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叶圣翁^①

黄裳②

①几个月前，我将一本原刻的《拙政园诗余》寄给俞平伯先生，请他在书前写几个字。俞平老生长姑苏，也就是女词人徐灿的故乡。不久，他就在我寄去的旧绿格子纸上写了跋文。平老近来作书，多用退笔写大字，这篇跋却是小行楷，丰神绝妙，还是三十多年前《遥夜归思引》那种风格，真使我欢喜、感谢。后来我又忽发奇想，叶圣翁也是苏州人，何不顺便也请他就近写几个字呢？就请平老转请，自己也写了信去。很快，圣老的回信来了。他告诉我，跋已写好，不过寄去的旧格纸行距太狭，先后写坏了两纸，还附来了写错的一纸，“藉见我确已不能作小字”。

②这使我非常惶恐。我事行竟未考虑他们两位都已是八旬开外的老人，圣老的眼睛又不好，只是随手寄了旧格子纸去请他们写字，不但失礼，简直是不可原谅的。想想至今还保留着这种“少不更事”的鲁莽脾气，心里有说不出的不安。圣老寄来的跋文是用钢笔写在道林纸上的，但写得非常认真，他要我自己缮录一过，现在就把那大略转录在这里：“久不得黄裳兄音问，去夏始获来书，喜甚。……拙政园者，余自幼常涉，三十年来每到苏亦必一往。前夏割除胆结石，体气颇衰，未识能再访否。又年来目力大不济，览书报眼镜、放大镜并用，犹复辨认难真。忽发奇想，安得书报大字精雕如此集者耶。一九八零年五月一日叶圣陶于晴窗下题。”

③因为有着这样的原因，所以这次到京后的第二天上午，就到东四八条去访候老人，想当面为自己的失礼谢罪。八条是一条很长的胡同，在东四下了电车，找到巷口，走了好半日才在巷底找到叶宅，这是一所典型的四合院，院子不大，杂植了一些花木，显得异常安静。等了一会，不见有人走动，只得自动走进北房里去。北房一溜三间，右手的一间里临窗放着一只写字台，上面堆满了书报，我想这大概就是圣老的工作室了。探头进去却也没有人，折到左面一间，在进门处的一只竹榻上，看见圣老正在支颐小睡。开始还不敢惊动，踌躇了一会，只好轻轻唤醒了老人。

④圣老醒来，端详了一下以后，立即从榻边站起来，让我在书案前坐下。他没有责怪我的失礼，只是说，坐在榻上休息，不知怎么一来就睡着了。他从袋里摸出了助听器，左手托在胸前，相对端坐了，一面说，听觉不好，近来也离不开这个了。

⑤圣老安详地微笑着，须发全白了，特别是双眉，脸色红润而有光泽。

⑥我们现在就坐在他写“随笔”的晴窗下面。北京初夏的早晨是可爱的，窗外就是一株海棠，花时已过，现在是一丛浓绿。今年春天他和俞平老曾有过一张留影，就摄于这海棠花前。

⑦静坐相对，他告诉我病后的健康情况，和近来工作的种种。可以领会得出，老人身上无例外的也有着沉重的负担，许多报刊都希望能得到他的文章。对一位八十六岁高龄的老人来说，他的勤奋、认真、从容，也真是不可及。回忆自己读小学时第一次出手买书，就买的是《稻草人》和《古代英雄的石像》，书是早已失落了，但两书的封面图案，至今还分明留在记忆里。想想写了这些书的那枝笔至今还在有力地挥动，不能不产生一种幸福感，也不能不感到一种无言的鞭策。

⑧去年秋天，在南京遇见圣老的小孩至诚（说“小孩”也已是五十出头了），我曾向他仔细打听了圣老患病前后的种种。有一件事留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在十年动乱之初，圣老自己并不曾受到怎样的冲击，可是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力，即使在安静的小院子里也照样会感到，也许比起出入现场的人还要来得更厉害。朋友一个个变成了“牛鬼蛇神”，再也没有了谈天的对手。一个人离群索居，积累了多少不能理解的问题要找朋友交换一下看法。他在小院子里再也关不住了，一天，就冲出去找老舍，而老舍恰恰就在那一天撒手离开了人间。从此，圣老的健康慢慢坏下去了。

⑨圣老的为人，和他的文章、他写的字、他的待人接物……一样，平易之中自有端严。他不喜欢讲过头话，没有“动人”的“豪言壮语”，这也许会使有的人感到不满足，认为是不够劲的吧。可是细想一下就会发现，他说过的话，多数是对人民有益的，极少有害的。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⑩我就是带着这样虔敬的心情，在他的书房里过了一个愉快的上午。

