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干

下列关于菌落的特点叙述正确的是  (  )

A:一种培养基上只能长出一种菌落

B:培养基上的一个菌落可能由几种细菌共同形成

C:真菌形成的菌落都有明显的颜色

D:一个菌落只能由一种细菌或真菌形成

上一题 下一题 0.0难度 选择题 更新时间:2018-11-30 03:43:04

答案(点此获取答案解析)

D

同类题2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学海珠玑,唐音永存

    2017年2月1日,农历正月初五,我的导师霍松林先生逝世了,他逝世的消息一下子震动了学界,震动了艺坛。先生走过了人生的第97个春秋,他的一生平淡而又非凡。他曾说:“我这一辈子很简单,就是围绕文学,做了读书、教书、写书三件事情。”

    霍先生12岁以前是在父亲教诲下苦读、苦学的。父亲先教霍松林背诵《三字经》《千字文》,然后循序渐进,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古文观止》《千家诗》等。那些经过反复背诵、后来逐渐弄懂了的东西,涉及文史哲等许多方面,这就在不知不觉之中给他培育了广泛的学习兴趣。

    1945年7月,霍松林考入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钱仲联先生评价霍先生这段学习时说:“时胡小石、卢冀野、罗根泽各以一专雄长盘敦,松林俱承其教而受其益。于诗尤得髓于汪方湖,于词则传法乳陈匪石。”在大师级教授的熏陶下,他在文学的海洋中恣意畅游,对音韵学、训诂学、诗学、词学、曲学以及文学理论批评史等刻苦钻研,而且逐渐“由博返约”,形成了研究中国诗史或中国诗歌理论批评史的想法。

    霍先生教书生涯长为70多年。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辞世,他在陕西师范大学执教半个世纪。在文学院的文汇楼大厅,先生题写的“扬葩振藻,绣虎雕龙”八个大字寄寓着他对人才培养的热切期望。20世纪50年代初,教书首先从编写教材入手,当时,霍先生接手文艺学,无教材、无参考资料,但他克服困难,从头搜集和阅读有关资料,至1953年秋,几经补充修改,先生完成了26万字的《文艺学概论》,就这样,我国便有了最早的一部新型文艺理论教材。

    霍先生被教育界同仁誉为“关西孔子”“海内儒宗”。2014年,鉴于他几十年来为学校发展与建设作出的杰出贡献,先生被授予“陕西师范大学杰出贡献奖”,奖励100万元人民币,他随即拿出奖金设立了“霍松林国学奖学金”,奖掖后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到2015年,霍先生先后培养了20多名硕士和70余名博士,遍布全国各地,大都成为所在单位教学科研的骨干或新一代学术带头人,学界称之为“霍家军”。

    所谓“写书”,就是从事学术研究。霍先生有句名言:“我的岗位工作是教学,所谓研究,其实是备课。” 学术研究、著书立说,必须求真求是,甚至要敢冒风险。

    自1958年开始,霍先生就因他曾经出版的《文艺学概论》受到冲击。“文革”之初,又因曾发表《试论形象思维》一文,抄家、游街、扫厕所,到最后关牛棚、劳动改造,然而,十余年的“蹲牛棚”,也没能改变霍先生的学术个性。平反之后,霍先生又写了《再论形象思维》的长篇文章,表明自己的学术观点。

    霍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建立在他雄厚的文艺理论基础之上。他自己除撰有《文艺学概论》《文艺学简论》等著作之外,还整理了大量古代文艺理论著作,如校注《滹南诗话》《瓯北诗话》等,主编《中国古代文论名篇详注》等。霍先生经常引用《南齐书•文学传论》的一句名言鼓励学术创新:“若无新变,不能代雄。”霍先生与弟子傅绍良合著的《盛唐文学的文化透视》,开辟了盛唐文学研究的新领域,给后来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学海珠玑光简册,诗坛星月耀乾坤”,这是霍先生1982年献给首届全国唐诗讨论会的诗句,今天用来概括先生的学术风范也十分恰当。先生离开我们了,但“唐音”永存,他的著作将永远流传、光照千古。

同类题5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记住北大有个叫王瑶的教授

钱理群

    王瑶教授去世,我们弟子献了一副挽联:“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我们把先生看作是“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的一个传人。鲁迅对魏晋风度有个概括,就是“清峻、通脱”。鲁迅也说:“我有时候很峻急,有时候很随便。”因此可以说魏晋风度与鲁迅所代表的五四精神是相似的。先生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对知识分子境遇的严峻的判断,也有鲁迅式的清醒、冷峻,敢于直面现实。先生说他“出语多谐”,面对那个时代严酷的事实,他却用幽默的语言来表达,这表现了一种心态,即看穿、看透了一切以后的坦然自如。先生这种危难中的坦然,给人的印象是难忘的。他去世后,林庚曾撰文回忆他在文革时的表现:他们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且被勒令在公共场所扫地,以示“斯文扫地”。林庚说我们都觉得非常窘迫、难堪,但王瑶却泰然处之,他“游刃有余,如入无人之地,穿过无数杂乱的脚下,就这么不急不慢地一路扫去”。

    先生从来不给我们上课,第一次见面就打招呼说,你们平时没事不要来找我,一个星期只准去我家一次。我们一般都是下午四点以后去跟他闲聊,想到什么就谈什么:政治、思想、文化、人生等等,很少谈学术。他平时对我们放任不管,一入学开一个书单,你怎么读、怎么弄他通通不问。其实这个放任不管,我倒觉得正是抓住了学术研究的特点。学术研究是个人独立的自由的精神劳动,因此它从根底上就应该是散漫的。散漫,并不是无所事事,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学术研究是他内在生命的需要,根本不需要督促,看起来他在闲荡,读闲书,其实总在思考。看起来漫不经心,其实是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这是不能管的,更不能乱管。搞学术就是得无为而治,先生深谙无为而治的奥妙。

    但关键时候,先生也会点醒你,一点就让你终生难忘。在学术上,他只抓毕业论文,而且先要求学生提出两个论文选题,向他汇报设想,然后他给定一个题目,并点醒你做这个题目应该注意什么。比如我当初毕业论文就准备了两个题目:一个写鲁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艺术世界;另一个是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先生听了我的汇报以后说,你的第一个题目很有新意,但你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想清楚,在不成熟、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急于写成论文,会有很多漏洞,答辩时很可能通不过,反而糟蹋了这个题目,不如放起来,多酝酿几年以后再做,一做就把它做好。于是就定了做“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个题目。更重要的,是先生给我们思想上的点醒,治学态度、人生道路上的启迪。先生曾经找我谈话,告诫我“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说:“我知道,你已经三十九岁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出来,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个传统,叫做‘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来,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地做学问,好好地下功夫,慢慢地出来,但一旦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有源源不断的后劲,这才是真本事。”

    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以后,先生又找我谈了一次话,使我终身受益。他说:“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这样,你的机会就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你的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来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现在仔细想想,先生的师训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概括地说就是“沉潜”二字。要沉得住、潜下来,沉潜于学术的深处、生命的深处:这是做学问与做人的大境界。而急功近利,浮躁虚华,是做学问、做人的大敌。我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唯一可取之处,也是可以告慰先生的,就是我一直牢记师训,并身体力行。我从1960年大学毕业就雄心勃勃想做一个学者,直到1985年,才开始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做了二十五年的准备,练了二十五年的内功,我的治学之路、人生之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很艰苦,但也很充实,没有虚度。

《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