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自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东南沿海教育发达地区首当其冲，相继沦陷，中国教育事业损失巨大。全国专科以上学校77所被迫内迁后方，17所被迫停办；青年失学者极多；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初等教育，学生年龄过小，学校无法内迁，只得随国土一并沦陷，其所受日军奴化教育也最深。

    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如何处理教育和抗战之间的关系，成了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一些人力主实施战时非常教育或国防教育，主张中断一切正规教育，停办高中及大专院校。国民政府提出“战时需作平时看”，虽有各种暂时措施，“但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战时教育不仅仅需要满足抗战救国，更需要满足战后建设。

    抗战期间初等教育除中央政府每年有专门的补助费，还规定乡镇地方财政中至少50％须用作初等教育经费；1937年至1944年，国民政府共设立国立中学34所，国立大学附属中学16所，国立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14所，遍及后方12个省区．有计划地将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分子和37所高校转往大后方，1938年开始实施“贷金制度”，1943年“贷金制”在被“公费制”取代。“贷金制”和“公费制”不仅仅面向高等教育，同样也惠及中等教育。不仅如此，对海外留学生也给予救济，并继续派遣留学生赴海外学习。

    抗战期间，由于国民政府的种种努力，全国专科以上高校增加了33所（31%），教员增加了3623人（48%），学生增加了41575人（99%）。学龄前儿童入学率从战前的43．4%上升到了胜利前的76%，初等学校学生数量几乎是战争爆发前的2倍。在职业教育方面进步更加明显，在校学生人数由战前的7000人增长到了25000余人。抗战期间教育经费在国民政府的时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

——摘编自腾讯新闻，历史版《抗战期间的中国教育奇迹》

一位历史学家在回忆南京解放前夕的生活时称：“中央大学每月发薪水的那一天，可以说是最紧张的一天。各人在会计处拿到薪水，就得赶紧奔向新街口换成银元，立刻嘘嘘地赶到米市买米。”这反映了(    )

小名

    大约我的出生与水有关，于是颇懂斯文的外公顺口给我起名叫淼儿。在“淼儿、淼儿”的呼唤中我慢慢长大了，到了要上学的年龄时，爸爸觉得该有个体面的学名才对，便为我取了个挺大众化的名字，可家里人还是“淼儿、淼儿”地叫。特别是妈妈叫得尤为响亮频繁。

    不知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听到家人唤我小名竟有些不舒服了，好像有一种不被尊重的感觉。终于有一天，我在听到妈妈又一声“淼儿”的呼唤后，郑重地对她说：“妈妈，我有大名的。别叫我小名好吗?”然后，在妈妈惊愕的表情里，我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但妈妈终究还是改不了。

    那天是我16岁生日聚会，好多同学朋友都跑来了，家里的小客厅里挤得满满的。我一边给大家分发糖果，一边忙不迭地说着谢谢。爸爸妈妈在厨房里忙着做菜，当一碟碟香气四溢的精美小菜端上餐桌时，同学萍将送给我的大蛋糕端了上来。我立刻连声称谢着，打开了蛋糕盒，喊道：“妈妈，拿刀子来！”

    妈妈一边递过来一把瓜刀，一边叮咛：“淼儿，小心点！”

    “咦！你原来叫淼儿呀，挺好玩的名字！”

    萍欢快地叫着，同时在空中打了一个别致的手势。朋友们也善意地哄笑起来，我的脸“唰”地红到了耳根。

    晚上，临睡觉时，我推开了妈妈的房门。倚着门框，又一次对她说：“妈妈，我不是说过嘛，别叫我小名！”语气里已有了几分不耐。由此妈妈的脸上呈现了一种复杂的表情，看了走进来的爸爸一眼，叹了口气：“对不起！高翔。”可我听出我的名字在她口中却变得十分生硬，似乎很绕口。

    没多久，我要离开家到数百里外的一座城市去读书。

    不知怎的，妈妈竟在短短几天内学会了很有味地叫我的大名，而且同以前叫我小名时那样顺口熟练。我自然很高兴。

    分别的那一天，爸妈一齐送我去车站，爸爸一直喋喋地叮三嘱四，妈则沉默着，显得有些黯然神伤。我大人似的笑笑，反过来抚慰他们：“放心吧，没事的，我已不是孩子了。”

    火车开动的刹那，我从车窗探出头去，同他们挥手告别。一直不言不语的妈妈突然抬起了头，眼里竟有了泪。她紧跑着，挥动起双手，脱口喊了出来——

    “写信回来，淼儿！”

    我稍稍一愣，心里似乎被什么东西猛撞了一下，泪水夺眶而出。

（原文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