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千古的名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把玉的完美与人格尊严联系在一起，相比之下的“瓦”就逊色得多。先秦屈原《卜居》中说“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签雷鸣”，“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就是比喻有才德的人被弃置不用，而无才德的平庸之辈却居于高位。在我们的传统认识中，瓦被赋予了很多消极的意义。而实际上，作为我国古代常用的建筑材料，瓦的发明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今天就来说说瓦。

人们俗称“秦砖汉瓦”，但这并不准确。就像古诗中“秦时明月汉时关”一样，是一种修辞性说法。其实瓦的出现，比汉代要早得多。战国时著作《世本》记载：“桀作瓦屋。”这可能是传说。桀是夏代有名的暴君，子承父位，未经创业艰难，不可能像神农尝百草，后稷教人稼穑一样去“作瓦屋”。但陶器的出现，到桀的时代已有三千余年历史。夏桀为了自己的享乐，让匠人把茅屋改作瓦顶，倒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但至少，今天所说的瓦的形态的出现，不会晚于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了一次战斗。齐国的子渊捷追赶洩声子，“射之，中盾瓦”。“盾瓦”，就是盾牌的瓦形凸面。可见瓦已是当时人们熟知熟见的东西了。

可是，那时瓦还没有变成专称，其它陶制品，也可以称瓦。比如“弄瓦之喜”的说法，出自《诗经·小雅。斯干》，“万生女子……载弄之瓦”。 意思是生下女孩儿，拿纺线瓦锤给她玩。那种瓦锤，就是陶制品，形状和用途，与今人手工纺毛线的纺锤相似。待到瓦用于房屋建筑，才渐渐变为专称，唐宋时期，便用“瓦子”“瓦肆”代指繁华市区了。

陶制品是人类划时代的发明，因而瓦的用途很多。瓦在古代是种重要的占卜工具，人们摔碎瓦片观看纹理，来预测吉凶成败。瓦除了建房屋，还用来镶井壁，叫做甃。形体很大，长可达一两米，圆形井壁由两块、三块或四块瓦围成一圈，《周马》《庄子》都有记载。秦汉瓦井已经很普遍。商周时的井只是木框镶口的土坑，“井”字就是那种井的象形。自从用瓦镶井壁，井的质量和功能才大大提高。此外，瓦还可以作乐器和棺材等。

瓦的制作并非轮制，而是用圆形模具做胎，用熟泥片贴在外围，等距离划开，晾干后自动从模具上脱落，成为瓦坯。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很详细。古人的确很聪明。

夏桀当初“作瓦屋”只是为了自己享乐，至于造福后人几千年，的确是他所没有想到的。

（改编自伪农《淡味斋随笔·说瓦》)

《尚书》中的“道治政治，泽润生民”多被看作中国“政治”一词的最初。古汉语中的“政”指国家的权力秩序或制度、法令；“治”则指统治、治国等治理活动，或是一种安定祥和的社会状态。由此看来，古汉语中的“政”就是今天“政治”的意思。而“治”则有今天“行政”的意思。现代汉语中的”政治”译自西方“politics”一词，虽然翻译得很好，但也容易让今天的人们模糊了“政”与“治”的差别。

台湾的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专门辨析过“政道”与“治道”、政权与治权的不同。他把人类的政治形态分为三种：封建贵族政治、君主专制政治和立宪的民主政治。前两种政治形态的政权皆在帝王，帝王凭借德行或武力取得政权，依靠世袭延续政权。中国传统政治一直缺乏时政权合法性的反省，由于极少思考“政道”，所以所有的政治学说只一味地在“治道”方面用力。其实，无论是打天下还是世袭，这种“政道”都是不合理的，因而可称之为“无道”。中国传统政治因为一直没有解决政道的问题，所以导致了治道的不足。

牟宗三所说的“政道”与“治道”、政权与治权，很像现代政治对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划分。政治学家孟德斯鸠认为，只有当政府被分成立法和行政两个部分，并能彼此制约和平衡时，自由才能得到保证。立法者通过制定法律而实现社会价值的分配，而行政者则执行立法者通过的法律。虽然牟宗三在书中的论述有些模糊和矛盾之处，但他的这种划分方法很容易让人看到中国传统政治的症结。直到今天，我们还常常把政治与权力混为一谈。很多人认为，一旦夺取了权力。他们就自动拥有了政治的合法性和权威，其实远远没有。政治包含了民众的认同性、合法性和参与性，是一个国家基本目标和政策的结合，而权力不过是达成这些目标或政策所必需的手段和工具。如果把权力当作政治的目的，就有可能导致蛮横与残暴，甚至是自我毁灭。

关于政权与治权的关系。牟宗三认为：“当人之意识不能觉识到政权之本性，不能认识其为一形式的抽象的有，思想家不能进到此思想上去了解，则革命、受命之说亦是必然者。而所以被革命，政权被拿去，则由于政权、治权不分，继体之君不能常有德有能而合乎君之理。”一个国家的立法权永远是属于全体民众的，全体民众的拥有当然也是一种抽象的拥有。在现代社会，它是由一个国家的宪法来代表的。宪法不仅对一个国家的目标进行了表述，规定一个国家的政府结构，更重要的是，它通过保障民众的自由和权利而确立了一个政府的合法性。在传统社会则不同，牟宗三说：“君主制，政权在皇帝，治权在士，然而对于君无政治法律的内在形态之回应，则皇帝既代表政权，亦是治权之核心。”

