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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而降的母亲
韩浩月
习惯了和母亲告别，每一次，我们母子二人分开，谁也不回头再看一眼，我也不是刻意狠起心肠，只是习惯了告别。
许多年以前，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她：“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们?”这个问题在我30岁之后，就再没有任何想问的念头了。
童年时刻骨的伤痕，有一部分来自母亲。有一年需要交学费，我在一个水塘边跟她要钱，不敢看她，仿佛自己在做一件错事。她说“没有”，我呆住了，一直盯着那片池塘绿色的水纹在看，觉得世界坍塌，时间僵直，万念俱灰。
母亲走了又回，回了又走。每次回来的时候，都说不会再走了，她在院子里看着我的眼睛说：“这一次我不会再走了。”我在心里欢呼雀跃，表情却平淡，最多说一个“好”字。当她第三次从她改嫁的那户人家想要回来的时候，被挡在了紧锁的门外，那天下了大雨，她跪在满是泥水的地上哭。
以为她不会再离开我们，但几个月之后，她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从此不再相信她。但也知道，她有自己的苦衷，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在一个不但贫穷而且不讲理的大家庭里，想要有尊严地活，是多么艰难的事。
在我漫长的少年时代，与母亲再无联系。整整10多年的时间，音讯皆无。她是怎么过的，我不知道。中学时，有同学问到父亲、母亲，通常选择不回答，如果非要回答的话，就会用淡淡的一句：“都不在了。”那时我和母亲居住的地方，相隔30多公里，但这段路程，足以用空茫来形容，我和她之间，大雾弥漫，我不找她，她也不找我。
可是，我总是盼望母亲会突然来看我。像小说或电影里描述的那样，穿着朴素的衣服，带着吃的，敲开教室的门，而我在同学的注视下羞惭地走出去，接过她带来的食物，再轻声地赶她走。在脑海里重复过无数次这样的场景，每逢有别的家长敲门的时候，总觉得会是她。
直到我20岁那年，在县城里，我和一个女孩谈恋爱了。母亲仿佛专为此事而来，她笑着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在得到我的答案之后，她给我买了一辆昂贵的变速自行车。那段时间，无论白天还是深夜，都会经常骑着那辆自行车在街道上飞奔，经常把那辆自行车擦得雪亮，经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富有的人。
23岁那年，我结婚。有人问我，愿不愿意让你妈妈过来。“让啊，当然让。”儿子结婚，母亲怎么可以不在场!
婚礼前一晚的家宴，一大家子几十口人，在院子里、大门外的宴席上，吃得热闹非凡。母亲怎么也不肯上桌，任凭几个婶子死拉硬扯，她还是坚持等大家吃完了，在收拾的时候，躲在厨房里偷偷地吃几口。婚礼那天拜堂，司仪在喊“二拜高堂”的时候，却找不到母亲了。
客人散去，三婶告诉我母亲在楼上哭。上楼去看她，她立刻停止了哭泣，像个没事人一样。那一刻我意识到，这么多年，仿佛她从没关心过我，我也从未关心过她，这么多年的时光，我们都是怎么过来的?
25岁那年，拖家带口漂到北京，妻子背着我给母亲打电话，说让她帮忙带几个月孩子，还承诺，只要把孙子带大，以后就一定会像对待亲妈那样，对她好，养她的老。母亲来了，我们一家人终于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一次团聚。
这次是真的以为母亲会永远陪着我们了。但又一次的分别摆在面前。母亲在她的村庄又有了一个自己的女儿，她还要照顾她。要走的前几天，她一遍遍和孙子玩“再见”的游戏。等到孙子睡着的时候，她一句话不说，沉思着，一会儿想想，一会儿笑笑，在我看来，她又成了一个陌生的母亲。这是一位从天而降的母亲，也是一个身不由己的母亲，我已没法，也不能再要求她什么。
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从乡村回县城的时候，母亲与我们同行。我开车开得有些快，母亲晕车，半路的时候停下来，母亲蹲在路边呕吐。我在司机位上通过窗户看到母亲的样子，内心翻江倒海，那个久远的问题又飘回了心头：母亲，为何我们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我下车来到母亲背后，默默地给她捶着背，无声地开始流泪。
《中国青年报》（2015年08月04日12版）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