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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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出行带什么样的包

    在中国古代,衣服大多没有口袋,古人出行时“包”是不可或缺的。“包”最早并不叫“包”,而是叫“佩囊”。佩囊是古代使用最早、流行时间最久的包,像钥匙、印章、凭证、手巾一类必须随身带的东西,大都放在这种囊内。因为外出时多将其佩戴于腰间,故谓之“佩囊”。从文献记载来看,先秦时人们已有带包的习惯,即所谓“佩囊之俗”。古人的“佩囊之俗”推测起源于士兵配备的箭囊。佩囊实用方便,从先秦用到了明清,虽然名称和款式多有变化,但人们都少不了佩囊。古代的包也有大小之别,汉代学者毛亨称“小日橐,大日囊”;制作材料也不一样,有皮包和布包之分。

    汉朝时,佩囊被称为“滕囊”。滕囊是一种小包。汉代也出现了一种叫“绶囊”的方形包,皇帝常常用之赏赐臣僚,有绶囊的人自然是有官爵之人,所以,“包”成了身份象征。绶囊主要用于盛放印信一类的东西。因为“包”已与身份联系了起来,所以在图案、色彩上都有规定和讲究。绶囊最常用的图案是兽头,故称“兽头辇囊”。兽头中又以虎头使用为多,因此又有“虎头擎囊”之称。与绶囊同样能显示身份的包还有“笏囊”,也称“笏袋”。

    “笏”即笏板,是官场用的简易手写板。盛放笏板的包便是笏囊。与绶囊多用青色不同,高级笏囊多用紫色,古人称之为“紫荷”。紫荷是唐朝官场上的高级包。唐代时,最能显示身份的包是“鱼袋”。绶囊是装印信的,而鱼袋则是盛放符契这类“身份证”的。唐朝时,官员的身份证明制成鲤鱼形,故名“鱼符”。凡五品以上官吏穿章服时必须佩戴鱼符;中央和地方互动,也以鱼符为凭信。凡有鱼符者俱给鱼袋,使用时系佩于腰间,内盛鱼符。鱼符有金、银、铜等质地,以区别地位;鱼袋也通过金、银装饰来分辨高低。宋朝使用的“鱼袋”也有金鱼袋、银鱼袋之分,但仅是一个空包,鱼符被废用了,仅在这种包上绣上鱼纹,凡有资格穿紫红、绯红官服的高官均可用这种包。

    除笏囊、鱼袋外,古代官场、文人间还有一种包很流行,这就是用来盛放计算工具、文具一类的“算袋”。其实,“算袋”这种包很早就有,但汉代称“书囊”,也称“书袋”;宋朝称“算袋”为“昭文袋”,也称“照袋”、“招文袋”,民间则称其为“刀笔囊”,一直到明清都在使用。金代也使用算袋,但称为“书袋”。元明清时代,随着新物件的出现和使用,包的款式和功能也越来越丰富。如放钱放物的多用包“褡裢”、放烟丝的“烟袋”、盛放扇子的“扇囊”、盛放挂表的“表帕”、装饰价值更高的“荷包”等。其中“褡裢”为双层袋子,中间开口,两头放钱,使用时从中间对折,搭于臂膊上,故又称“搭膊”。因为搭膊多用来装钱,民间干脆呼之为“钱袋子”。因为“袋”与“代”谐音,常用之赠人,以讨“代代有钱”的口彩。

(摘编自《安阳晚报》2016年2月24日)

上一题 下一题 0.0难度 选择题 更新时间:2019-06-22 06: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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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化是人类智慧的源泉

戚德刚

   日前,塞尔维亚知名汉学家、贝尔格莱德孔子学院院长拉多萨夫•普西奇博士在他位于贝尔格莱德老城中心的办公室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记者:普西奇教授,您是我所见到的外国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有较高造诣的学者之一,请问是什么缘由让你当初选择汉语,这个不论在文化还是文字方面和自己母语差异都非常大的专业呢?

   普西奇:我在中学时就对东方文化和哲学产生了兴趣,大约16岁时,我读了由德文翻译成塞文的《道德经》,对老子所说的“道”既不是上帝,也不是基督信奉的“神”很好奇,那“道”到底是什么呢?后来,我读了一些孔孟和荀子的书,仍然一知半解。于是,我把弄明白《道德经》作为学习中文的目的之一,也更加坚定了学习汉语的决心。1978年我中学毕业后进了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但汉语水平很差,好在贝大语言学院当时正好开设有汉语课,我就有了机会选学中文。开始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汉语的“说文解字”上,对老师所讲的关于汉字的来历和意义非常感兴趣,坚持了2年多。1985年我开始了为期三年的中国留学生活,回国后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任教。1991年哲学院开设选修课《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哲学》,开始我以为不会有多少人对这一课程感兴趣,但后来我发现自己错了!于是,我萌发了把老子的《道德经》翻译成塞文的想法,好让更多的塞尔维亚人了解老子。

   记者:您在中国留学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普西奇:去中国之前,我的中文口语可以进行交流,但阅读水平较差,中方安排我在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进修一年,随后到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中国古代哲学,功课包括南北朝史学、古代哲学、禅宗、《道德经》等等。开始我根本读不懂这些深奥的原文课本,但是兴趣和信心给了我毅力,硬着头皮攻读原著,一段时间以后每天都会有新的收获,发现自己从原文中咀嚼的味道和读外国人翻译的读本有很大的不同,我几乎倾注了全部精力攻读汉语和中国文学。可以说,我在中国求学的三年,是最辛苦、最有意义的三年,也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三年。

   记者:普西奇博士,您对研究、推广中国古代文化“情有独钟”,并出版和发表了不少著作和译文,你认为自己的得意之作有哪些?

   普西奇:从 1991 年起,我在中国、美国、英国和塞尔维亚本国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30 多篇学术论文和多本著作,其中有代表性的论文和文集有《婴儿与水:老子的道》《老子宇宙观的探讨》《宇宙的纹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对美的认识》《禅宗及其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中国当代美学:传统与现代化》以及《道德经》《中国古代四大哲学家》《中国当代诗歌选》《中国现当代小说选》等汉译塞作品,这些都受到读者的好评。

   记者:普西奇博士,请您谈谈中国古文化对现实的意义好吗?

   普西奇:有些不了解中国文明的人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家,这是非常错误的。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既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也是哲学家。老子的《道德经》涵盖了哲学、心理学、伦理、宗教等深奥理论,美国《纽约时报》曾将老子列为世界十大古代作家之首不无道理。学界认为,中国、印度和古希腊是世界古文化的三大支柱。中国今天的繁荣与发展就是中国文化传承的重要依据,中国古文化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人类智慧的源泉。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都在关注中国文化的演绎与传承,而中国年轻一代对古文化的兴趣不足,他们更关注经济往来。殊不知,没有文化底蕴的经济交往是没有意义的,失掉传统文化的发展等于没有根基,没有根基融入全球化是经不起风浪的,因此中国年轻一代要读一读《道德经》。

(选自2013年9月23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