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总是与它的历史和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国家的国民对政治的理解以及对政府应当做什么等方面的认知，总是很难摆脱传统的影子。其实现在很多人在讨论政治问题时，仍然是政道与治道不分。

(摘编自叶匡政《道治政治泽润生民》)

她大约从他们的笑容和声调上，也知道是在嘲笑她，所以总是瞪着眼睛，不说一句话，后来连头也不回了。她整日紧闭了嘴唇，头上带着大家以为耻辱的记号的那伤痕，默默的跑街，扫地，洗菜，淘米。快够一年，她才从四婶手里支取了历来积存的工钱，换算了十二元鹰洋，请假到镇的西头去。但不到一顿饭时候，她便回来，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高兴似的对四婶说，自己已经在土地庙捐了门槛了。

冬至的祭祖时节，她做得更出力，看四婶装好祭品，和阿牛将桌子抬到堂屋中央，她便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

“你放着罢，祥林嫂！”四婶慌忙大声说。

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的站着。直到四叔上香的时候，教她走开，她才走开。这一回她的变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记性尤其坏，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去淘米。

罗霄山

徐向林

双方短兵相接，展开了激烈巷战。

罗霄山海拔并不高，山势呈环状绵延，恰好将山村环揽在怀中。这也导致小山村的偏远和交通不便，但也正因为罗霄山的拱卫，当大山外面的世界硝烟四起时，小山村的村民们仍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过得清贫，却也安宁。

两天前，一支在淮海战役中被击溃的国民党残军，慌不择路地窜进了罗霄山下的小山村。他们还没来得及喘气，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某部独立营就追击而至，将山村团团围住，他们的战斗目标是歼灭这支残军。

国民党残军退无可退，他们是国民党军嫡系部队，没人敢提投降二字，他们只得困兽犹斗、拼死相抗。

双方的短兵相接打得很艰苦，丁营长预计三个小时结束的歼灭战，结果打了五个小时还是没打下来。负责正面主攻的二连长老于急红了眼，他请示丁营长：“咱们用迫击炮轰他娘的。”

丁营长在前沿阵地举着望远镜，朝村里看了一会儿，口气坚定地说：“不许开炮，绝不能毁了老乡的房子!”

“那咋办?”老于不断摩拳擦掌，劲儿却没地方使。

“村子西面有个开阔地，咱们开个口子，放他们出来，再伺机歼灭。”丁营长说。

口子一开，占据村子的国民党残军蜂拥而出，争先恐后地往开阔地带跑。他们刚出村子，二连长老于就率部堵住了村口，封住了残军的退路。

战斗再度打响。残军被前后夹击，双方都明白，暴露在开阔地上的这支残军，已成了刀俎下的鱼肉，被歼灭是迟早的事。

然而，战端刚开，村里突然窜出了六头山羊，估计是受了枪炮的惊吓，从隐藏地跑了出来，它们一头扎进了剑拔弩张的战场，光打圈，并不往远处跑。

子弹是不长眼睛的，如果继续打下去，这六头山羊将一个活口也不会剩下。山羊窜出来后，丁营长立即下令停火。他亲自拿着扩音喇叭，对国民党残军喊话：“为了老乡们的山羊，我们可以放你们一马，你们自己选个方向逃跑。谁要是开枪打死或打伤一头山羊，我对你们绝不会手软，要你们以血偿血!”

残军的几个军官经过一番商量，他们提出了条件：往罗霄山上跑。因为他们知道，即使跑出了罗霄山，解放军仍会对他们穷追猛打，而跑进山林茂密的罗霄山，兴许还有一条活路。

丁营长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老于不甘心地说：“让他们逃上山，几乎就没有歼灭的可能了。”

但丁营长没理会他，他命令已下，就不能再更改。

国民党残军开始往山上跑，但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刚爬到半山腰的国民党残军，竟然纷纷掉了头，又往山下跑。到了山脚下，他们向解放军举起了白旗，正式投降。

原来，村民们用石头在半山腰上封堵了上山的路。有人想攀爬过去，村民们居高临下，举起石头朝他们猛砸。

领着国民党残军投降的，是一个团长。他长叹了一口气，对丁营长说：“没想到你们这么得民心，在这个偏远的穷山村，村民们都支持你们。”

丁营长心里明白，这个山村，过去从来没有红色部队进驻过，村民们的选择，完全是自发性的。

若干年后，罗霄山下的这座村落，成了远近闻名的山羊养殖致富村，村里盖起了许多小别墅，连城里人都经常开车过来度假。

这一天，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走进了村史纪念室，他在罗霄山解放战役的展板前久久伫立。讲解员告诉他：“当年，是解放军保住了小山村，也是解放军，保全了村里仅有的六头种羊，现在的山羊，都是当年种羊的后代。”

听完讲解，老人嘴角露出了微笑，这微笑，是他在给几十年前的自己点赞。

那时的他，做出了一个正确的抉择。因为，他就是当年率部投降的那个团长。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节选自鲁迅《拿来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