⑪我发现近来有一种奇怪的愿望，喜欢和自己尊敬、爱重的前辈在一起。和他们一起，会时时感到自己还是一个“青年”，幼稚、莽撞，即使是小小的放肆也不要紧，是可以容许，也会得到原谅的。用不着时时装出正经的样子，而这是极易使人感到疲劳的。另外，还能从他们那里时时得到鼓励、鞭策，不只是从口头上，更多的是从他们的人格上，得到前进的力。

一九八零年八月十四日

冲撞与融合：回望20世纪中国新诗

吴思敬

历来的文学革命，其倡导者为了冲破巨大的阻力，往往会从两个方向上去寻求助力：或是面向古代，高张“复古”大旗，其实质则是革新；或是面向外国，从异域文学中借来火种，以点燃自己的文学革命之火。新诗的创始者们采取的便是这后一种办法。郭沫若坦诚地宣称：“欧西的艺术经过中世纪一场悠久的迷梦之后，他们的觉醒比我们早了四五世纪。……我们应该把窗户打开，收纳些温暖的阳光进来。”当然，中国新诗受外国影响，除去新诗人希望“迎头赶上”西方的急迫感外，更深一层说，是由于现今世界上始终存在着一系列困扰着各民族哲人的共同问题。尽管各民族有其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但是人类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依然在起着作用。实际上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矛盾运动便构成了人类的文学发展史。

到“五四”前后，西方近百年的文艺思潮已经历了由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演变。不过，这三大文艺思潮对中国早期新诗人的影响却不是同等的。客观上说，外来的东西能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是受着当时的国情制约的。从新诗诞生的情况看，创始者们更多的是借鉴了西方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郭沫若从歌德、雪莱那里汲取营养，那狂飙般的激情，天狗吞月式的自我扩张，均使他的诗歌显示了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刘半农、朱自清等人的早期诗作则大多揭示当时社会中种种黑暗与不平，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然而浪漫主义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有时难免泥沙俱下，导致艺术上的不精致；一些如实描绘社会弊端的诗篇，又由于写得太“实”而失去了诗味；大革命后的普罗诗人又普遍存在概念化、标语口号化的直接说教的倾向。特别是，“五四”落潮和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陷于苦闷、彷徨之中，于是年轻一些的诗人开始把眼光转向西方的现代主义。

应该指出的是，在新诗现代化的潮流之中，新诗人们对西方诗歌的借鉴并不是全盘照搬的，而是结合汉语的特点和中国诗歌固有特色，对西方的东西既有吸收，又有扬弃的。一些在现当代诗歌史上有重要影响的诗人，如冰心、徐志摩等，无不是从取法于西方开始，但没有跟着西方诗人亦步亦趋，而是把西方的东西与本民族的特点融合起来，因此他们的作品有西方诗歌的某些特征，但决非西方诗的翻版，有中国诗歌的某些传统风貌，但又不是“国粹”式的传统诗。

中国新诗是在西方影响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撞中孕育并成长的。这种冲撞，使我们的新诗从诞生伊始就伴随着无尽无休的责难、争论与困惑，而且这种责难、争论与困惑一直持续到60年后的新时期的诗坛一一回想一下围绕舒婷、北岛等朦胧诗人的争论，以及伴随韩东、于坚等后朦胧诗人而出现的喧哗与骚动……两种文化的冲撞为新诗发展带来了契机，一方面这种冲撞冲决了诗人固有的审美观念和思维定势，为诗的创造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这种冲撞带给读者审美习惯的变革，造就了一批批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

尽管当前商品经济与大众文化的潮流使诗人处于空前的窘境，尽管当代的诗歌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中国诗人在寂寞中坚持着，中国诗坛的圣火并没有熄灭。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删改）

材料一：

近六年电影票房区间分布表

（注）表格中的统计数字为电影上映数量。

（摘编自“艺恩网”，《总票房良性增长须改善电影票房收入结构》）

材料二：

2017年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近日出炉。《中囯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获悉，2017年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最终得分83.3分，分别高出2015年、2016年2.1分和2.3分，提升明显。与此同时，2017年贺岁档以81.1分的满意度得分，获得“满意”评价。

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联合艺恩网开展的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从2015年春节档开始至今共完成了19个档期的调查。调查样本分为普通观众、专业观众两个群体采用影院现场抽样调查、一线从业者和专家在线调查以及大数据抓取分析等方法，从观赏性、思想性和传播度3个角度对国产电影进行评估。

