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田

韦庄

绿波春浪满前陂，极目连云禾罢稏^①肥。

更被鹭鸶千点雪，破烟来入画屏飞。

沈伯玉，字德润，虔子子也。温恭有行业，能为文章。少除世祖武陵国侍郎，转右常侍，南中郎行参军。自国入府，以文义见知，文章多见世祖集。世祖践阼，除员外散骑郎，不拜。左卫颜竣请为司马。出补句容令，在县有能名。复为江夏王义恭太宰行参军，与奉朝谢超宗、何法盛校书东宫，复为余姚令，还为卫尉丞。世祖旧臣故佐，普皆升显，伯玉自守私门，朔望未尝问讯。颜师伯、戴法兴等并有蕃邸之旧，一不造问，由是官次不进。上以伯玉容状似画图仲尼像，常呼为孔丘。旧制，车驾出行，卫尉丞直门，常戎服。张永谓伯玉曰：“ 此职乖卿志。”王景文亦与伯玉有旧，常陪辇出，指伯玉白上：“‘ 孔丘’奇形容。”上于是特听伯玉直门服玄衣。出为晋安王子勋前军行参军，侍子勋读书。

前废帝时，王景文领选，谓子勋典签沈光祖曰：“沈伯玉先帝在蕃阙佐，今犹不改，民生定不应佳。”戴法兴闻景文此言，乃转伯玉为参军事。子勋初起兵，转府功曹。及即伪位，以为中书侍郎。初，伯玉为卫尉丞，太宗为卫尉，共事甚美。及子勋败，伯玉下狱，见原，犹以在南无诚，被责，除南台御史，寻转武陵国詹事，又转大农，母老解职。贫薄理尽，闲卧一室，自非吊省亲旧，不尝出门。司徒袁粲、司空褚渊深相知赏，选为永世令，转在永兴，皆有能名。后废帝元徽三年，卒，时年五十七。伯玉性至孝，奉亲有闻，未尝妄取于人，有物辄散之知故。温雅有风味，和而能辨，与人共事，皆为深交。

（选自《宋书卷·列传第六十》）

你好，时间！

叶延滨

你好，时间。每逢佳节，都会想到时间。像一个恋人，追求过，也逃避过；等待过，也消磨过。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时间就是我自己，就是流入我生命的一切，也是从我生命流走的一切，我才认真地打量时间，像对着镜子打量自己的模样。

时间最早是床边的一只双铃马蹄钟，它一响，我就醒了，我不知道我是怎样来到这个世界的，我只知道我开始自己的生活，就是那个会吵会闹的钟，告诉我时间到了。时间是起床，是上学，是作息时间表，是家庭作业，也是老师的严厉、我的逃学与鉴定书上的评语。时间是老城区高塔上的大钟。

多少人在它面前走过去了，老钟依然走着，不管是皇帝在宫里还是换了老百姓来坐天下。

上年纪的人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时间珍贵。年少不知愁滋味其实就是不知道时间可贵。用时间打游戏换快乐，用时间找朋友换爱情，也用时间编大网捞虚名。一无所有的年轻人有的就是大把的时间，轻抛不心疼，直到有一天有人说：“没有时间了，真可惜。”自己才发现，时间的存折上已经支付得所剩无几。时间是有价的，电视上的《鉴宝》节目里，那些专家凭什么叫专家，是因为他们能看出凝聚在瓷片和铜锈上的时间，那些变得苍老和憔悴的器物凭什么叫古董，是因为它们拥有久远的时间。可惜的是，人们再一次犯错误，当这些古董向人们展示时间的价值时，人们记住了钱币的数量，忘记的不是古董的价值而是时间的分量。

说光阴无价，这是诗性的表述。说时间有价，这是古玩行存在的理由。认识时间的价值，不需要改朝换代，坐上出租车，堵在街头，你就看那计价表往上跑数字，直跑得你心惊肉跳。当然，时间也有贬值的情形，花了几百元订的报纸杂志，翻过了，到了月尾了，收废品的用秤一称，只值几角钱了。那些报纸当初拿到手上的时候，真叫如饥似渴，那些消息让我感动，那些社论让我热血沸腾，那些事件让我揪心挂念。然而，时间过去了，那些事与人，文章与图片，都成了一捆废纸中的墨迹。时间还在向前，我告别了那一捆旧报刊，就像落叶后的树，又准备长出更多的叶片来，挂满朝露迎接新的太阳。人们用“年”“年代”“世纪”来丈量时间，简洁而清晰。然而，无数的像我这样的生命就被匆匆地忽略了。伟人在评说历史时总说：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伟人之所以叫伟人，大概就是因为他洞悉了时间的秘密。

