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出学问

——《解放周末》对话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

昨天是第25个教师节。复旦大学向全体教师发出致谢和倡议，感谢在学术领域中默默耕耘多年的教师们，并倡导一种某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

这种倡导，关乎复旦，又不止于复旦；关乎教师，也不止于教师。

下面是记者对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的专访。

记者：在教师节这一天，复旦大学为何向全体教师发出这样的致谢？

秦：我们向辛勤工作一年的教师致敬，不仅尊重老师的一般性劳动，还特别强调一个重点：不能遗忘在学术领域耕耘多年、默默无闻的教师们。这些教师没有受到媒体的过分关注——被媒体过分关注恰恰做不出学问——因此，容易被遗忘。在这一时刻表达对他们的由衷感谢和深深敬意，是非常必要的。

记者：钱穆先生说过，做好学问，要“潜心十年”。

秦：是的，类似的说法不少。20世纪50年代，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就把范文澜先生的治学精神概括为两句话：“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种甘作“冷板凳”的精神，就是坚守学术的精神——无论外面发生了——无论外面发生了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攀登学术高峰的路途中，一定要坚守学术。在这个方面，我颇为自豪，因为在复旦大学的历史上，不乏甘坐“冷板凳”、作出卓越成就的学者，他们的精神，是复旦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

记者：这种精神的确是宝贵的，但是，是否非得寂寞才能出学问？不甘寂寞就不能出学问吗？

秦：这个疑问可能来自现在一种有目共睹的现象：学术考核时，不少教师拿出了一大摞成果，十几篇论文、好几部大书，都是在有限的几年内写成的。但是，真正在学术界的人都知道，即使是一篇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恐怕也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完成的。“著作等身”只有在个别天才身上才能发生。我认为，在现行的考评体制下出现了那么多的“硕果累累”“著作等身”是不符合学术规律的

记者：也就是说，做学问来不得半点浮躁，必须静心求实。其实，“寂寞出学问”也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优秀传统。那么，您认为怎样才能真正耐得住寂寞？

秦：在这方面，很多学者都有经验和教诲。做学问，首要的是要有兴趣，要有对学问的热爱。比如，陈尚君教授用了20年的功夫做了《全唐文补编》《全唐诗补编》，他做的工作大部分是辑录、校勘、订正，是非常细致认真的学问。当年陈先生住房不宽裕，在出版社借了20平方米的房间，夏天没有空调，但他又不敢开电风扇，怕吹乱纸页，只能打着赤膊，挥汗如雨地工作，多少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很多人说，这多苦啊，我才不吃这个苦呢。实际上陈先生是苦中有乐，这种乐趣，是别人难以体会的。真正热爱学问的人，即使是在艰苦和寂寞的环境中，内心也并不孤单，相反，很充实，很幸福。

记者：您倡导学者要甘于坐“冷板凳”，显然与当前浮躁的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有关，不少人认为，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整个文化和社会的问题。在这其中，媒体似乎也起了不少的作用。那么，您认为，在当今的时代，学者和媒体之间应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秦：应形成良性关系。媒体要着重宣传学者的学术精神，恰当宣传他们取得的学术成果，而不要去追逐学者的私人生活，不要过度把学者放置在社会热点中。媒体的过度关注会损害学者。

记者：有不少学者甘心埋首做学问，也有学者以走出象牙塔、主动参与公共空间为己任。

秦：确实有好多真正做学问的学者是不发言的。我们的态度是，鼓励学者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常识在媒体上讲点话，关键是要有真知灼见。知识分子提出一些意见，在守住社会的良心、主张社会公正，绝对是有好处的。但是，学者在和媒体互动中，要守住学术界限。学者通过媒体适当传播学术成果，但一定不要把名利和传播挂起钩来，不要使自己成为“媒体学者”。学者不要以为通过在媒体上的频频亮相，自己就可以变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任何事情都能发表看法的”全才“。这实际上是在降低学术的影响，也是在暴露自身的不足。

（原载《解放日报》2009年9月11日第17、18版，有删改）

花草院落

郑飞雪

①一年前去过那家小院，小院里花草的气息从不同的季节飘散出来。

②去往乡村的路途其实有些远，也坎坷，先穿越邻县的高速路，再盘旋到寿宁县高海拔的山路，一路翠竹林立，云雾缥缈，很快就忘却了身后的红尘。

③车子到达乡村后，双脚像兔子着落到青草地，我感觉又回到了出发地——家乡。朴实的村民从村街店铺里探出头，用与我家乡话相仿的方言向朋友问候着，有一两句拗耳，只稍慢下语速重复着，也能捕捉出话里的大致意思。错把他乡当故乡，便是此情此景的感觉了。

