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赏论

（宋）曾 巩

《书》记皋陶^①之说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释者曰：“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也！”夫有大罪者，其刑薄则不必当罪；有细功者，其赏厚则不必当功。然所以为忠厚之至者，何以论之？

夫圣人之治也，自闺门、乡党至于朝廷皆有教，以率天下之善，则有罪者易以寡也；自小者、近者至于远大皆有法，以成天下之务，则有功者易以众也。以圣神渊懿之德而为君于上，以道德修明之士而为其公卿百官于下，以上下交修而尽天下之谋虑，以公听并观而尽天下之情伪。当是之时，人之有罪与功也，为有司者推其本末以考其迹，核其虚实以审其情，然后告之于朝而加其罚、出其赏焉，则其于得失岂有不尽也哉？然及其罪丽^②于罚、功丽于赏之可以疑也，以其君臣之材非不足于天下之智，以其谋虑非不通于天下之理，以其观听非不周于天下之故，以其有司非不尽于天下之明也。然有其智而不敢以为果有其通，与周与明而不敢以为察也。必曰罪疑矣而过刑，则无罪者不必免也；功疑矣而失赏，则有功者不必酬也。于是其刑之也，宁薄而不敢使之过；其赏之也，宁厚而不敢使之失。

夫先之以成教以率之矣，及其有罪也，而加恕如此焉；先之以成法以导之矣，及其不功也，而加隆如此焉。可谓尽其心以爱人，尽其道以待物矣，非忠厚之至则能然乎？皋陶以是称舜，舜以是治其天下。故刑不必察察^③当其罪；赏不必予予当其功，而天下化其忠，服其厚焉。故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言圣人之德至于民者，不在乎其他也。

及周之治，亦为三宥三赦^④之法，不敢果其疑，而至其政之成也，则忠厚之教行于牛羊而及于草木。汉文亦推是意以薄刑而其流也风俗亦归厚焉盖其行之有深浅而其见效有小大也如此《书》之意岂虚云乎哉？

（选自《曾巩集》）

（注）①皋陶（gāo yáo）：舜帝时的一位贤臣，曾经被舜任命为掌管刑法的“理官”。②丽：施加。③察察：明辨，清楚。④三宥三赦：《周礼》中规定，一宥不识，二宥过失，三宥遗忘；一赦幼弱，二赦老耄，三赦愚蠢。

愚昧的权利

田松

①在科学传播理论中有一个“欠缺模型”，大意是说，公众对某项科学活动不支持是因为公众对相关知识缺乏了解；一旦公众了解了专业细节，熟悉了这门科学及其技术的运作过程，就会相信专家的判断。这种科普活动叫做“公众理解科学”——其实少了一个“让”字。“挺转”科学家也有这个想法，在他们看来，公众对于转基因的担忧、怀疑、不信任，正是一种莫名其妙的非理性的恐慌，那就是愚昧！所以需要由他们来科普，来启蒙。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科普活动不是中性的而是有立场的。刘华杰教授最早发现了这一点，并指出，“公众理解科学”的立场是科学共同体，目标受益者首先是科学共同体，而非公众。

②不过，遗憾的是，“欠缺模型”本身是有欠缺的，科学家让公众理解了科学之后，公众并没有顺应他们的用意。德国科学传播学者汉斯·皮特斯研究公众对相关科学细节的了解程度与支持程度的关系，发现两者呈现了某种U型关系——即最强烈支持的与最强烈反对的，都是对科学细节了解最多的。在转基因的论辩中也是这样，“反转”人士并非如“挺转”人士所贬斥的那样都是科盲，其中有些甚至是生物学家。还有些人虽然不是生物学家，但并不认为转基因科学有多么难懂，多么了不起，常常在专业细节层面上与“挺转”方辩论。从科学细节的层面上加以反驳，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求每一位“反转”人士都掌握科学细节，一来不可能，二来不必要。在转基因问题上，普通公众不需要了解科学细节，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转基因。那就是，坚持我们作为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这个权利与我的性别、信仰、考试成绩，都没有关系。——你要把愚昧的大帽子压给我，那我就戴上！

③科学知识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科学共同体生产出来的。我在《警惕科学家》中论证，科学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然后才是知识共同体，从来不是道德共同体。作为利益共同体，科学家倾向于生产对其有利的科学知识，也容易忽略、隐瞒甚至篡改对其不利的知识。由于信息不对等，如果科学家要用他生产的知识来愚弄公众，公众常常是难以分辨，难以反驳的。所以江晓原教授说，争论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完全是“挺转”方设下的一个陷阱，一个误区。