从年内调查的春节档、春季档、五一档、暑期档、国庆档、初冬档和贺岁档7个档期来看，除初冬档以外的其他6个档期满意度均进入“满意”区间（≥80分），其中，暑期档满意度得分85.7分，居年内首位，同时也是自满意度调查开展以来的档期最高分。与此同时，2017年档期满意度较2015年、2016年均有提升，充分说明，2017年国产电影在实现体量突破的形势下，创作水平也明显提升，获得了观众较好的评价，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高度统一。

截止到贺岁档，2017年满意度调查的重点囯产片数量为67部，其中满意度高于80分的影片数量为47部，占比超70%；而2015年、2016年满意度超80分的影片总数为40部，占比仅在40%左右。

（摘编自“1905电影网”，《2017年的国产电影：超过七成进入“满意”区间》）

材料三

在2017年的电影市场中，除喜剧片和爱情片之外，主流电影同样受到观众追捧。既有缅怀历史、感召当下的《血战湘江》，又有首部展现中国现代空军实力的空战大片《空天猎》，更有以利比亚撤侨为原型创作的彰显中国气魄和中国力量的《战狼2》。“主流电影取得的巨大突破，在于对观众需求的精准把握，以讲故事的方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潜移默化地融入电影之中，触及观众的心灵，引发他们的思考和共鸣。”华谊兄弟副总裁、华谊兄弟影业总经理叶宁说。

一些小众电影也取得了超乎市场预期的突破，反映日军侵华战争中中国幸存“慰安妇”的长篇纪录片《二十二》以1.7亿元打破内地纪录片票房纪录。这表明，通过恰当的艺术表现形式，有真实历史感的创作是能够打动观众的。“观众的包容度越来越大，国产电影类型有了更多发挥的余地和艺术施展的空间，可以不断满足观众对电影多样性的审美需求。”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说。

（摘编自2018年1月5日《光明日报》，牛梦笛《2017中国电影成绩喜人》）

生命的节奏与教育的节奏

①学校生活是一段生命的旅程，教育则是一场深入生命的探险。那些对生命充满好奇的探险者，如蒙台梭利、怀特海、维果茨基，分别在不同的领域中发现了学校旅程中最重要的秘密：生命是有节奏的，睿智的教育期待着与生命的和鸣共振。

②自然拥有自身的节奏，如日月盈亏，寒来暑往；生命拥有自身的节奏，如呼吸吐纳、生老病死。依据自然节奏的启示和生命自身的律动，人类创造了新的节奏，如音乐、诗歌、美术、数学。作为一项面向生命的事业，教育也是一种依据生命的律动而创造的节奏。教育面向生命，就必须探寻生命的节奏，合于生命的节奏，强化生命的节奏，并创造生命的节奏。

③教育的节奏要求教育者对生命节奏的敏感。蒙台梭利从生命的节奏中敏锐地捕捉到了教育的敏感期。“当某种特殊的敏感性在儿童身上被激起时，它就像一道光线照射到某处而不是其他什么地方，使得那个被光线笼罩的地方成了他的整个世界。”“如果儿童不能根据他的敏感期所发出的一些指令行事，那么，一种自然征服的机会就永远地丧失了。”因此，教育需要观察和发现，教育不能等待，不能忽略，不能错过。

④教育又必须等待，必须耐心等待生命的生长。维果茨基从生命的节奏中发现了智力的最近发展区和教育最佳期。他用心理学的实验告诉人们，只有当儿童在自己的发展中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时，一定的教育才能有可能进行，这是教育的最低界限。除了最低教育界限外，还存在着最高教育界限，两者之间就是“教育最佳期”。早于或晚于最佳期的教育，或因超出最近发展区而无法对那些尚未成熟的心理机能施加影响，或因停留于现有发展水平而不能有效促进心理机能发展。当我们急于造就神童和天才时，当我们因孩子面对“奥数”一脸茫然而怒火中烧时，当我们心灰意冷，要为孩子贴上无可救药的标签时，或许我们应该提醒自己：再等等看……

⑤基于对生命节奏的哲学解读，怀特海为教育者绘制了一份生命的智力周期图：浪漫——精确——重归浪漫的综合。童年的浪漫为精确阶段积累素材。没有浪漫的冒险，要么是儿童被僵死的知识淹没，并因过早耗尽“内存”而“死机”；要么是教育者面对一个空洞的大脑——从本质上说，教育必须是将已存在于大脑中的活跃而纷乱的思想进行有序的排列，你不能教一个空洞的头脑。所以，当我们听到一个儿童喃喃自语：山坡上开满了妈妈……且慢发出我们的嘲笑——这是一份多么美丽而珍贵的浪漫啊！因此，或许我们更应该这么做：以童年和成年共同的名义，归还童年的浪漫，保卫童年探险的权利。因为儿童是成人之母，童年的生命体验至少与成年体验同等重要。