④空气中飘送着稻草香，小院位于青青的田野边，田边一条潺潺流水，像是专为客人引路的，沿着水流方向从东向西走小段路，到达宅院门口。那宅院，像临水的花，映照在润边。寂寞，却有寂寞的言语。探头，可见院子里摇摆着各色花草，像微信里的春景图一样春光灿烂，像主人一样熟悉亲切。当然，它们霸着这方水土，霸着这座院落，自然是院落里磊落的主人了。一群风尘仆仆的远客闻着香气，蜂蝶一样来寻访芳踪。

⑤很普通的一些花草蔬莱装扮着空旷的院地，院子显出特别的乡村格调，好像在这里遇见儿时的伙伴，笑容从模糊的记忆里慢慢显现，露出往昔熟悉的容颜，猛地一看，就叫出它们的名字：葵花、丝瓜、辣椒、月季、茄子……这些花草蔬菜，挨挨挤挤站满院子，像左邻右舍聚拢过来瞄一眼稀客。紫茄有些腼腆，见不得生人，静静挨着墙角羞怯着，吐出紫星星一样的花儿，这朦胧的花朵却如星光一样照亮城里人尘封的梦。一片菜花，一片开在院墙内的菜花，如紫云英一样勾起春天的梦幻，这是多么富足的分享。黄瓜很愉悦，纤巧的藤蔓沿着院墙攀升，像一首爱情歌谣，把明亮的心情传达远方。重重碧叶垂挂的瓜，是嫩黄色的。这纯净的颜色，一下子唤醒岁月深处单纯的记忆。它从母胚生长出来，就是以天然的肤色遗传命名。黄瓜，一个名副其实的乳名。而今市场菜摊上的黄瓜长满癞刺，襄着丝瓜一样的绿衣裳，像赶潮的青年装扮星范儿，让人据量时无从下手，也无法分辨内在的本质，锋芒毕露，完全改变了最初的基因。

⑥玫瑰躲在玉米棒下浅笑，鱼腥草簇拥着石榴花向墙角绵延，吊兰从假山的缝隙里冒出来，争着抢着在池水边摇头晃脑，蓬勃的生机在缠绕的枝叶间展现。让人感叹时光匆忙，也欣赏存在的诗意和温暖。与世无争的闲适，正是生命的从容与尊贵。

⑦朋友建房时突发奇想，在院里开辟了一块地，不灌溉水泥，花卉、蔬菜、野草可以在泥土里生长，错落有致、和谐生趣，让生活视野呈现出别样的风情。我喜欢这草木群居的院子，像主人相邀南来北往的客人，演奏着浪漫的交响曲，提琴、簧管、长笛……或舒缓，或激扬，或沉郁，或热情，或优雅，或荒凉，花草们用执着的深情，绽放成土地上坚定的生命。

⑧朋友说，这些花籽菜籽草籽，都是母亲随手撒下的。母亲年迈了，怕她走不上山坡，怕她在风雨里走不进田园，保留了这院内的土地，让她随性操持。一位母亲对生活的性情操持，就像蜜蜂在花丛中辛劳，像莱们草们执意要从土地里冒出来，没有人会阻止这天生的执念。子女对母亲的了解如花草与泥土相通，泥土培育花草，草木感知土地深处的脉搏。母亲的脚步移动着，在东边撒下一粒籽，萌发一个芽；在西边栽种一株苗，结出一个瓜。枝叶蓬勃成一片欢愉的生命，年迈的母亲就喜欢这样的生命，相互依靠，相互缠绕，寂寞中滋生出许多热闹。一片瓜菜的季节延伸着一位母亲的时光，母亲的富足就是看着土地上的热闹。手抚过的花朵、瓜果、枝叶，盛开土地的温情，像母亲琐碎的叮咛，牵挂着远程的脚步。

⑨宽广的土地多像慈母，容纳了性格迥异的孩子。

（选自《散文选刊》，有删改）

①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之一，就是选择包容。

②包容，是中华文明固有的思想。早在《尚书》中就有这样的话：“有容，德乃大。”（《周书·君陈》）意思是：有所包容，所成就的功德才能巨大。《老子》也说：“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第十六章）意思是：有所包容，就能臻于“公”，进而臻于“王”，臻于“天”，臻于“道”，臻于“久”。这些虽然都是针对统治者而言的，但在中华文明中具有普遍的意义。中华文明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明，中国人常用“海纳百川”来形容一个人的气度胸襟，这四个字也可以用来形容中华文明的品格。