④愚昧的权利是权利的底线，如果不能坚持愚昧的权利，就会出现一种滑稽而可怕的景象：只有掌握了一定“科学”知识的人才有权利，或者，权利与知识成正比，要拥有权利，就必须学习知识；也要承认，专业人士有最高的权利。如果不敢坚持愚昧的权利，就只能老老实实地学习接受科普，才会有一点权利。事实上，这已经剥夺了部分人的权利。愚昧与文明，是一对意识形态概念。愚昧与否，要看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里，用何种理论去衡量。科学只是我们认知事物的一种方法，解释世界的一种方案，并不是唯一的方法，唯一的方案。

（选自《读书》2015年第5期，有删改）

忆田先生

朱以撒

⑴田先生已经过世十多年了。他是我来到这个陌生城市比较早结识的一位长辈。他在这个城市的书法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有着自己的学生，自己的威望。田先生待我还是比较友好的，他相貌清癯、言说平静，也使我有好感，也跟着尊他，敬他。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在学校的膳团里举办了一个书法展览，作品四百件。无钱装裱，就找来几块演戏的布幕，把墙体遮蔽起来，把作品别在布上。田先生和几位老先生来，逐幅看过，并题了四个字——渴骥奔泉，对整个展览的气势给了赞赏。后来，他给了我一封信，谈到几个字的不规范，也表示了他的欣慰之情，希望我给他一帧照片。

⑵一老一少开始了顺畅的交往。

⑶现在回想与田先生的交往，多半是一些碎片。比较深刻的是与他一同参加了安阳殷墟的国际甲骨文研讨会，田先生是甲骨文书法的好手，年高手硬，笔下清新脱俗，又能通过古文字借用撰写长篇诗文，总是高于同俦。他成了会议上的明星，会议期间为人拥戴，应接无算。会后我们一同游玩了龙门石窟，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看过。那时他七十多岁，居然毫无倦意。有人问田先生的行书出自何处，他笑而不答，我应接到，应该是从魏晋写经里来的。田先生感到惊讶。

⑷回来后继续交往，田先生送给我一幅甲骨文书法，一幅行书，还有一幅墨竹。我以为一老一少的良好交往会这样顺风顺水地下去。

⑸有位记者来采访我，问我对这个城市的书风如何看，我用了四个字来表达——陈陈相因。据我几年来的观察，为师的不是引导学生学习经典，而是局限于师门。宗派和流派的差异就是这样，屋下架屋，床上叠床，愈见其小。尽管为师的努力地传授，为徒的勤勉地吸收，其乐融融，毕竟硁硁小道。当然，这个弊端是在二十年后才彻底地让人看明白。听说田先生很不高兴。接下来就是一次有组织的例会，已经有几个人把稿子都写好了。田先生和几位老先生稳坐中军帐，看我一张嘴和他门徒的五六张嘴往来。我们各抒己见并不相让。午饭时间到，田先生进行了总结。有人好意邀请一起吃饭，便于缓解，我说回家喝稀饭会更舒服，扭头便走。这是一次无果的例会。也许每一个人的心中都隐藏着脆弱的情绪，年纪大起来了，也就越发敏感。辈分，地位，关系到言说分寸，哪怕是一点点的擦边，都会觉得不快。我渐渐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从事书法艺术的人，就是一个孤魂，不要天真地指望谁来帮助你、支持你，没有谁会帮你临摹，帮你创作，更不要奢求罩着你、捧着你。有许多门类可以合作，合作画，大合唱，集体舞，合作著书，至于巨片拍摄，则不知需多少人合作方可完成。惟有书法是孤独者之旅，寻寻觅觅，独来独往。自古以来我没有见过一件佳作是二人以上合作而成的，它是如此地私有。许多古代书法家被称为颠、狂、怪、痴，他们都是飘来飘去的孤独魂魄，迷醉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也正是由此。怀素说“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知”，谁人能管？！

⑹自己努力要紧。

⑺此后，我与田先生再无私下的交往，即便在一些公共场合相遇，也只是礼节性地点头而已。

⑻再后来，到田先生处讨教的青年告诉我，从田先生言谈中流露的意思看，其实他还是很看重我的。那时，我已经破格成为教授，我勤快且独立地学习、研究，停不下笔，论文覆盖了所有的书坛刊物，散文创作也已上路，我想田先生一定不断地看到了我的各种各样直陈的言论，包括对书风的淋漓批评。只不过，再也没有人告诉我，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⑼有人暗示过我，应该主动向田先生表示一下尊敬的态度，关系都是可以修善的。可惜，我的修养境界还达不到那个高度，我觉得，等几年再说。

⑽接下来是田先生过世。

⑾每一届研究生入学，第一堂课我都会这般说：“每一个人都有表达自己见解的权利和自由，你们有什么意见都请直说无妨。”

⑿不如此，何以堪。

 （选自《散文》2015年第3期，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