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有个孩子问，为什么中国古代建筑都是木结构，而欧洲人却用石头造屋?

②这是一个不太好回答的问题。当然不是中国人不会使用石头，也不是石材匮乏的缘故，从宫殿台基、栏杆到乡间的石板路、石拱桥，华夏大地上到处都能找到关于石头的记忆。反过来想，欧洲建筑以石头为主，也并非表示人家不懂木作手艺，更不是他们那片土地上缺少木材。早在公元前一世纪，罗马人维特鲁威就在《建筑十种》中，记述了木材的采伐和加工。

③有一种解释是人类最初将木材作为主要建筑材料是受制于技术条件，因为在金属工具的雏形阶段，处理木材相对显得容易……这种说法显然是把石头建筑的出现推置于木建筑之后，也就是说欧洲的建筑文明应该晚于中国。可是，想想那些希腊神庙(更不用说埃及金字塔)，有关“最初”的自豪感不免令人生疑，其实这上边很难认定孰先孰后。

④问题抑或在于不同的人居理念?还真有那么一说。有人正是从木材的温润质感与石头冷冰冰中看出了不同的生活意趣。有人不惮其烦地论证木结构建筑如何暗合农耕文化的田园诗意，好像石头城堡只能充作吸血鬼骑士的文化符号。还有人把中国建筑匀称流畅的线条视如天地人的和谐之境，而把注重体积感和立面装饰的西方建筑看作是一味张扬等等。

⑤建筑史著作里经常充满了诸如此类似是而非的说法，前卫学者喜欢将传统文化与时尚趣味一锅乱炖，而这本身也成了一种时尚。难道人们真是为了观念而栖居?如果要打捞旧日的诗意，也该听听“约之阁阁，椓之橐橐”(《诗·小雅·斯干》)的歌吟，筑版夯土的农民工绝不会想着“回归自然”什么的，造屋正是为了避除风雨虫鼠之害，何曾成了风雅之赏?可是，真的没有主观因素吗?

⑥中国建筑为什么不用石头用木头，大人告诉那孩子，那是为了赶时间，不像你吃饭作业都磨磨蹭蹭。用石头造房子太慢，在古代光是石料加工和运输就是旷日持久的劳役。罗马彼得大教堂造了整整一百年，巴黎圣母院造了一百八十多年，而德国的科隆大教堂前后耗时竟达六百年之久。神是永恒的，不妨天长地久耗下去。可是钟情于现世的中国人绝对等不起，尤其是中国的皇帝和官员们。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一番大兴土木，嵯峨相接的宫殿一转眼就起来了，实在是靠了木结构的施工便利。换作西方人凿石垒堡的搞法，怕是皇帝等到死也住不进宫里。对了，皇帝死后的寝宫倒是万古永恒的石头建筑，他们大多即位之初就开始修造自己的陵墓，那档子破事可以搞上几十年。

⑦所以，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下诏营建新都。宇文恺奉诏，只用了短短的一年就建成了大兴城(长安)。而明代永乐皇帝迁都北京，营造宫殿只用了四年光景(精雕细刻的紫禁城也只用了十几年)。当然，造得快也毁得快。并不都是“楚人一炬”，戍卒未叫人心早已浮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乏重新洗牌的机缘，天变不足畏，风水轮流转，别说生不逢时没人给你机会。中国人以生命的尺度调谐做事情的节奏，并不是发觉落后于西人之后，才有了“大跃进”的思维。现在不也有把刚盖了十年十几年的大楼都炸了的事么?

⑧“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所以留不下城堞和穹顶，留下了一堆沉痛的文字。

中国文化不仅包括中国境内现存的文化，也包括曾在中国境内的文化、部分藩属国的文化。尽管这些藩属国今天已经不在中国疆界内了，但历史上它们属于中国文化的范畴，并且中国文化至今对它们依然还有强大的影响。除此之外，有些民族的主体在境外，但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在中国，他们的文化已经跟其母体的文化有所区别了。例如，新疆有俄罗斯族，他们的文化也是中国文化一部分。

因此，中国文化应该包括境内所有民族的文化，不要片面将其理解为华夏汉族这一主体民族的支化。尽管长期以来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人数也占鲍对多数，但要注意，汉族及其文化一直处在不断变化中。如果它不具有多元的文化特征，没有吸收大量其他民族的人口和文化，那么，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它都不可能有今天这样重要的地位。

我们为什么会有我们的文化自信？就是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善于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而且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历来有一个非常大酌优点，就是吸引、融合其他民族人口。它吸收、融合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准是什么呢？不是血坑，而是文化！血统是没有办法改变的，除非通婚，但是文化则不同。在文化上，只要接受中国交化，就等于承认了是中国支他的—部分，从文化认同上说，七家都说自己是“炎黄子孙”。从血统来说，“炎黄子孙”是非常多元的，根本就不是一个老祖宗可以传下采的。著名诗人白居易是从中亚迁到内地来的。唐朝有好多姓白的其实都是中亚人。正因为他们把文化带过来了，中国支化才丰富多彩。

