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美）福克纳

艾米丽·格里尔生小姐过世了，全镇的人都去送丧。送丧的人们大多出于好奇，想看看她屋子的内部。至少已有十年光景谁也没进去看看这幢房子了。

那是一幢过去漆成白色的四方形大木屋，坐落在当年一条最考究的街道上，还装点着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风格的圆形屋顶、尖塔和涡形花纹的阳台，带有浓厚的轻盈气息。可是汽车间和轧棉机之类的东西侵犯了这一带庄严的名字，把它们涂抹得一干二净。只有艾米丽小姐的屋子岿然独存，四周簇拥着棉花车和汽油泵。房子虽已破败，却还是执拗不驯，装模作样。

这幢房子传说是他父亲死后留给她的财产。

记得她父亲死后的第二天，妇女们到她家吊唁的时候，艾米丽小姐在家门口接待她们，衣着和平日一样，脸上没有一丝哀愁。她坚称她的父亲并没有死，并一直拒绝将他的父亲下葬。正当人们要诉诸法律和武力时，她垮下来了，于是他们很快地埋葬了她的父亲。

我们相信她这样做是控制不了自己。我们还记得她父亲赶走了所有来求婚的青年男子，她现在已经一无所有，只好死死拖住抢走了她一切的那个人。

行政当局要铺设人行道，就在她父亲去世的那年夏天开始动工。建筑公司带着一批黑人、骡子和机器来了，工头是个北方佬，名叫荷默·伯隆，个子高大，皮肤黝黑，精明强干，声音宏亮，双眼比脸色浅淡。很快，他就成了全镇的名人。不久，逢到礼拜天的下午我们就看到他和艾米丽小姐一齐驾着轻便马车出游了。

起初我们都高兴地看到艾米丽小姐多少有了一点寄托，但是妇女们都说：“格里尔生家的人绝对不会真的看中一个北方佬，一个拿日工资的人。”一次伯隆同男人们喝酒，说现在只是想玩玩，还无意成家，于是一些年纪大的人就说“可怜的艾米丽……”

她把头抬得高高，甚至当我们深信她已经堕落了的时候也是如此，仿佛她比历来都更要求人们承认她作为格里尔生这个贵族家族末代人物的尊严，仿佛她的尊严就需要同世俗的接触来重新肯定她那不受任何影响的性格。

……

“我要买点毒药，”艾米丽跟药剂师说。她当时已三十出头，依然是个削肩细腰的女人，只是比往常更加清瘦了，一双黑眼冷酷高傲，脸上的肉在两边的太阳穴和眼窝处绷得很紧。

“我要你们店里最有效的毒药，我要砒霜。”

药剂师朝下望了她一眼。她回看他一眼，身子挺直，面孔像一面拉紧了的旗子。药剂师说，“如果你要的是这种毒药。我们有，不过，法律规定你得说明做什么用途。”

艾米丽小姐只是瞪着他，头向后仰了仰，以便双眼好正视他的双眼，一直看到他把目光移开了，走进去拿砒霜包好。黑人送货员把那包药送出来给她，药剂师却没有再露面。她回家打开药包，盒子上骷髅骨标记下注明：“毒鼠用药”。

铺路工程竣工，伯隆离开了本城。一天黄昏，有人看见伯隆去而复返，他走进了艾米丽的那所房子，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荷默·伯隆。

至于艾米丽小姐呢，等我们再见到她时，她已经发胖了，头发也已灰白了。以后数年中，头发越变越灰，变得像胡椒盐似的铁灰色，颜色就不再变了。直到她七十四岁去世之日为止，还是保持着那旺盛的铁灰色。

不时我们在楼底下的一个窗口——她显然是把楼上封闭起来了——见到她的身影。她就这样度过了一年又一年——高贵，宁静，无法逃避，无法接近，怪僻乖张。

她就这样与世长辞了。死在楼下的一间屋子里。

我们已经知道，楼上那块地方有一个房间，四十年来从没有人见到过，要进去得把门撬开。他们等到艾米丽小姐安葬之后，才设法去开门。

这间布置得像新房的屋子，仿佛到处都笼罩着墓室一般的淡淡的阴惨惨的氛围：败了色的玫瑰色窗帘，玫瑰色的灯罩，梳妆台，一排精细的水晶制品和白银做底的男人盥洗用具，但白银已毫无光泽，连刻制的姓名字母图案都已无法辨认了。杂物中有一条硬领和领带，仿佛刚从身上取下来似的，把它们拿起来时，在台面上堆积的尘埃中留下淡淡的月牙痕。椅子上放着一套衣服，折叠得好好的，椅子底下有两只寂寞无声的鞋和一双扔了不要的袜子。

那男人躺在床上。

我们在那里立了好久，俯视着那没有肉的脸上令人莫测的龇牙咧嘴的样子。那尸体躺在那里，显出一度是拥抱的姿势，但那比爱情更能持久、那战胜了爱情的熬煎的永恒的长眠已经使他驯服了。他所遗留下来的肉体已在破烂的睡衣下腐烂，跟他躺着的木床粘在一起，难分难解了。在他身上和他身旁的枕上，均匀地覆盖着一层长年累月积下来的灰尘。后来我们才注意到旁边那只枕头上有人头压过的痕迹。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从那上面拿起了什么东西，大家凑近一看，原来是一绺长长的铁灰色头发。

