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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的文学创新

    兴盛于汉代、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大特殊文体的赋,前人多从文体流变探其渊源,如“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文心雕龙·诠赋》)。这主要是从汉赋形式的演变上,探求其受诗、骚等前代文学样式的影响与联系。但真正自觉地去进行赋的创作并对汉赋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一个创赋人和奠基者,应该是荀子。

    荀子是第一个以赋命篇的人。他的著作《赋篇》包括《礼》、《知》、《云》、《蚕》、《针》等五篇。其中,有对礼、知等抽象的精神产物的形象化描写,也有对云、蚕、针等具体事物的逼真摹写。在形式上,采用主客问答方式,句式以四言为主,杂以五七言或多言,善用排比,韵散间出。在手法上,则铺陈回环,绘声绘色。这些都是后来汉赋作者所继承并发展的大赋特点,这应该是严格意义上的最早的赋。看来,荀子不仅是赋的创名者,也是赋作范式的创制者。这说明赋之最早出现应是荀子创新性文学实践的结晶。当然,赋体在汉代蔚为大观,类型繁多,其发端和起源,也不会是单一的。但荀子作为第一个自觉进行赋创作的人,应是体物赋的创始者。清人王芑孙在《读赋卮言》中说:“相如之徒,敷典摛文,乃从荀法。”说得更确切一点,就是所谓体物模型的典型的汉大赋是以荀子作赋之法来创作的。

    荀子的文学创新,还反映在他的作品《成相篇》上。该篇充分吸收民间弹唱文学的营养,以三三七加四七的句式,写出极有弹弦节奏特点的韵文作品。例如:“请成相,世之殃,愚黯愚黯堕贤良……”从通篇来看,内涵丰富,亦论亦述。既用这种弹唱之词来阐发深刻的治国之理,又用来叙说曲折的历史故事。在形式和表现上,则曲调简短,极富民间劳动的节奏感,且足格联章,首尾完整,有辞尽意足之妙。荀子的这种文学创造,对后代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唐宋以后勃然兴起的弹词正是继承了荀子所创制的这种弹唱文学的特点,才成为以叙说故事为主、深受民间喜爱的文学范式的。

    荀子的文学创新动力,有其独特的文化之源。他“年十五游学于齐”,在齐国的学术文化中心稷下学宫曾“三为祭酒”,“最为老师”,晚年又在楚国受到春申君的推重和赏识。可见他的一生除曾短时游秦、赵等国谋仕不遂之外,大部分时间是在齐、楚两国度过的。而在被孟子称为“王者之迹息而诗亡”的战国时代,“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当时的齐、楚两国,先后形成稷下和兰陵两个文化中心,形成肥沃的齐楚文学土壤。

    荀赋五篇,全以隐语写成,说明其产生与隐语风习有直接关系。《文心雕龙·谐隐》中即有“楚庄、齐威,性好隐语”的记载,这说明齐、楚两国都有好隐语的风俗。而《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的“齐威王之时喜隐”,《新序》记载“齐宣王发隐书而读之”的事,也说明隐语在齐国可能已发展成一门系统的学问而有着更有效的传播。正像以隐语来写作的荀赋,只有在齐、楚这样丰厚的隐语土壤中才能培育一样,荀子的颇多文学创新成就,就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的时代结晶。

上一题 下一题 0.0难度 选择题 更新时间:2018-06-19 01: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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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题2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有宋以来,接地气的词、小说、戏曲的兴盛,促成了中国文化的下移,由此导致官方意识形态传播的因时而变。在承袭固有的诗文传播之外,如何使词、小说、戏曲担负起像诗文一样宣传正能量的职责,不仅要突破“诗文为贵,词曲为卑”的陈旧文体观念,更要面对的是文化下移带来的意识形态有效传播途径的探索。

    戏曲与意识形态的传播虽有深刻的关联,但官府因其“不登大雅之堂”而疏于管理。随着戏曲从业人员的壮大,题材内容思想的拓边扩界,“优孟衣冠”式的宫廷娱乐逐渐转为勾栏瓦肆的演出,这导致“违规越礼”之事时时有之。如《墙头马上》,剧中李千金与裴少俊在后花园违规越礼,颇为大胆。此类传播有违儒家教化,这一现象逐渐引起官府的警觉,于是针对戏曲的法律条文也多了起来。“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等条文在《元史•刑法志》中有明确的记载。明承元风,逐渐强化。《御制大明律》云:“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装扮者与之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

    明初,朱元璋盛推《琵琶记》。《琵琶记》出现之前,蔡伯喈、赵五娘的故事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但内容多为蔡伯喈应试及第,抛亲弃妻,被暴雷轰死。高明感于蔡伯喈行为有违教化,故在“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创作动机的驱使下,把原本负心题材的故事,演绎成“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的教化剧。

    朱元璋之子朱权,潜心戏曲,援引“治世之音安以乐”,为《太和正音谱》的戏曲文献整理鸣锣开道,并云“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理学家丘濬继承高明戏曲遗风,言“借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清初流传甚广的《桃花扇》与《长生殿》,更是接续“资治通鉴”之史家意识,使情摆脱了晚明一己自由之立场,而放到一己之情与国运相关的宏大叙事之中。

    戏曲传播的一个重要特性是易知易晓。丘濬在《伍伦全备记》开场白中直言,经书所载三纲五常,不如诗歌吟咏性情,容易感动人心。近世以来做成南北戏文,人人观看,皆能通晓,尤易感动人心,使人手舞足蹈不自觉。在感发人心这点上,丘濬不但看到了卑体戏曲与尊体诗歌的一致性,而且体悟到“性情”传播的个体差异性。

    戏曲传播的另一个特性是剧场的群体接受。戏曲批评界崇尚场上之曲,鄙弃案头之书,这种批评旨趣反映了舞台性之于戏曲的重要,而对舞台性的衡量离不开台下受众的接受。丘濬著作中曾记录群体受众的面部表情:“座中观者不下数百人,往往有感动者,有奋发者,有追悔者,有恻然叹息者,有泫然流涕者。”相较于诗文的个体阅读接受,戏曲之剧场的群体接受,更显示出戏曲传播的宽度及其演员、观众互动的特殊性。

(选自《有宋以来戏曲传播的有效利用》,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