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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法治”一词最早出现在《礼记·乐记》中，“然则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在我国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将法律视为实现特定目标的手段和工具，而没有将其视为社会治理的目标。近代以来，尤其是自“五四”运动以来，“民主”和“科学”作为社会理想和目标，已具有广泛的共识。但“五四”时期并没有深刻认识到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因为救亡图存、自立自强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民主指向自立，科学指向自强，“民主”和“科学”自然就被作为最重要的价值，而法治更多被看作是国家独立和强大之后，才应该思考和追求的目标。“五四”没有把法治作为口号，主要是因为人们并没有认识到法治的独立价值，而是将其作为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富强等目标的手段和工具。
新中国的法制建设虽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无论是成文法的颁布，还是法律的执行以及法律的适用等方方面面，但整个过程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在“文革”时期，法治基础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全党工作的重心，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此为中心，深刻检讨了“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作为当时及后来很长时期内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并正式采用“法治”的表述，这也标志着我们党在执政理念、领导方式上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1999 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将依法治国确立为一项宪法的的基本原则，通过国家根本大法对依法治国予以保障。这种观念上的改变意味着“法治国家”建设不再是一种方式和手段，其本身就是国家建设的目标。
从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建设小康社会”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变化本身表明，我们党对民主法制建设认识正在逐步深化。西汉时期的《淮南子》一书曾对小康社会进行了描述，“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限；道不拾遗，市不豫贾”。可见，小康社会实际上包含了社会稳定、国富民强、百业兴旺、政通人和、秩序井然的内涵。即使仅从经济层面理解小康社会，将其视为一种社会经济维度上的现代化，那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面”二字，则显然已经超越了经济维度。我们说法治是目的，是因为法治内在包含社会文化建设、民主法治建设等各类有利于增进人民幸福和福祉的目标。也就是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指物质上的丰富、经济上的富裕，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而且还包含了个人生活在自由、平等、安全的法治环境中，社会治理井然有序、社会环境安定和睦、权利自由受到保障、社会正义充分实现等内涵，这些目标也是法治的目标。
（摘编自王利明《法治具有目的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