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马青鬃

“支左”那年，部队送我们生产队一匹军马。那马牙口虽老，却形体高大，浑身铁青，颈上的鬃毛有一尺多长。听老人们讲，那叫青鬃马。

青鬃马的性子很烈。被牵进牲口棚的第一天，就咬伤了那头企图骚扰它的黑叫驴。心疼黑叫驴的饲养员上前拉“偏架”，被它一蹄子尥出老远。为此青鬃马没少受饲养员的报复，头部常有被马勺磕出的累累伤痕。

青鬃马力气虽大，却不会犁地。它快捷的步伐总是令那些和它并驾的牲口跟不上趟。要它独拉一架犁，它又顶不了一个工日。对它一动鞭子，它就狂跳不已，没人能够驾驭得了它。

因此青鬃马经常被拴到树上挨鞭子，特别是生产队长的鞭子。队长使得一手好鞭子，鞭头硬，打得准。他运足了劲儿，能把马耳朵一鞭打裂。

青鬃马开始变得郁郁寡欢，无精打采。它经常趴在粪水坑里，把自己弄得满身污秽，落魄不堪。

“把它牵出去遛遛吧！实在不行，就……”就怎么样，队长没说，因为那年月随便杀牲口可不是小事情。那可是“生产资料”啊！

时近中午，饲养员牵着青鬃马回来了。青鬃马身上的泥粪已被洗刷干净，浑身油亮。虽瘦骨嶙峋，却显得精神抖擞。饲养员有掩饰不住的喜悦：“队长，这是一匹好马哩！骑上它，跑得飞快，还特别稳当！”

“真的？”生产队长在青海当过兵，也能骑马。他从饲养员手中接过缰绳，一翻身跨上马背。稍一抖缰绳，青鬃马猛地蹿了出去……

野外的空阔辽远刺激了青鬃马已近僵硬的神经和蛰伏的野性。它扬起鬃毛，收腰扎背，四蹄翻飞，跨阡度陌，跃丘越壑，尽情地奔驰在自由的风里。

队长满面红光，惬意地从马背上跃下，把缰绳往饲养员手里一扔：“好马不犁地哩！找上几个人，杀杀它的野性儿，绝对是匹好牲口！”

这次，青鬃马被栓到那棵枯槐树上就显得很隆重。树周围站满了成圈的看客，圈内是轮番抽打的七八个鞭手。在鞭梢儿的呼啸里，青鬃马悲声长鸣，鬃毛纷飞，鲜血崩流……

正当鞭手们打累了，队长吩咐把马解开，又要满有把握地收获一头驯服的牲畜时，突然一声惊天的长啸，青鬃马猛地挣断缰绳，后蹄一蹬，前蹄一扬，竟跃上了近三米高的枯树！在落上树杈的瞬间，两条插入树枝的前腿骤然折断！白森森的骨茬子都迸出体外！

青鬃马发出最后一声长长的哀鸣……

那天，队里每家都分到了一块马肉。我记得妈妈用马肉包了饺子，却不太好吃。因为那肉馅儿不但粗糙不香，而且还有股辛酸的味儿。

我至今还保留着我捡到的那匹青鬃马的一片马蹄铁。那马蹄铁已磨得很薄，上小学时我曾用它当削笔刀削铅笔，很锋利。

（选自《文艺生活（精选小小说）》，有删改）

汉字自从成了汉语的书面符号，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从甲骨文所记录的商周编年史，毛公鼎的篆文所镌刻的嬴秦的历史，先秦诸子的论辩和散文，汉代的《史记》《说文》，直到康乾盛世所刻的九百卷、近五万首的《全唐诗》和近八万卷的包括经史子集的《四库全书》，浩瀚的典籍集聚了一代又一代文化精英的思维逻辑和艺术创造。中国作为古典文献的大国，其文献数量和质量都无愧为上乘。

汉字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它的生命力来自它的内部结构。汉字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结构体，在形音义之中，表意是它的主体功能。隶变之后字形稳定少变，占汉字大多数的形声字，表意的形旁相对明确，表音能力较差。稳定的形、义使它超越了表音能力的缺陷，尽管古今汉语和南北方言语音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还能“由文知义”。于是，隔代的人可以共享书面阅读，异地的人可以借助文字沟通。不同的民族虽有各自的语言，但用汉字书写的书面语，则被大家尊为共同的文化载体。唐代之后的一千年间，《切韵》系韵书作为标准音，通过科举取士普及全国，形成了“文读”的字音类别，使古今南北的字音差异保持着多多少少的对应，使操着不同口音的人都认同统一的汉语。满族入关统治中国近三百年，正是处在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转变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华文化达到鼎盛的时期，《四库全书》和《红楼梦》所分别标志的文言和白话也登上了顶峰。这就是各民族共同使用汉字、多民族共同创造统一文化的最好见证。统一的文字不但维系着统一的书面语和统一的民族文化，也使我们这个拥有数亿人口的大国能够经常保持着统一的局面。

