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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名与冲突：时代夹缝中的广场舞
王芊霓
“广场舞”在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焦点。它流行的原因通常被解读为廉价和低门槛，或者是集体主义时代传统的回潮。伴随着这种解读，“广场舞”和广场舞者被接连不断的负面新闻淹没，似乎整个社会以“噪音污染”和“空间占用”为主要战场，开始了对“广场舞”的讨伐。然而围绕着噪音和空间来讨论“广场舞”的问题显然是流于表面的。
对广场舞者来说，跳舞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情趣，大大小小的舞队已然成为现代中国中老年女性排遣孤独、沟通情感的团体。与“广场舞”赋予其参与者的正能量相对比的，则是这一群体所蒙受的社会污名。人们把参加“广场舞”的这些并不年轻的女性称为“大妈”，这个词在北方方言中带有贬义，而现如今它俨然成了大嗓门儿、有些发福、不再性感的中老年女性形象的代名词。不仅如此，“广场舞”和“广场舞大妈”已经成为不少脱口秀和笑话节目的固定“包袱”和笑料，日常生活中人们谈论大妈和引用广场舞的方式，也都说明了广场舞大妈蒙受污名之实。
根据戈夫曼对“污名”的洞见，招致污名的原因往往是蒙受污名者的某些特征与社会对它的期望不同。基于此，人们对“广场舞”或含蓄或明确的消极态度就容易被理解了。“广场舞”的污名，其实裹挟了社会期待，对它的主要参与者——中高龄女性行为的社会期望。
“广场舞”无论是被“污名化”还是被“魅力化”，其实都是社会和文化动态建构的产物。以健身和舞蹈为例，在动态的建构过程中，它们被赋予了积极或消极的符号意义。例如瑜伽已经成为健康、积极、高端的代名词，甚至已成为专属于城市中上层的一种高雅的运动方式。换句话说，人们已经可以通过练习瑜伽而成功地标榜一种品味。比如，在斯里兰卡，有一种叫作“Kandyan”的传统舞蹈，它的表演者因为与传统的密切关系而遭遇边缘化。舞蹈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这种传统舞蹈被它代表的“落后的过去”长期禁锢了，舞者们被认为与“现代”格格不入而陷入一种底层困境。
有人通过对秧歌的研究认为，对秧歌的污名化和舞者多为老年人的身份有关，因为老年人参与舞蹈往往挑战了社会惯常对他们的期待。这些社会期待与老人的自我认同存在差异，社会惯常认为老年人应该是位于社会边缘的，与感官愉悦无关，与性感无关，是数日子度时光的。
然而，有些讽刺的是，这些中老年舞者体现的与社会期待冲突的自我追求，恰恰也是社会构建的产物。大部分广场舞爱好者经历过推崇“去性化”的时代，然而在她们身上这种“去性化”的时代烙印已并不多见，反而她们表现出的对柔美和性感的追求是在当今社会被扭转和重塑出来的。性感、柔美、苗条的女性出现在方方面面的商业宣传中，不停刺激着大妈也去追赶这种当下流行的女性美。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全世界的女性似乎都有类似的追求。在一些发达国家比如英国，很多老年人钟情于摩登舞，这与英国社会对老年人行为的期待也有差异，却没有招致污名。而中国的广场舞，却成为大众调侃和取笑的对象，这是否提醒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中国当代社会的包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