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模特走台到婚庆主持，从影视拍摄到电视选秀，越来越多的幼稚面孔出现在大众娱乐的领域。带着孩子走进“娱乐圈”已成为许多家长的选择。3岁练舞蹈、4岁学钢琴、5岁练书法、6岁画国画的孩子比比皆是，“小明星”们正在被全力打造出来。看看舞台上的这些孩子们吧——“小模特”浓妆艳抹扭腰摆胯，“小婚礼司仪”煽情搞笑大谈情爱，“小歌手”劲歌热舞高唱情歌……他们的脸上少了些许天真，多了几分成熟；少了些许稚趣，多了几分老成。

为了成名成星这样一件概率极小的事情把孩子抛进“名利场”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古有方仲永“天才沦为平庸”的先例，今有因成功主演《小鬼当家》中的“凯文”而一跃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耀眼的童星的麦考利﹒卡尔金的堕落。鲜花和掌声往往成为“童星”成长中的陷阱。而那些娱乐圈的“常青树”多是在成年后才涉足此行业的，他们一般都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涉足娱乐圈是他们在对自身兴趣特长进行客观审视、对才能智慧进行正确评估和对未来人生道路进行合理规划之后，做出的职业选择。因此，他们的“星光”经久不衰。著名主持人杨澜，在大学毕业加盟《正大综艺》之前，走的是一条中规中矩的求学道路，成为央视当红主持人的她后来又主动选择了全身而退，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传媒学硕士，为自己充电，从主持人走向传媒管理并获得了社会的高度认可。杨澜的厚积薄发对那些心急的“童星”父母来说，很有启发性——让孩子成为社会良材才是父母最大的成功。

材料二：

家庭教育是人生的“第一课”，家长是孩子的“第一老师”，家庭教育对于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近日，九部门共同印发《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年)》，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适应城乡发展、满足家长和儿童需求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其中，要求城市与农村普遍建立“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这一规划的出台，将引领家庭教育的新方向。

俗话说，成人在家庭，成才在学校。自古以来，我们都十分重视家庭教育。纵观历史，古有“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被视为垂训子孙及家庭教育典范的《颜氏家训》，近代有“充满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的《傅雷家书》，当代则有五花八门、品类繁多的关于家庭教育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总结。可以说，家庭的一点一滴教育、培养、规范以及耳濡目染的熏陶，便是对孩子成人的塑造过程。家庭教育搞得好，孩子就行端人正，社会就风清气正，国家就魂强根正。

随着时代的变化，家庭教育也逐渐进步。教育模式由过去的浅耕粗作到现在的精耕细作，方式由专制野蛮过渡到民主文明。然而，新的挑战也随之产生，有的家长借口忙，对孩子“生而不伴”；有的家长迫于生活压力，对孩子“养而不教”。与此同时，家长的困惑也与日俱增。随着网络作为“第三者”介入家庭生活，传统权威型家庭教育方式受到挑战；面对急功近利的浮躁社会，家长不知如何把握教育尺度，比如重视学习成绩还是重视全面发展？诚实守信是不是就等于迂腐？孩子之间发生矛盾，忍让是不是没出息？竞争激烈，还要不要协作互助……迎接挑战，解决困惑，必须沿着正确方向加强和引导家庭教育。

还应看到，家庭教育首先是父母的自我教育。我们常说，父母就是孩子的“活教材”，“你的行为，决定孩子的世界”。试想，如果父母没有道德底线，如何教育孩子守住道德底线？如果父母贪污腐化堕落，何以教育孩子堂堂正正做人？当然，家长不能止于做个“好榜样”，还要当好“导航员”。如果我们急于求成，对孩子进行“掠夺性的早期开发”，他们的童年便黯然失色；如果我们虚荣攀比，以“为你好”的名义逼迫孩子学这学那，结果往往南辕北辙。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好家长，才能教育好孩子。

