目之间税负不平衡的问题；将大幅降低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更好地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实现从普惠制改革到定点减负的转变。财政部部长刘昆说，个税起征标准综合考虑了人民群众消费支出水平增长等各方面因素，并体现了一定的前瞻性。

同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正式实施。“《办法》是在广泛听取民意、集中民智和充分凝聚各方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从公开征求意见到《办法》公布后各方面的反映看，社会各界对《办法》的评价是积极的、正面的，普遍认为专项附加扣除力度之大，超出预期，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减负政策。”财政部副部长程丽华说，财政部将会同税务总局等相关部门，全力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特别是要做好信息系统优化和数据共享工作，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交换，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使纳税人能够充分、便捷地享受到扣除政策。

(摘编自《中国经济周刊》《经济日报》)

材料二：

表一：个税起征点提高至每月5000元后不同收入水平的减税情况(单位：元)

 (摘自《中国经济周刊》)

表二：赡养老人和子女教育扣除情况测算

(摘自田志伟、田展《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可能的减税成效及完善方向》)

注扣除款：指按照《办法》.规定从享有该专项扣除政策的纳税人的应税收入中减除的款项。如王某扣除五险一金每月实发工资8000元，减除5000元免税额，其应税收入为3000元，现在其享有子女教育专项扣除每月再扣除2000元，那么这2000元即扣除款。

材料三：目前一个典型的城市家庭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每年大约是3万元，考虑到边标成本递减，抚养两个小孩的成本大概为5万元。如果夫妻两人年总收入为25万元，按目前的抵扣方案，养育两孩每年抵扣额为2.4万元，在20%的税率下，这意味着家庭一年只能节省4800元，与年均5万元的养育成本相比微不足道。

(摘自梁建章《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应该按小孩人头抵税》)

材料四：依据《办法》，夫妻双方只能在负责自己的父母养老时获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若夫妻双方仅有一方具有工作收入，实际上承担着夫妻双方父母共同的养老，但法律却只允许其在缴纳个税时抵扣自己父母的养老费用支出，不允许抵扣对方父母的养老費用支出，这不仅不合理，而且可能引发家庭内部矛盾，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摘自田志伟、田晨.《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可能的减税成效及完善方向》)

严文井：一口柔和的井

林天宏

①许多拜访过严文井的人，都在文章里描写过他和他养的猫。其中最为传神的文字如下：

②“穿着深蓝色中山装的严文井，衣襟上有着明显的油渍，肩上散落着头皮屑。一只黑花猫不停地在我们俩周围踱来踱去，在他身上爬上爬下。他任凭这只猫不断地在身上腻，偶尔耐心和它说两句话……就像猫是他溺爱的孩子。”

③严文井爱猫，最多的时候，家中曾养过7只猫。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他自己吃清汤面，却给猫开鱼罐头；送人照片，也是他和猫的合影。他还不时借猫幽默一下，说猫和人一样有感情，但人有时候还没猫伟大。比如，“我家的猫寻找爱情，会毫不犹豫地从三楼跳下，人有这样勇敢吗？”

④有人问过严文井，喜爱小动物和写童话，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他回答道：“没有孩子，没有孩子的眼睛和心灵，没有美丽的幻想，没有浪漫的精神……则一定不会有童话。”

⑤柔和，是严文井最爱用的一个词，在他的作品中频频出现：“我的心是柔和的”、“妻看着我，目光渐渐转向柔和”、“我们的心很柔和，还要继续保持柔和”。

⑥他的代表作《啊，你盼望的那个原野》，写给他去世的爱人，他们在投奔延安的路上相遇，然后相爱，直到她生命的尽头。时至今日，还有读者感叹：“奇怪，一个老头，怎么能写出那么唯美、感性的文字？”于是，便有文学评论家把这个“童话爷爷”比喻成“一口井”，“那种流淌出的柔和的美感，好像是底色，铺陈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

⑦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这样的“资产阶级情调”，无疑不合时宜。尽管长期担任作协的领导，但在旁人眼中，严文井似乎属于“刻意被权力边缘化的角色”。“文革”中，他的一次检讨竟这样开头：“春天，我看见一个穿红衣的少女骑着自行车从林阴道上过来，我感受到一种诗意和美……”作家阎纲回忆，“5·16”之后，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白天干活儿，晚上接受批斗。一天夜里，他经过严文井床头，蚊帐中突然伸出一只手来，塞给他几颗水果糖，使得他“原本绝望的心，顿生出强烈的感激”。

