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干

据《大清律例》规定:“凡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最早以条约文本形式打破这一规定的国家是

A:英国

B:美国

C:法国

D:俄国

上一题 下一题 0.0难度 选择题 更新时间:2015-07-27 09:5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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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同类题2

阅读下面文章,完成1—6 题。

选段一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葚要好得远。(选自《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选段二

①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这少年便是闰土。……

……

②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的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他见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选自《故乡》)

选段三

    ①对于一个在北平住惯的人,像我,冬天要是不刮风,便觉得是奇迹;济南的冬天是没有风声的。对于一个刚由伦敦回来的人,像我,冬天要能看得见日光,便觉得是怪事;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自然,在热带的地方,日光是永远那么毒,响亮的天气,反有点叫人害怕。可是,在北中国的冬天,而能有温晴的天气,济南真得算个宝地。

……

②那水呢,不但不结冰,倒反在绿萍上冒着点热气,水藻真绿,把终年贮蓄的绿色全拿出来了。天儿越晴,水藻越绿,就凭这些绿的精神,水也不忍得冻上,况且那些长枝的垂柳还要在水里照个影儿呢!看吧,由澄清的河水慢慢往上看吧,空中,半空中,天上,自上而下全是那么清亮,那么蓝汪汪的,整个的是块空灵的蓝水晶。这块水晶里,包着红屋顶,黄草山,像地毯上的小团花的小灰色树影;这就是冬天的济南。(选自《济南的冬天》)


同类题5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记住北大有个叫王瑶的教授

钱理群

    王瑶教授去世,我们弟子献了一副挽联:“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我们把先生看作是“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的一个传人。鲁迅对魏晋风度有个概括,就是“清峻、通脱”。鲁迅也说:“我有时候很峻急,有时候很随便。”因此可以说魏晋风度与鲁迅所代表的五四精神是相似的。先生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对知识分子境遇的严峻的判断,也有鲁迅式的清醒、冷峻,敢于直面现实。先生说他“出语多谐”,面对那个时代严酷的事实,他却用幽默的语言来表达,这表现了一种心态,即看穿、看透了一切以后的坦然自如。先生这种危难中的坦然,给人的印象是难忘的。他去世后,林庚曾撰文回忆他在文革时的表现:他们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且被勒令在公共场所扫地,以示“斯文扫地”。林庚说我们都觉得非常窘迫、难堪,但王瑶却泰然处之,他“游刃有余,如入无人之地,穿过无数杂乱的脚下,就这么不急不慢地一路扫去”。

    先生从来不给我们上课,第一次见面就打招呼说,你们平时没事不要来找我,一个星期只准去我家一次。我们一般都是下午四点以后去跟他闲聊,想到什么就谈什么:政治、思想、文化、人生等等,很少谈学术。他平时对我们放任不管,一入学开一个书单,你怎么读、怎么弄他通通不问。其实这个放任不管,我倒觉得正是抓住了学术研究的特点。学术研究是个人独立的自由的精神劳动,因此它从根底上就应该是散漫的。散漫,并不是无所事事,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学术研究是他内在生命的需要,根本不需要督促,看起来他在闲荡,读闲书,其实总在思考。看起来漫不经心,其实是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这是不能管的,更不能乱管。搞学术就是得无为而治,先生深谙无为而治的奥妙。

    但关键时候,先生也会点醒你,一点就让你终生难忘。在学术上,他只抓毕业论文,而且先要求学生提出两个论文选题,向他汇报设想,然后他给定一个题目,并点醒你做这个题目应该注意什么。比如我当初毕业论文就准备了两个题目:一个写鲁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艺术世界;另一个是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先生听了我的汇报以后说,你的第一个题目很有新意,但你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想清楚,在不成熟、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急于写成论文,会有很多漏洞,答辩时很可能通不过,反而糟蹋了这个题目,不如放起来,多酝酿几年以后再做,一做就把它做好。于是就定了做“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个题目。更重要的,是先生给我们思想上的点醒,治学态度、人生道路上的启迪。先生曾经找我谈话,告诫我“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说:“我知道,你已经三十九岁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出来,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个传统,叫做‘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来,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地做学问,好好地下功夫,慢慢地出来,但一旦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有源源不断的后劲,这才是真本事。”

    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以后,先生又找我谈了一次话,使我终身受益。他说:“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这样,你的机会就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你的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来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现在仔细想想,先生的师训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概括地说就是“沉潜”二字。要沉得住、潜下来,沉潜于学术的深处、生命的深处:这是做学问与做人的大境界。而急功近利,浮躁虚华,是做学问、做人的大敌。我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唯一可取之处,也是可以告慰先生的,就是我一直牢记师训,并身体力行。我从1960年大学毕业就雄心勃勃想做一个学者,直到1985年,才开始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做了二十五年的准备,练了二十五年的内功,我的治学之路、人生之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很艰苦,但也很充实,没有虚度。

《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