在中国，国家从来被视为一个伦理性的实体。在近代西方霍布斯和洛克所倡导的自然主义的契约国家，卢梭、康德、费希特所倡导的道德主义的契约国家中，国家都没有积极的功能。国家只是一个警察，唯一的职责是维持秩序；它不是一个导师，不负有引导人们向善之职，那是宗教所管的事。中国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天下，在伦理关系上环环相扣，连为一体。“民惟邦本”，国家作为伦理性的实体，除去负责保障民众的个人权利、督促民众履行个人义务之外，还负责教化民众尤其是从君主到各级官吏，“孝、悌、忠、信”，“仁、爱、诚，敬”，“礼、义、廉、耻”，作为国家伦理的基本观念，规定了一个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行动，应该禁止哪些行为。正因为如此，国家不仅要保护从个人到家庭、再到社会的责任伦理，而且自身要率先履行自己的责任伦理，成为履行责任伦理的示范者。孔子说：“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说明礼治在伦理型国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对国家而言，包括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在内的各项礼仪，不仅是宣示价值观、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教化人民特别是掌控权力的各级官吏的有效方式，而且是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积极推进国际交往的重要手段。

历史早已证明，只要家庭、社会、国家这些伦理性实体继续存在，礼所表达的这些责任伦理就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礼自身也一直在发展变化之中。礼根植于人们的生活实践，根植于人们的日常的习俗，因时间、空间条件不一样，它们会产生许多差异。今日之中国，现代、前现代、后现代并存，而基本取向则是每个人一方面自主性、独立性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又越来越为世界性联系中的巨量信息所左右；以父家长为中心的传统家庭已普遍瓦解，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成为主流，在市场化、契约关系冲击下，婚姻与家庭变数激增；人们的社会交往范围，在 实际领域和虚拟领域都空前扩大也更加不确定，各类新型的社会自组织影响已大大超过传统的社会自组织；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都面临全新的挑战。所有这些伦理性实体历史性的变化都要求礼和礼治全面的革新。

伦理与道德、伦理与法理、法理与道德之间的歧义乃至冲突，现今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这就要求礼与礼治必须进行再创造。

革新及再创造，则应当从人们的生活实践中，从各地方、各族群的民间习俗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要对现今既有的各种礼仪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和总结，在已有的基础上加以提升，并使之更加系统化、完善化。让礼和礼治成为现代国家德治与法治的得力辅弼，是当代中国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摘编自姜义华《论“礼治”的当代意义》）

材料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大国地位日益巩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扬帆起航，令人振奋：受理发明专利申请量484．6万件，100项中国专利金奖项目新增利润1212亿元；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由63．69分提升到72．38分；知识产权贯标企业超过1万家……

近5年来，调南方之水，聚核能之电，织高铁路网，架跨海大桥，在一系列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重大工程、重大创新中，知识产权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近5年来，不仅是重大工程，知识产权支撑国家中小企业发展方面的能力也显著提升。在珠海举办的2017中国知识产权横琴论坛上，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贺化介绍：“近5年来，我国专利质押融资总额达到2057亿元，年均增长33%，有效解决了一批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袁于飞《开创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光明曰报》2017年10月2曰5版）

材料二：

材料三：

要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努力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效果，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产权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是实体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中央明确提出，要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国家知识产权局会同有关各方，协调推进知识产权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等各项工作，积极构建依法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环境，率先在专利领域探索推进知识产权严保护，加大行政执法力度，提高侵权违法成本，让侵权者付出沉重代价。例如，围绕解决社会普遍反映的专利维权“赔偿低”这一突出问题，通过专利法修改，推动提高侵权赔偿上限，引入惩罚性赔偿措施，从根本上解决专利维权过程中存在的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效果差等问题。

（中国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高水平专剎助推实体经济发展》）

材料四：

“公司凭借多年对知识产权的规范化管理，核心专利与经济效益挂钩的相关性足够充分，再加上政府的政策保障和支持，在与质权人进行实质性谈判的时候，公司作为出质人，底气格外足。”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说。就在今年，由于对企业知识产权规范管理的重视，这家企业通过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一下为企业换来5000万元的宝贵发展资金。这也创下了目前广州单个专利质押融资额的纪录。

“知识产权建设一直养在‘深闺’，如今越来越多走到产业，这是一个很好的改变，谈到广州开发区的知识产权工作，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主任陈宏兵态度乐观。广州开发区，是广州乃至整个珠三角地区密度最大的高新技术企业聚集区和制造业重镇，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产值总量占广州全市的80%。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对于这里而言就像是新鲜空气一般不可或缺。2016年7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位于广州开发区的中新广州知识城，开展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综合改革试验，这意味着中国首个知识产权改革试验田落户广州开发区。广州知识城当年就启动了“十百千”专利灭零倍增工程，并取得了全年专利申请13863件、PCT国际专利申请1010件的丰硕战果。

（吴春燕、王忠耀《广州开辟知识产权保护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