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智豁达的苏轼认为，贾谊“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不懂    ，不能自用其才。而历经宦海沉浮的王安石比苏轼更为洞明，在《贾生》诗中他提出了自用其才的标准。他写道：“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 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意在表明，君王待臣厚薄，臣子是否自用其才，评价的标准不仅在于官爵高低，更要看臣子的谋议得到采纳和施行。这是很有见地的经验之谈，显然，政治家们要比诗人们眼光更为深笃，值得后人深思和借鉴。

透视贾谊的人生际遇和苏轼、王安石等人的诗作情怀，我们可从中受到启迪，那就是要学会刚愎自用，方能成才。刘禹锡在《学阮公体》诗中曾言：“（甲）”，可谓一语道破了古代有才华的读书人或知识分子，即贾谊们的痼疾。他们往往 ，情绪多变。遇有顺境，就激情满怀，意气风发，“（乙）”；而遇到逆境，就心怀愤懑， ，且自感怀才不遇，“（丙）”。有的甚至意气用事，  ，于事无补，于己有害。

今天我们生正逢时，即使身处逆境，也要以“出世”情怀，自用其才。因为古人早就告诉我们：“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

2019年，五四运动迎来百年纪念。一个世纪前，那群热血青年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而走上街头。这些青年不仅仅是在表达他们对腐败无能的统治者的不满，对侵占国土的列强的强烈谴责，更是向人们昭告他们还在为这个国家的存亡   ，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还怀抱美好的希冀！

“五四”是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吸引一代代读书人围绕它展开对话，（  ）。不然，拒绝对话割裂历史的民族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将会 。

中国在发展和崛起，人们对五四文化中的优秀因素也更加深入地进行了思考。我们到底如何发掘这些优秀因素？如何充分利用这些优秀因素？这也是当前迫切需要认知和解决的问题。在这个方面，我们现在做得还远远不够。中国在发展，五四文化的优秀因素也需要进一步地发展，不能总在困难面前 。以为旧的文化不加改动就可以为今天所用，这种观点是 的，而且也是很容易出问题的。我们谈论“五四”，不仅仅是在与“过去的历史”对话，更要有学术史眼光和现实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