③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不只是黄河流域，还包括长江流域。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又证明，除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还有许多文化遗存散布在全国各地。中华文明的组成，既包括定居于黄河、长江流域，较早以农耕为主要生活的华夏民族创造的文明，也包括若干以游牧为主要生活的少数民族创造的文明。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是多种文明因素的整合。整合的模式是以华夏文明为核心，核心向周围扩散，周围向核心趋同，核心与周围互相补充、互相吸收、互相融合。汉族和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都为中华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例如：我们引为骄傲的山西应县木塔那样精美的建筑，便是契丹族所建立的辽代的杰作；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首次开辟了我国南北海运航线；满族所建立的清朝，出现了康乾盛世。这些都为中华文明增添了精彩的一页。

④我们还可以以战国和唐代为例进一步说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战国时代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不同的学说和流派多元共存，自由争辩，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我想强调的是，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不只体现在统治者的包容性上，也体现在整个社会的包容性上。孔子有弟子三千，“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其它各家也各有自己的信徒或同道，这说明社会的包容度很大。包容，也是唐代文明鼎盛的一个重要标志，这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儒、释、道三家并用；政府机构中各民族的人才都有施展才华的机会，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使大量出身庶族的士人进入仕途；文学艺术的题材和风格多种多样，等等。仅以政府的将军为例，如哥舒翰、高仙芝、李光弼等都是少数民族。而日本的阿倍仲麻吕（晁衡）、新罗的崔致远都曾远离故国在唐朝任职。

⑤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文明的发展需要包容，“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唯包容才能百川汇海，唯包容才能不断壮大。

（节选自袁行霈《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

《史记》中的《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写的都是侠肝义胆、急人所难、为知己者死的侠义之士。他们最为可贵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奋斗，不为名利而改变志节，不为权贵而放弃操守，在他们的心目中，“义”才是至高无上的。他们本着“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为人准则，坚守自己的独立意志，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无怨无悔。

《刺客列传》中以荆轲为代表的义士，思想境界虽有高下、阔狭之分，但他们视道义高于生命、“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优秀品质令司马迁大加赞扬。豫让宁可让自己承受涂厕之辱、漆身吞炭之苦，也要采取他认为最正当的方式，不惜牺牲生命为智伯报仇；聂政为完成严仲子所托，最后竟“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荆轲为捍卫自己的尊严帮助燕太子丹刺杀秦王，而使自己走上了不归路。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这样表现朱家的侠义：“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他“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的助人为乐精神已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为了体现郭解的侠义，司马迁则不厌其烦地列举了数例。郭解姐姐的儿子被杀害的事例，说明了郭解明善恶、辨是非的正直；邻里从傲视他到“肉袒谢罪”的改变，说明了郭解以德服人的豁达……

《史记》中的侠义之士是有着真正作为“人”的意义上的独立意志与高尚人格的。

《刺客列传》中的义士，所作所为均是为报答知遇之恩。“士为知己者死”是他们最高的道德标准与行为准则。专诸与公子光、豫让与智伯、聂政与严仲子、荆轲与燕太子丹……他们不是仆与主、臣与君的隶属或等级关系，也不是雇佣或利益交换关系，他们是平等的。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的壮举不是为了获利，也不是为了谋权，完全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份信任、一份赏识、一份重托，就因为这份厚重的情谊，他们愿意赴汤蹈火，他们明知走上的是一条不归路，却无怨无悔，视死如归。

《游侠列传》中的游侠，就是在社会底层的平民中敢于坚持自我、敢于对抗强权、敢于对抗卑鄙与丑恶的侠士与义士，他们因为不代表统治者，所以没有名分，故而被称作“游侠”。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意志不受名分与职责所限，当然也就没有了统治者意志的羁绊；他们的行为不因权势而改变，因为他们既不弄权也不接受权势的约束；他们的操守不因利益的诱惑而改变，因为他们“急人之难，甚己之私”。

侠义之士的人格是独立的、高尚的，但在那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因此而注定成为悲剧。《刺客列传》中的刺客，为报知遇之恩，便心甘情愿地去冒险。专诸受公子光所托去刺杀吴王僚。专诸的行刺行动是他高尚人格的悲壮表现。豫让、聂政、荆轲的刺杀行动无一不是如此，他们的人生选择又是惊人的相同，原因就在于他们有着相同的人格基础——悲剧人格。

《游侠列传》中的游侠，他们没有显赫的权势，甚至所为有悖统治者的规矩，但却比为官者更坦荡磊落、重情重义。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是与传统的礼法、虚伪的道德相对抗的表现；“义不苟合当世”，是绝不为了官爵俸禄而改变个人的品格、操行的坚守。而这样的游侠，其所作所为却偏偏是违犯当时的法律法规的。可见，游侠们高尚的人格、独立的意志与统治者的专制统治相违背，这也注定了他们的人生悲剧，其人格注定是悲剧人格。郭解为御史大夫公孙弘所害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选自《<史记>侠义之士的独立意志与悲剧人格》，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