⑧许多人劝严文井也写写那段岁月的回忆，他却拒绝了，因为“不好说”，而且“会伤害许多人”。他宁愿用一幅自画像来解剖自己，并郑重地钤上了自己的印章，分赠给同事和朋友。于是，这幅嘴和脸都扭曲了的自画像，被人视为“他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肖像”。

⑨严文井留世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一篇不到300字的散文。向他约稿的编辑回忆，严文井反复修改，整整写了一年零八个月。他用这样的笔调写道：“我本来就很贫乏，干过许多错事。但我的心是柔和的，不久前我还看见了归来的燕子。”

⑩2005年，严文井离世。一个前去他家采访的记者惊讶地发现，这个中国儿童文学泰斗的家，只是一套不到70平方米的“陋室”。除了老旧的单人床和书桌，剩余的空间都被书本占满。屋内能见着的唯一光亮，就是窗外的一棵绿树。树下，埋着他亲手安葬的爱猫“欢欢”。

注严文井（1915-2005），湖北武昌人，散文家，儿童文学家。

生态美学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学形态，它不同于通常美学之处，在于审美过程中人与自然构成一个紧密不分的共同体：而且人在生态审美过程中也不是孤立静观的审视，而是如现实生活一样，是在动态的时间之流中审视。因此，生态美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审美范畴就是一般美学所没有的“家园意识”：人与自然是一种“在家”的关系，自然是家中之物，人是家中之人；人感受到一种在家中的惬意，与自然万物须臾难离。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阴阳相生”的生态美学思想具体体现了一种东方式的“家园意识”。在古代中国人眼里，整个宇宙就是人类之家，“天地人三才”意味着人与天地宇宙构筑起一个须更难离的生存共同体。这样的生态美学思想具体体现在各种艺术门类之中，形成中国传统艺术相异于西方古典艺术的独特景象。

民间艺术最直接地体现了中国先民在“天人合一”思维模式下创造的生态的生存意蕴。年画中的“吉祥如意”，“风调雨顺”，剪纸的“金鸡高鸣”，“福禄寿三星”，乃至保佑百姓的各种门神等等，都意味着中国古代人对于在“天地人”这一宇宙大家中获得吉祥安康生活的期许与保护这种生存方式的愿望。

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最集中体现的是“气韵生动”的生命力量。这里的“气”是天人合一之气、阴阳相生之气，人我感应之气，也是诞育万物之气。中国画还是一种特有的散点透视，人随景走，景随人移，步步可观。人与画的关系不是主客的冷漠的欣赏关系，而成为人与画中所描述的生活情景交融的现实关系，人已经参与到画中，这在西画中是没有的。我们对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欣赏就是一种散点透视中人随景移的生命流动，这种“气韵生动”，是中国古代生态审美智慧的具体表现。

从建筑上来看，北京的天坛为祭天之用，所以其坛体平面是圆形，象征着天；而地坛是祭地的，所以其坛体平面是方的，象征着地。两者结合象征着“天圆地方”。而古代天坛设于南郊，地坛设于北郊，宫城在两者之间，体现了“天地人”三才的思想。“法天象地”不仅意味着建筑应体现“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还意味着所有的建筑均需与自然（大地）相衔接，借山势水流为建筑增添生命之色。

中国古代民居要求背阴朝阳、背山面水、后高前低，有利于人的生存养息。民居的“阴阳相生”包括白与黑、房屋与天井、山与水、高与低、南与北等等复杂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就有利于人的休养生息、繁衍生长。我国的徽式建筑就较好体现了这些关系，成为我国南方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房舍样式。徽式民居的坐北朝南、依山傍水、高墙封闭、马头翘角、黑瓦白墙、堂室天井结合，配以三雕，典雅大方，既美观，又能够做到防火防盗的安全，同时冬暖夏凉，有利于人的生息。

（选自曾繁仁《建设性后现代语境下中国古代生态审美智慧重放光彩》，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