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语言要想获得美感效果，必须能够创造出鲜明的意象，也就是说，要能够传达出浓郁的诗情画意。用具体可感的形象，在固定的空间范围内，表现出抽象的、飘忽不定的情感，是我国古典诗歌创造意象的重要特点之一。“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愁有了长度；而“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愁有了重量；“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愁不仅有形，而且含情……现代诗中也有不少异常鲜明的意象，如余光中的《乡愁》以邮票、船票、坟墓、海峡等意象入诗，于缠绵悱恻的幽情低诉中写尽了家国念与乡关愁。

——《诗歌语言的美感效果》节选

作家营造意象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象”，而是为了“意”，是为了实现中国古典诗歌所追求的“象外之意”，正如司空图所言“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即使是关注“象”，也是“略 神貌而取神骨”，立足点仍然是“意”。因此，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无论是写景诗，还是咏物诗，都有一个抒情主体存在，并成为“画龙点睛”之笔的承载者。如果缺少了抒情主体，就会降低诗歌的审美意蕴，从而无法达到其最高的艺术境界，实现其最高的审美理想。“枯藤 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前四句通过十个并置的意象组合，描绘出了一幅凄凉、孤寂、萧索、衰败的晚秋景象，假如这首诗仅仅由这四句诗组成，那么它就是一首纯粹意义上的写景诗了。但是，诗作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以一句“断肠人在天涯”作结，就使这首小令圆满地达到了“物我合一”“情景交融”的最高艺术境界，借前面的写景抒发了很丰厚的情感意蕴。这样，由于抒情主体的出现，使这首诗歌成为一个整体，并生发出许多意义：思家的情绪、漂泊无依的孤苦、人生失意的处境……

—— 《试论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误读”》节选

中国古典诗歌重于表现，其要旨在于言志缘情。意象构造固然也包括视觉形象，但更富于暗示联想，“贵情思而轻事实”，凭虚构想而获取的意象可以忽略形质特征或形质关系上的明确性，超然物外，不沾滞于形迹。这和中国传统画法有异曲同工之处：既似而又非似，既有形而又无形，呈现出一种迷茫空濛的超然清虚之美。晏几道的词句“舞低杨柳楼心月，歌罢桃花扇底风”，包含了“歌”“舞”“杨柳”“桃花”“风”“月”“楼”“扇”几个独体意象。 诸意象中，何者为实，何者为虚，交织汇融时各意象间的关系如何，如何把握每一句的整体意象……这些都很难一一坐实；呈现出的朦胧清空之美也不是通过诵读时的顿逗或用结构的倒置省略等技法就可阐释清楚的。因此有人认为，这两句诗“是一个清丽幽美的综合意象，是一个多义性的象征结构，是一个满溢美感信息的符号”。领略其中的意趣韵味，不必斤斤拘泥于字面意义，不必寻绎其时空上的“逻辑”顺序，而全在于依赖心灵的体验和感受，所谓“得意忘言，得鱼忘筌”。

——叶嘉莹访谈录

“朱庆馀过水部郎中张籍，因索庆馀新旧篇什，留二十六章，置之怀袖而推赞之。时人以籍重名，皆缮录讽咏，遂登科。庆馀作《闺意》一篇以献曰：‘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籍酬之曰：‘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人间贵，一曲菱歌抵万金。’由是朱之名流于海内矣。”

——《闺意》诗别

宋代，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平等自愿合作关系必须以共利双赢为基础，否则平等自愿合作关系就无法实现，即使暂时实现也很难持久。正如宋代耿延年在总结信州铅山铜场兴衰的原因时指出：“惟务与民共利，经久可行。不欲专利于官，而有害于民;不欲取办一时，而贻患于后。”入中也是如此。官府依据入中法招募商人入纳粮草于规定的沿边地点，给予钞引，使至京师或他处领取现钱或金银、盐、茶、香药等，“若官尽其利，则商旅不行”。

宋初对酒、醋、陂塘、墟市、渡口等的税收，由官府核计应征数额，招商承包。商人缴保证金于官，取得征税之权，谓之买扑。宋代在买扑承包经营中，官府所定竞标价必须适中，即一方面竞标者以这一竞标价承包后，通过经营可以获取承包利润;另一方面，官府作为招标者，以这一竞标价转让经营权后可以尽可能地获取财政收入最大化。这就是“承扑者无破败之患，而官入之利有常而无失也”。换言之，竞标价不能太高，否则竞标承包者就很有可能不赢利，甚至亏损。另一方面，如竞标价太低，官府作为招标者无法从转让经营权中获得财政收益，同样，这种买扑承包也没必要存在。

宋代的入中法能较长久地实行一段时期，其基础也是官商双方共利双赢。如有一方不能从中获得好处，就会中止双方的平等自愿合作。入中法中政府得到的好处甚多，既通过卖茶获利。更重要的是又可通过商人解决沿边军需供给难题。而对于商人来说，则可获得较丰厚的商业利润。