（有删改）

插曲

（美国）威廉·福克纳

每天中午他们都从这里路过。他穿着一套刷净的西装，戴一顶灰色的帽子，从不扣上衣领，也不扎领带。她穿一件雅致的棉织花布上衣，戴一顶阔边太阳帽。我坐在密西西比州我自己的在小山中那所粗糙简陋的小别墅前，或在木头门廊上摇摇晃晃时，见过他们好多次。

他们都至少有60岁了。他是位盲人，步履蹒跚无力。她每天带他到那座大教堂去乞讨，像平稳的水流一样说着话，用她那多节的手做着手势。日落时她又带他回来，把他带回家。直到斯普拉特林从阳台上对她打招呼，我才看到了她的脸。她左顾右盼，然后又向后面看看，没有发现我们。听到斯普拉特林第二次叫她时，她才仰起头向上看。

她的脸是褐色的，永远美丽得像个妖魔。她没有牙齿：鼻子和下巴之间可以相互一览无余。

“你很忙吗？”他问道。

“你有事？”她欢快地答道。

“我想给你写生。”

她没听懂，热切地看着他的脸。

“我想给你画一幅像。”他解释道。

“跟我来。”她立刻笑着对和她在一起的那个男人说道。他顺从而艰难地想在院子围栏那狭窄的混凝土地基上坐下，却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一位过路人帮她扶他站了起来。我找了一支铅笔，就兴奋地离开了斯普拉特林，去为他找一把椅子。我看到她实际上正在哆嗦——不是因为年老，而是因为愉快的虚荣。

“艾绥斯·乔。”她命令道，他坐下了，他那无视力的脸上充满了只有盲人才了解的那种冷淡的上帝般的平静。斯普拉特林带着他写生的本子来了。她坐在已就座的那个男人旁边，把手放在他肩上。人们立刻明白他们要拍在结婚纪念日上拍的那种照片。

她又是一位新娘子了，倚仗着只有死神才能剥夺我们的优秀神话的魔力，她又一次穿上了丝织衣服（或者类似的东西），戴上了首饰、花冠和面罩，或许还有一束鲜花。她又是一位新娘子了，年轻而且美丽，她那颤抖的手放在年轻的乔的肩上。她身旁的乔又一次成为震撼她那充满恐怖、崇拜和虚荣的心灵的某种东西——有点令人害怕的东西了。

一位偶然路过的人觉察到了这一点，停下来看着他们。就是看不见的乔，通过在他肩上的她的手也感到了这一点。她的梦想使他变得年轻而且骄傲了。他也设想着在1880年那时候的男子和他的新娘拍照时的固定可行的姿势。

“不，不，”斯普拉特林告诉她，“不要那样。”她的脸色阴沉了下来。“转向他，看着他。”他赶紧补充道。

她服从了，但仍然面对着我们。

“把头也转过去，看着他。”

“但那样你就不能看到我的脸了。”她抗议了。

“不，我能。还有，我将马上画你的脸。”

她微笑着妥协了，脸上皱起数万条皱纹，像一幅蚀刻画，她占了他想要的位置。

她立刻变得像个母亲似的。她再也不是新娘了。她结婚的时间足够长了，完全明白乔既不是很可爱也不是很可敬畏的什么东西。而且正相反，他是可轻视的东西。他毕竟只是一个容易犯错误的大孩子。（你知道她到现在为止已经生过孩子——可能丢失了。）但他是她的，另外的世界或许是那么坏，所以她要使它变得最好，记住那些日子。

乔又一次通过放在他肩上的她的手领会到了她的心境，他再也不是那超众的男子了。他也记得他来到她跟前寻求安慰，带给她新的梦想的那些日子。他的高傲从他身上消失了。在她的抚摸下静静地坐在那儿，孤立无援，也不需要帮助，处在黑暗中，而且平静得像个已看到了生与死，发现了他们两者之间没有什么重要区别的上帝。斯普拉特林画完了。

“现在该画脸了。”她很快地提醒他。眼下在她的脸上出现了某种东西，那东西不是她的脸。那上面恰好带有一种模棱两可的，不可思议的姿态。她正在摆好姿势吗？我疑惑地看着她。她正面对着斯普拉特林，但我相信她的眼睛既没看他，也没看他后面的墙。她的眼睛在沉思，而且是她自己的沉思。

斯普拉特林画完了。她的脸变成了一位60岁妇女的脸，就像一个妖魔一样没有牙齿，兴高采烈的。她过来看那幅画，把它拿在手里。

“带钱了吗？”斯普拉特林问我。

我有15美分。她没加评论地把画还了回来，拿走了那些硬币。

“谢谢你。”她说。她拍了拍她丈夫，他站了起来。“谢谢你搬来了椅子。”她朝我点点头，并且笑了笑。我看着他们慢慢地沿着小巷走了，真想知道我在她的脸上看到了什么——或者说我看到的一切。我转向斯普拉特林。“我们看看这幅画吧。”

他正紧盯着那幅画。“喂。”他说道。我看着画，接着我清楚了在她脸上我所看到的东西。整个脸蛋画得确实同蒙娜丽莎的表情一样。

啊！女人仅仅拥有一个永恒的年龄！而且那不是年龄。

（选自《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微型小说精品》徐磊译，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