中国之化的特色主要有三点：

一是中国文化是独立发展的．在西方人打开中国走门之前，中国文化主要是独立发展的。它吸收其他丈化，主要是在一些枝节上，而不是主体。如，佛教传播到中国，是中国文化改变了佛教，所以就有了中国文化和佛教结合产生的禅宗。这一特点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地理因素。从当时的中国版图来看，东、南、西、北要么是高原，山脉、大洋，要么就是中国文化影响的地方。因此，中图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在封闭的大环境中，它最先进。在外界突破地理障碍，把文化带到中国以前，它没有什么挑战。也正因如此，它是延续的。

二是中国文化相当自信。汉族基本上是农业民族，从中国的疆域来看，中国适合农耕的地区在西汉时已定型，所以中国基本上还是适应农业社会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化又有相当自信的特点。在中国的确在大的地理范围内是最先进的情况下，这种自信没有害处。但如果已受到外界的挑战，事实又证明已不是“天下之中”“无所不有”了，却依然持有一种片面、过分的自信，那就不能适应世界潮流了。

三是中国文化历来是开放而不传播的。汉朝、唐朝比较开放，讲“汉唐雄风”。确实，汉朝、唐朝的开放超过了其他朝代，但它的开放是允许、欢迎各国来，很少往海外派人出去，甚至是禁止中国人出去的。宋朝甚至认为，文化不能随便传，禁止出口图书到辽国或者西夏。明朝郑和下西洋是宣扬国威，而不是传播中国文化。但如果不传播，谁会承认、接受先进的中国文化呢？

（摘自《中国需要怎样的文化自信》，作者葛剑雄。有删改）

书斋，顾名思义，是读书的房间，同时也是藏书的地方，还是书写的地方。读书、藏书、书写是书斋的基本功能。后来，文物古玩的收藏和鉴赏常在这里进行，诗词歌赋和书法绘画乃至篆刻的切磋和研讨也常常在这里进行。书斋是以个人名义建立，以主人和密友为主体，进行文化艺术活动的中心。书斋姓“文”，所以别名称作“文房”。

早在春秋时期，与朝廷兴建的学校——“官学”不同，诸子百家兴私人讲学之风，诸子家中的讲学之处往往白天是课堂，晚上就成了读书的地方。这应该就是书斋的雏形。汉代儒家学者和诗赋作家，均有自己的书斋从事文化艺术活动。因此，可以说汉代是书斋兴起的时期。唐代是一个相对自由、开放、多元化的时期，如杜甫在成都的“草堂”，就是典型的文人书斋。

在中国传统宅院中，书斋往往是民居中唯有的精神场所。它一般位于宅院的僻静之处，如有后花园，必与之相邻，以形成高雅恬淡的良好环境。

书斋有三大特点。一是文化传承的汇集点。书斋的主体——读书人或做学问的人，在这里藏书，在这里读书，在这里思索；以往优秀的文化，在这里以研读、考证、校注、阐发的方式得以传承；中华民族的文明之光在这里化整为零，熊熊燃烧，然后又影响社会的发展进程，使文化得到最好的传承和发展。二是个性创造的发酵池。书斋是个人的领地，是书斋主人个性得以施展的空间。在这里，他们的创造力得以迸发，从而产生出新的思想，创造出新的艺术，使得文化发展的链条上，不断有闪动的灵光。三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典范。书斋宜明朗、清静，不可太宽敞。明净可以使人心情舒畅、神气清爽，太宽敞便会损伤目力。窗外四壁，藤萝满墙，中间摆上松柏盆景，或剑兰一二盆。石阶周围种上青翠的芸香草。书斋中宜设长桌一张，放古砚一方，置笔筒一个，墙壁上挂古琴一把；书斋右边设一书架，书架上陈列《周易古占》等书及字帖画卷。人独坐于书斋之中，或对日吟诵，或秉烛夜读，于书斋里享受一份清福，从学问中得到一份快乐。

进入21世纪，人们对传统的兴趣在逐步衰减。有些人认为，作为传统文化标志的书斋也将被“读图时代”的电脑和网络所替代。然而，从文化发展的宏观趋势上看，在新的时代，书斋仍将成为现代社会持续存在的文化现象。随着社会发展带来的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必然促进精神文化生活品味的提高，这为书斋的普及提供了基础。

今天，历史传统和科技时尚在现代书斋已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书斋永远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

（摘编自《书斋》）

汉字不但承载了我们几千年的历史，而且也是从古到今人们进行沟通的重要手段。由汉字衍生出来的书法艺术，更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但是，汉字是怎么造出来的？研究汉字的起源问题，在国内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

先秦传说，造字者为仓颉，《荀子·解薮》记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吕氏春秋》记载：“奚仲作车，仓颉作书。”书中记载，仓颉是黄帝的史官，是古代整理文字的一个代表人。《说文解字》记载：仓颉是黄帝时期造字的史官，被尊为“造字圣人”。史学家徐旭认为，文字的出现，应与仓颉有关。