相反，入中法的失败，其关键原因就是大量茶引无法兑现茶叶而贬值，使商人无利可图。甚至亏本，商人只好退出入中法，中止与政府的合作。正如文彦博指出的：“非茶法弊，盖昔年用兵西北，调边食急，用茶偿之，其数既多，茶不售则所在委积，故虚钱多而坏法也。”

宋初以来的矿冶业，不问冶户冶炼的多寡，必须按照国家硬性规定的矿税课额缴纳。由于当时技术的限制，难以探明矿藏量，如果实行课额制，很难准确保持官府与坑户、冶户之间共利双赢的合作平衡点，使双方的平等合作关系失去坚实的基础。到王安石变法期间，与召募制相结合的分成制便应运而生了，这就是二八抽分制。如绍兴七年，朝廷同意“金银坑场并依熙丰法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使官府与坑户、冶户的共利双赢找到了一个“经久可行”的平衡点。尤其对于后者来说，避免了因生产不足但课额不减而引起的折业代赔的弊端，坑户、冶户的再生产获得了一定的保证。

宋代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确立官民平等自愿合作关系时，重视以共利双赢为基础。如在出让坑冶坊场经营权时，注意根据各州买扑坊场历届课利的增减情况，酌中确定一个课利钱数额。作为本届承包的最低价。南宋政府出卖、出租官田宅时，要求立价“量度适中估价，务要公当，不致亏损公私”，并严防官吏在估产立价中营私舞弊。

(摘编自方宝璋《略论宋代政府经济管理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

材料一：

1974年联合国召开“有障碍者生活环境”专家会议，提出“无障碍设计”概念，它是指消除对使用者构成障碍因素的设计。这里所指的“使用者”原来主要是指有生理障碍的人群，后来“有障碍者”概念的含义又有所扩大，还包括孕妇、儿童和老人，以及背负重物或受伤的人员，甚至包括暂时遇到不便的人，即所谓有困难者。

无障碍设计首先在都市建筑、交通、公共环境设施设备以及指示系统中得以体现，例如步行道上为盲人铺设的走道、触觉指示地图，为乘坐轮椅者专设的卫生间、公用电话、兼有视听双重操作向导的银行自助存取款机等，进而扩展到工作、生活、娱乐中使用的各种器具。几十年来，这一设计主张从关爱人类弱势群体的视点出发，以更高层次的理想目标推动着设计的发展与进步，使人类创造的产品更趋于合理、亲切、人性化。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集中体现，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对提高人的素质，培养全民公共道德意识，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等都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摘编自刘静、李理《产品的无障碍设计思想与研究》）

材料二：

各类型无障碍设施整体普及率明细图

■实地体验    ■大众感知

（注）大众感知调查：指被调查者仅对无障碍设施进行评价，而无实地体验。

（摘编自中消协《2018年百城无障碍设施调查体验报告》）

材料三：

2012年8月，国务院颁布《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明确依法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是政府责任和社会义务。《条例》实施7年来，城乡无障碍环境建设得到全面推进，无障碍公共服务水平有了显著提升，无障碍建设成为建设小康社会、民生改善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我国无障碍设施建设的内容已由单纯的物质环境建设过渡到全方位的社会环境建设，从有形的道路交通、公共设施、建筑、信息发展到无形的制度、行为习惯、社会心理。但是建设无障碍城市，最大的障碍还是在观念里。当前，还有很多人尚未认识到无障碍设施的通用性，认为只是残障人士需要，是对小众的特殊照顾，使用率不高，但会大大增加城市建设的造价成本。真正的无障碍，首先不是设施的无障碍，而是观念的无障碍。要破除无障碍建设面临的“观念里的障碍”，根本在教育。日前，深圳市正着手开展无障碍启蒙教育，将全面无障碍城市基本知识纳入全市中小学课程教育内容，这可谓抓到了根本。

（摘编自中国财经《我国城乡无障碍环境建设全面推进》）

材料四：

经过30多年的努力，日本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无障碍设计规范，涵盖各个产业领域翔实的设计标准，保证了城市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规范化、合理化，减少了后续不必要的改造工程，日本的无障碍建设及通用城市建设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从1994年开始，日本就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对建筑等设施的设计进行约束。无障碍设计离不开市民的参与，自1971年开始，日本一些高龄人士和残障人士自发参与到无障碍设计研讨中来。他们每月召开会议，并将关于无障碍设施使用的感受及意见反馈给设计者。相关研究机构与社会组织也是推动日本无障碍建设的重要力量。日本福祉无障碍和通用设计学会便是其中一个代表性组织。它的目标是集中考虑人居、环境、交通、生活等各方面，涉及法律、社会福祉、工学等各方面，对无障碍和通用设计进行研究和开发。

（摘编自半月谈《“无障碍城市”依然有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