汉字在它的青春时期，不但勤勤恳恳地为中华民族服务，还作为中华文明古国的友好大使，传播到东亚的许多邻国，形成了太平洋西岸的汉字文化圈。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向中国学习了一千年，先是直接学汉字，读四书五经，公元712年成书的《古事记》就是用文言文写的。约公元9世纪创造了汉字笔画式的表音文字——假名，用汉字和假名拼音来书写日语。二战期间，曾有人提出要废除汉字，因为汉字已经用“音读”和“训读”的形式进入日语的血脉，废除不成，后来采取限用汉字的办法，规定了1850个汉字作为“当用汉字”。朝鲜从公元3世纪左右使用汉字，15世纪也创制了汉字笔画式的谚文字母，直到1910年被日本吞并。韩国1987年规定，小学只学谚文，中学学1600个汉字。越南纳入中国版图一千多年，一直以汉字为正式文字，直到1945年才改用拼音。正是因为汉字以表意为主、不精确表音，所以才能够被不同语系的语言借用为文字符号，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几千年间，汉字的形体发生过甲、金、篆、隶、楷、草等字体的变化，在笔画的选择、结构的调整、繁简的变异上经过了不断的探索实践，在时代的演变中，创造了书法艺术。汉字不但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还成为类似西方绘画、雕塑的艺术陈列品，这在世界文字之林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摘编自《光明日报》李如龙《汉字的历史发展和现实观照》）

布列松：镜头里的忠实记录

法国人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是20世纪最伟大的摄影家之一，他的摄影作品曾登上过全世界最著名。

的杂志和报纸，他让拍摄新闻照片成为了一种艺术。对于世界上的大多数摄影师们来说，布列松就是一道“槛”。似乎只有读懂了他的作品，才能一窥摄影的究竟。

布列松出生在法国巴黎附近的香特鲁小镇，叔叔路易是一个极具天赋的画家，也是布列松艺术道路上的启蒙者和最重要的影响者。“1913年的圣诞节，我第一次走进叔叔的画室，当时我只有5岁，但马上就被画布和画室的味道迷住了。”布列松开始跟随叔叔学习油画。

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英国艺术与文学两年后，22岁的布列松应征入伍，度过了一段让他“很难适应”的军旅生涯。也许是被匈牙利摄影师马丁·芒卡西的作品《三个黑人少年奔向浪涛》吸引，退伍的布列松出人意料地去了当时法国的非洲殖民地科特迪瓦，成为一名猎人。很多人都钦佩布列松的冷静。法国导演路易·马勒曾回忆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时的布列松，当时巴黎学生暴动已经达到最高峰，到处一片混乱，但布列松仍能冷静地面对事态，一小时只拍了4张照片。这应该得益于他在打猎中练就的技巧——准备，等待，等待，等待，最后扣动扳机……

布列松在科特迪瓦感染了一种可怕的传染病，病情的严重曾一度让他筹划自己的葬礼。但最后，他还是挣脱了死神。从此，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他退缩了。

布列松和他小巧的35毫米莱卡照相机见证了几乎20世纪所有的重大事件，以及一些最具象征意义的时刻和人物。他曾亲历1948年甘地被暗杀事件和甘地的葬礼，也曾记录过西班牙内战和巴黎解放，以及印度的分裂和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作为西方记者，他还曾分别首次获准进入新中国和苏联拍摄。

在研究1949年前后的中国历史时，可资借鉴的影像资料比之其他年代明显要丰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归功于布列松。1948年12月初，作为著名的美国《生活》杂志特派摄影记者，此前一直在东南亚采访的布列松乘飞机从缅甸仰光飞抵北平。在北平停留的12天，他的镜头忠实地揭示了政局剧烈动荡给人民带来的悲惨和苦难。出版于1954年的摄影作品集《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的封面就拍摄于北京街头——一名来城里贩卖蔬菜的农民正在吃饭，背后是一脸茫然的店主和空荡荡的店面。

1949年初，布列松赶在解放军包围北平之前飞赴上海，此后一直在江浙沪一带拍摄，直至9月份乘船去香港采访。当时的通货膨胀使百姓手中的纸币几乎成为废纸，在一幅照片中，一名携带着零用钱上下班的富人的自行车把上，挂着一大捆纸钞，直观地反映了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另外一幅照片中，人们疯狂地挤在银行门口，企图兑换一点黄金，眼神中充满恐慌和无助。在南京，他在市民买米的拥挤队伍里，抓拍到了一张愁容满面的男孩子照片，与另外一张上海饱受饥饿的人们哄抢米店的照片一起，反映了令人恐怖的饥荒对人性的摧残。

布列松在中国采访的这一年，正是中国命运的“转折年”。他客观地记录了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的轰然倒台，同时记录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和南京的历史性画面。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布列松应我国政府邀请访华3个月。作为首位进入新中国采访的摄影记者，他拍摄的有关新中国的大量纪实照片广受西方读者的欢迎，也打开了一扇西方观察一个新生政权的窗户。同时，他的作品和全部采用抓拍的工作方式，对当时中国的摄影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布列松在世界摄影舞台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似乎至今没有人能够超越。美国华盛顿科克林艺术画廊主任菲利普·布鲁克曼评价布列松说：“他不但改变了摄影，而且改变了我们通过照片观看世界的方式。”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获悉布列松逝世的消息后悲痛地说：“法国失去了一位天才摄影家、一位真正的大师。他是20世纪最具天赋并深受世人尊敬的艺术家之一。”

（摘自王兵《布列松：镜头里的忠实记录》，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法国人，世界著名的人文摄影家，“决定性瞬间”理论的创立者与实践者，被誉为“现代新闻摄影之父”。   （百度百科）

② “经过加工或导演的照片，我没有兴趣……相机是素描本，直觉与自发性反应的工具，是我对疑问与决定同时发生的瞬间驾驭……摄影者需凭借极为精简的方法才能达到表现上的单纯……必须永远秉持对被摄者与自己的最大尊重！”“在摄影中，最小的事物也可以成为伟大的主题！”

（摘自《决定性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