传说中的仓颉，四目重瞳，非常聪明，“始作书契，以代结绳”。在此以前，人们结绳记事，即大事打一大结，小事打一小结，相连的事打一连环结。后又发展到用刀子在木竹上刻以符号作为记事。随着历史的发展，文明渐进，事情繁杂，名物繁多，用结和刻木的方法，远不能适应需要。仓颉日思夜想，到处观察天上星宿的分布情况、地上山川脉络的样子、鸟兽虫鱼的痕迹、草木器具的形状，描摹绘写，造出种种不同的符号，并且定下了每个符号所代表的意义。

还有一种说法是：仓颉从绳结记录的史书中给黄帝提供的史实出了差错，致使黄帝在和炎帝的边境谈判中失利。事后，仓颉愧而辞官云游天下，独居深沟，“观奎星圜曲之式，察鸟兽蹄爪之迹”，创造出了代表世间万物的各种符号。他给这些符号起了个名字，就叫做“字”，譬如：“日”字是照着太阳红圆红圆的模样勾的，“月”字是仿着月牙儿的形状描的，“人”字是端详着人的侧影画的……仓颉首创文字的事后来被黄帝知道了，他大为感动，乃赐仓姓。

文字的出现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不断积累、不断总结的结果。考古发现证明，中国先民早在七八千年前就在龟甲上刻划符号了。在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中发现的在陶器上刻划的符号有数十种之多，其中有些与甲骨上所见的字类似，因而有人认为它们就是早期文字。至于在龙山文化早期的陶罐上发现的朱书可以肯定是文字，这充分表明中国的汉字至少已有四千年的历史。安阳小屯发现了十五万片甲骨卜辞，这些在龟甲与牛胛骨上刻的文字保存地相当完好，总字数约3500个。从甲骨文字结构来说，除象形以外，形声、会意、假借等比较进步的造字方法已普遍被应用。可见在三千余年前的商代，文字已达到相当完备的程度，那么在它以前一定有个更长的发展过程。

鲁迅先生在《鲁迅·门外文谈》中谈到：“在社会里，造字的也不止仓颉一个人，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了，史官一采就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来由，恐怕逃不出这例子。”我们所重视的不是到底是不是仓颉造的汉字，而是造字这件事本身的意义。汉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历史走进了由文字记载的时代，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件大事，对后世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汉字是中华文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研究汉字的起源问题，能更好地认识和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

（摘编自《人民日报·中国文字的起源》）

大师陈寅恪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他13岁游学欧美和日本，先卒业于哈佛大学，又研习于柏林大学及巴黎大学等。“求学时应该在乎知识而不该在乎文凭。”陈寅恪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他根据自己想学的课程，知道哪所学校可以学习，便前往学习钻研，学成后又到另一所学校，留学16年，竟然未取一张文凭，也无学位，但学问之深，一时无人可及。

1925年，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为专研高深学术之机关，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通才硕学”及各种学校的国学教师，对导师要求非常高。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为国学导师，曹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有点生气:“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陈遂被破格录用，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

陈寅恪学贯中西，治学之广非常惊人，在宗教、史学、人类学、校勘学、文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尤以对中国中古史的研究闻名世界。他的课不单是学生来听，清华的许多教授都来听，他的好友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和朱自清等也都来听，因此他被称为“教授的教授”。他讲课讲到入神处，往往闭目而谈如入禅境，直至下课铃响，也不介意。他倘有新的论文发表，必将单行本分给每个同学研读。他不欣赏问答式的笔试，倡导学生提问题、有创新，以期对史识有新理解、新发现。他至死都坚持用文言写作，但又关注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他认为中国学术要坚持民族传统，要对传统文化充满自信。

陈寅恪是通过什么途径达到如此博大精深的学术造诣呢?从他早年的留学笔记中可窥见一斑。他的学生季羡林先生在整理他留学德国期间的学习笔记时，发现他的笔记竟有64本之多。这还不是全部，许多笔记包括文稿都在“文革”中因抄家而遗失了。这些笔记内容之复杂，难以形容，可分为二十一类，其中仅文字就涉及藏文、蒙文、突厥文、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梵文、印地文、希伯来文等。

陈寅恪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被他拒绝。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陈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以示讽刺。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决定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派人南下广州，邀请陈寅恪出任第二历史研究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当时早已失明的陈寅恪亲自口授了一封复信，其中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陈寅恪一生历经忧患，遭遇世变、家变和个人病变。他先是眼盲，晚年又膑足，在“文革”中备受摧残打击。但即使这样，他晚年还完成了90多万字的《柳如是别传》和《论再生缘》。在没有资料又不能涉猎其他领域的研究时，一个失明老人仅凭借惊人的记忆力写出这样的长篇巨制，真是让人惊叹。他用口述方式撰写《论再生缘》，对明末清初杭州女诗人陈端生所著的讲述元成宗时尚书之女孟丽君的悲剧故事进行评点考证;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为一个被士大夫所轻蔑，倚门卖笑的奇女子柳如是立传，赞美她在明末清初家国更迭时比五尺男儿更重家国大义的精神。书稿完成于1964年，当时陈寅恪已74岁。五年后，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他79岁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

毫无疑问，陈寅恪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令人高山仰止，不胜敬慕!他是中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界的骄傲。

(选自《国学》，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