（《北京教育（普教版）》，有删节）

活着的手艺

王往

他是一个木匠，是木匠里的天才。

很小的时候，他便对木工活感兴趣。曾经，他用一把小小的凿子把一段丑陋不堪的木头掏成一个精致的木碗。他就用这木碗吃饭。他会对着一棵树说，这棵树能打一个衣柜、一张桌子。面子要多大，腿要多高，他都说了尺寸。过了一年，树的主人真的要用这棵树了，说要打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他就站起来说，那是我去年说的，今年这棵树打了衣柜桌子，还够打两把椅子。结果，这棵树真的打了一个衣柜、一张桌子，还有两把椅子，木料不多不少。他的眼力就这样厉害。

长大了，他学了木匠。他的手艺很快超过了师傅。他锯木头，从来不用弹线。木工必用的墨斗，他没有。他加的榫子，就是不用油漆，你也看不出痕迹。他的雕刻最能显出他木匠的天才。他的雕刻能将木料上的瑕疵变为点睛之笔，一道裂纹让他修饰为鲤鱼划出的水波或是蝴蝶的触须，一个节疤让他修饰为蝴蝶翅膀上的斑纹或是鲤鱼的眼睛。他雕的蝴蝶、鲤鱼，让那要出嫁的女孩看得目不转睛，真害怕那蝴蝶飞了，那鲤鱼游走了。树，死了，木匠又让它以另一种形式活了。

做家具的人家，以请到他为荣。主人看着他背着工具朝着自家走来，就会对着木料说：“他来了，他来了！”是的，他来了，死去的树木就活了。

我在老家的时候，常爱看他做木工活。他疾速起落的斧子砍掉那些无用的枝杈，直击那厚实坚硬的树皮；他的锯子有力而不屈地穿梭，木屑纷落；他的刻刀细致而委婉地游弋……他给爱好写作的我以启示：我的语言要像他的斧子，越过浮华和滞涩，直击那“木头”的要害；我要细致而完美地再现我想象的艺术境界……多年努力，我未臻此境。

但是，这个木匠，他，在我们村里人缘并不好。村里人叫他懒木匠。他是懒，除了花钱请他做家具他二话不说外，请他做一些小活儿，他不干。比如打个小凳子，打扇猪圈门，装个铁锹柄……他都回答：没空儿。村里的木匠很多，别的木匠好说话，一支烟，一杯茶，叫做什么做什么。

有一年，我从郑州回去，恰逢大雨，家里的厕所满了，我要把粪水浇到菜地去。找粪舀，粪舀的柄坏了，我刚好看见了他，递上一支烟：你忙不忙？他说不忙。我说，帮我安个粪舀柄。他说，这个……你自己安，我还有事儿。他烟没点上就走了。我有些生气。

村里另一个木匠过来了，说：“你请他？请不动的。没听人说，他是懒木匠？我来帮你安上。”这个木匠边给我安着粪舀子，边说走了的木匠：“他啊，活该受穷，这些年打工没挣到什么钱，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工地上的支架、模具都是铁的，窗子是铝合金的，木匠做的都是这些事，动斧头锯子的少了。他转了几家工地，说，我又不是铁匠，我干不了。他去路边等活儿干，等人家找他做木匠活儿，有时一两天也没人找。”我说：“这人，怪啊。”

我很少回老家，去年，在广州，有一天，竟想起这个木匠来了。那天，我躺在床上，想着自己的事，一些声音在耳边聒噪：

——你给我们写纪实吧，千字千元，找个新闻，编点故事就行。

——我们杂志才办，你编个读者来信吧，说几句好话，抛砖引玉嘛。

——你给我写本书，就讲讲大学生如何实现在网上做生意钱的致富经历。

我什么也没写，一个也没答应。我知道得罪了人，也亏待了自己的钱包。我想着这些烦人的事，就想到了木匠。他那样一个天赋极高的木匠，怎么愿意给人打猪圈门，安粪舀柄？职业要有职业的尊严。他不懒，他只是孤独。

春节回去，听人说木匠挣大钱了，两年间就把小瓦房变成了两层小楼。我想，他可能改行了。我碰见他时，他正盯着一棵大槐树，目光痴迷。我恭敬地递给他一支烟。我问他：“你在哪儿打工？”他说：“在上海，一家仿古家具店，老板对我不错，一个月开8000 元呢。”我说：“好啊，这个适合你！”

他笑笑说：“别的不想做。”

（摘编自《百花园》，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