尽管如此，对于我，我知道上苍给我的时间就是一次生命的过程，无论卑微还是平凡，珍惜这个唯一，是生命的觉悟和实践。伟人、帝王与百姓平民在这一点上是平等的。因此，皇帝以为尊荣和权力就可以延长这个过程，“万岁”是最大的白日梦，也是臣子给皇上最不需本钱的“贿赂”。其实，珍爱生命，珍惜时间，什么办法最好？我的建议就是倒计时记岁数：一个孩子生下来就是60岁，过一年，少一年，成了59岁。这样就会知道有多少时间可以去学习去做事去创造去思考去恋爱去结婚生子！时不待我，自当奋进和珍惜。到了60岁归零，再过的日子就是赚来的，多活一天，就多赚了一天，这样的日子自然应当快快活活地享受，享受生命！时间是什么，时间就是镜中的你自己！

（《人民日报·海外版》）

网络时代文化批评的伦理力量

肖复兴

网络时代的文化批评，呈众声喧哗的特征。这种变异，首先彰显的是大众文化的民主化进程。语言资源和经济资源一样，历来受到社会权力的制约，分配不是公正和公平的。网络时代的文化批评，打破了传统的屏障，让任何人可以出入自由，可以成为批评家。

然而需要明示的是，众声的喧哗，嘈嘈切切错杂弹，缺少定音鼓般有力量的声音。问题就在于，为什么面对网络时代，我们大众文化的批评会如此乏力甚至虚脱呢？

在我看来，重要的是面对崭新的网络时代，我们的文化批评未能建设起自身的伦理。所谓伦理，就是文化批评自身应该建起的道德与义务的准则。显然，在商业时代，消费主义携带着众多利益的诱惑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时候，文化批评的迅速堕落，比自身一时乱了方寸的茫然不知所措还要可怕。段子替代了小说，顺口溜替代了诗，知音体替代了报告文学，搞笑的小品替代了相声，堂会式的电视晚会替代了艺术……与此相对应的文化批评，自然便出现了红包批评、宾馆批评、旅游批评、整版报纸买断式批评、媒体娱乐版的八卦批评……种种利益化批评不一而足，大行其道，不是成为金钱与权势的附庸，就是成为娱乐的附庸。

重建文化批评的伦理，必须和毫不羞耻的为红包的区区小利就断送了批评的尊严和品质的行为决裂。这是重建批评伦理的底线。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要加强批评家的自律之外，还需要建立批评家的整体与独立的体制与机制建设。

在这里，文化批评权威性的建立，尤关重要。一个文化多元化时代，需要不同的声音，需要定海神针般的权威声音。这种权威性的建立，依靠的不是行政的力量或金钱的力量，而是表现在对当前大众文化现象具有理论性、真理性、预见性、建设性和批判性的真知灼见。

以电视剧制作为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有我国电视剧发达的了。在每年生产15000部电视剧这样惊人的数字面前，我们没有像样的批评，而是任其泛滥。对于这些，遗憾的是，我们看不到批评的权威，看到的是在工业和商业模式的运作操控和畸形竞争下制作的霸权。美国大众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约翰·费斯克教授，早就说过文化工业可以产生快感，但“此类快感不是大众的快感，而是霸权式的快感”。就是说这是电视剧的生产商为了收视率的利益强加于大众的。只是面对这样的霸权，却未见批评的作为，更谈不上批评的权威和力量。

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有出息的文化批评，就不会有有出息的大众文化的发展。网络时代的大众文化和文化批评，都面临着自己的挑战。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是都需要自身伦理的约束和支撑的，而不是前者仅仅是晚会的邀请，后者沦为盛装的出席表演。

（摘自《解放日报》）

曾经在某一瞬间，我们都以为自己长大了。但是有一天，我们又发现，自己还在长大。原来，长大的含义除了欲望，还有勇气、责任、坚强以及某种必须的牺牲……

通信业专家项立刚说：“目前全国有约1/3的固网是亏损的，如果完全取消固定电话月租费将会使这些固定电话运营商的经营状况雪上加霜。在经营情况比较好的地方，应该把固定电话月租费降下来。”

“世界上90%以上的固定电话都是收取月租费的，因为号码资源和设备投入、维护都需要成本。”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曾剑秋说：“电信企业重组后，企业可以全业务经营，既可以经营固定电话业务也可以经营移动电话业务，因此降低固定电话月租费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变小了。而且，我国有几亿规模的固定电话用户，平均到每个用户的成本是比较低的，没有必要收取这么高的月租费。”

因此，当前我国固定电话月租费 ①_____，②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