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干

2010年1月15日,新世纪首次在我国境内出现了“千年日环食”现象。在发生日环食的时候,某同学看到阳光透过浓密的树叶的缝隙照在地面上的亮斑,你认为其形状是(    )  

A:圆环形

B:月牙形

C:树叶形状

D:各种形状

上一题 下一题 0.0难度 选择题 更新时间:2014-05-06 04:3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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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同类题2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可爱梁宗岱  梅子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界,梁宗岱算是浪尖上的人物。他祖籍广东新会,聪颖早慧。有一次,一群记者登门访问在文坛崭露头角的诗人梁宗岱,前来开门的是一个小孩,问:“你们找谁?”“找你爸爸梁宗岱。”“我就是梁宗岱。”开门的小孩说。此时梁宗岱十六岁,还是个中学生呢。

    梁宗岱1923年被保送岭南大学文科,第二年赴法国留学。留法期间,他与法国象征派诗歌大师瓦雷里的相识相知,以及从罗曼·罗兰口中所获的赞誉,成为他终身受用的人生经历。梁宗岱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法文系主任兼教授,同时兼任清华大学讲师,年方二十八岁。l941年至l944年受聘于复旦大学,任外国文学系主任,跻身于著名教授、学者行列。

    梁宗岱性情放达可爱,诗人彭燕郊有篇写梁宗岱的文章,题目就叫《可爱的梁宗岱先生》。梁宗岱的可爱,主要缘于他的好辩,而且他与人争辩的缘由,多是纯粹的理论问题。

    1931年1月,徐志摩等人创办的《诗刊》创刊,上海新月书店发行。创刊号发行不久,远在柏林的梁宗岱写信给徐志摩,谈论他对《诗刊》的看法。信末,梁宗岱说:“这种问题(即诗)永久是累人累物的。你还记得么?两年前在匕黎卢森堡公园旁边,一碰头便不住口地哕唆’了三天三夜,连你游览的时间都没有了。”

    20世纪30年代的北大教授温源宁,在他那本用英文写的《不算知己》中,则留有梁宗岱与人争辩时的生动描述:“宗岱喜好辩论。对于他,辩论简直是练武术,手、腿、头、眼、身一起参加。若一面走路一面辩论,他这种姿势尤为显著:跟上他的脚步,和跟上他的谈话速度一样不容易,辩论得越激烈,他走得越快。他尖声喊叫,他打手势,他踢腿。若在室内,也完全照样。辩论的题目呢,恐怕最难对付的就是朗弗罗和丁尼孙这两位诗人的功过如何。要是不跟宗岱谈,你就再也猜不着一个话题的爆炸性有多大。多么简单的题目,也会把火烧起来。因此,跟他谈话,能叫你真正筋疲力尽。说是谈话,时间长了就不是谈话了,老是打一场架才算完。”

    梁宗岱与人争辩甚至会“动武”。著名学者、教授、古希腊文学翻译家罗念生先生曾在文章中回忆道:“l935年我和宗岱在北京第二次见面,两人曾就新诗的节奏问题进行过一场辩论,因各不相让竟打了起来,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过身来压倒他,终使他动弹不得。”而梁宗岱任教于复旦大学时的一位学生,在回忆文章中也记录了梁宗岱与一位中文系老教授为一个学术问题争论直至交手的场面:“两人从休息室一直打到院子当间,终于一齐滚进了一个水坑;两人水淋淋爬了起来,彼此相觑一下,又一齐放声大笑……这两位师长放浪形骸的潇洒风度,令一些讶然旁观的学生永远忘不了。”

    梁宗岱教授上课的时候,讲到忘我处,经常捋起衣袖,露出上臂肌肉,“炫耀”自己的强壮,强调锻炼身体的重要性。学生被他的这种亲切感染,整个课堂气氛让人如沐春风。

    1944年秋天,正在复旦大学任教的梁宗岱刚刚完成一个学期的授课任务,正赶上蒋介石物色“智囊团”人选,他看中了在知识界有影响的梁宗岱,就派人持他的亲笔信来召见梁宗岱,前后三次召见都被梁宗岱婉言拒绝了。第四次,由徐道麟坐蒋介石的轿车来到重庆北碚,要亲自接他去见蒋介石。徐是梁宗岱早年留欧时的同学,又是蒋介石的亲信。他来之前曾先打电话通知复旦大学校长章益,梁宗岱知道这一次走脱不了,只得出面周旋。他见到徐道麟后便说:“老同学,我刚下课,肚子饿得叫了,咱们先上馆子吃一顿再说。”于是他拉上章益校长一同下饭馆。在餐桌上,梁宗岱不断饮酒,并装出一副醉态,摇摇晃晃地对徐道麟说:“今天不能去拜见蒋总裁了,改天再去吧。在北碚兜兜风,就送我们回学校好不好?”就这样,巧妙地躲过了蒋介石的“召见”。

(选自《名人传记》,有删改)

同类题4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列小题。

对孔子仁学的重新解读

    孔子的仁学思想始于亲,却非终于亲,这也是儒家的仁爱观念能够成为最普遍的道德原则的关键所在。孔子主张将仁爱由亲亲之情逐步向外扩展,惠及整个人类——“泛爱众而亲仁”(《学而》);尔后再进一步将对人类的道德关怀推及到自然万物——“知者乐水,仁者乐山”(《雍也》)。

    为了不使“仁民”“爱物”的思想流于空疏,孔子提出了“畏天命”(《季氏》)的观念。在孔子那里,“天命”主要被理解为一种异己的客观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人的力量所不能抗拒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畏天命”,是孔子在为人的意志自由划界。在孔子看来,要使天、人关系处于和谐顺应的状态,只有唤起人们对“天命”的敬畏之情,才不至于在“天”或“天命”面前,变得胆大包天、肆意妄为,否则将“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当然,我们也不否认“畏天命”观念中蕴涵着某些宿命论的因子。

    孔子认为,君子之所以“畏天命”,是因为君子“知天命”,而“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季氏》)。而“知天命”并非是指对天命有着清晰、透彻的理解或预测,而是意味着只有知晓了何谓“天命”,即觉解到人的自由的界限,才能“不怨天、不尤人”,“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不仅感知到“天命”的存在及其对人事的作用,而且还意识到这种存在和作用具有一定的神秘性,难以被人真正知晓。既然天命难知,也就自然要“畏天命”了。这是一种十分明智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得孔子在大自然面前具有虚怀若谷的圣人气象。

    必须指出,孔子对“天命”神秘性的认知、敬畏,并没有将其引向神秘主义。孔子从不为神秘性所囿,而是超乎寻常的理智。知“天命”之难知,并不等于天命不可知,或者放弃对天命的追问。孔子终身都致力于学习,并且还辩证地意识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学”与“思”的目的之一就是力争达到对“天命”的“知”。孔子从未因为“畏天命”而把人引向对“天命”的单向的依赖或畏惧,他更多的是在对“天命”的反省、审视、考问的过程中,更大程度地肯定了人在“究天人之际”中的那份主动。然而,孔子也深切感悟到:人的有限的生命难以揭示无限的天命。

    这种推人及物的情怀,对导引今人走出“人类中心论”和“自然中心论”的怪圈,具有启迪意义: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既不能只强调人类利益而忽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也不能只注重自然保护,而完全置人类利益于不顾。人类利益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必须兼顾,但这种兼顾,又是有“重点”和“差等”的。只有这样的生态观,才不至于使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陷入尴尬的“二难”境地。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