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越来越频繁，电影成为很好的交流方式和文化输出通道。中国是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同时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不管是在市场还是电影工作方面，抑或是电影投资方面都有雄厚的实力。“一带一路”上升为国家战略后，中国全方位打开文化输出通道，在和周边国家的对外交流过程中，电影交流成为重要的文化外交手段之一，这给中国电影的“走出去”提供了绝佳的条件和发展土壤。

（摘编自2016年6月21日北京青年报《一带一路助中国电影“走出去”》）

材料二：

中国电影在几十年来“走出去”的历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体而言，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并未与中国电影产业的高速发展同步。主要原因有：

首先，中国很多主流商业电影在其主题的表达方式上缺乏国际普遍性，并且对海外受众心理和外国文化缺乏深入了解，以致外国观众对除了“功夫”类型之外的其他中国电影兴趣不高，所以难以进一步向国外推广。曾经在亚洲地区取得高票房的《赤壁》和《投名状》败走西方主流电影市场即是此类问题的典型例证。其次，本土电影专业人才匮乏，特别缺少能够充分了解国际电影合作与制作的人才。再次，中国电影质量仍待提高，高品质的电影数量较少，有智慧的原创作品匮乏。故事讲得不够好、技术和艺术水平不够高、制作不够精良，仍是国产电影普遍存在的问题。最后，中国电影海外发行推广还暴露出诸多技术性问题，中国电影的海外自主商业渠道还很滞后，国际商业运营能力不强。推广模式不成熟，推广渠道单一、陈旧和推广的专业化水平低，也成为制约中国电影被国际广泛知晓的瓶颈。

（摘编自柏榕榕《中国电影走出去的困境与机遇》）

材料三：

表一 不同大洲观众对不同类型中国电影的偏好度调查

表二  不同大洲观众对中国电影中中国元素的偏好度调查

（摘自《2014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全球调研数据》）

材料四：

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在中国上映26天，票房突破十亿大关；在IMDB（互联网电影资料库）评分8.8分、烂番茄（美国著名影评网站）收获96%的新鲜度，也足见欧美观众对它的认可。印度电影能够在我国、在欧美扬名立万，原因首先在于印度电影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浓浓的人文关怀。这种责任和关怀来自于对历史的审视、对英雄的渴望、对人生的思考和对现实的批判。其次还在于其并没有因为坚持民族特色而拒绝外来优秀元素，也没有一味“崇洋”而丢掉本土的优质资源，而是坚持发扬本民族特有的歌舞文化和吸收外来精英文化双管齐下，并始终与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保持良性互动，力求在宝莱坞商业片之外，以“印度+民族+本土”的文化战略扩张自己的版图，在载歌载舞中不断前进并征服全世界。

（摘编自2017年5月1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10版《印度电影靠啥征服我们》）

草木知音吴征镒

吴晶晶

如果世界上有人能说出每一种植物的名字、了解每一种植物的习性，那么吴征镒一定是其中一个。

如果世界上有人能听懂每一种植物的语言、理解每一种植物的情感，吴征镒也是其中一个。

结缘草木

这位一生与研究植物的科学家家里什么植物也没有种，那些花草树叶都清清楚楚地记在他的脑子里。

“现在我的身体不行了，做不了什么事情了。我搞了一辈子植物学研究，仍感到学无止境。”这位老科学家说。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这句古话说的是要尽力探索草木的本源。吴征镒院士曾亲笔书写了这八个字，刻在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球场边的一块石头上。

他经常对年轻人讲述这八个字的意义，这也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吴征镒和植物打交道，第一位启蒙老师竟是家里的后花园。那时才五六岁的他最爱去花园里玩耍，千姿百态的花草树木让他领略到大自然的神奇。这个小时候喜欢琢磨花花草草的孩子，后来竟成了中国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大植物学家。

从懵懂孩童到耄耋老者，吴征镒一辈子沉浸在他钟爱的植物学研究中，践行着“极命草木”的精神。

中国植物的“活词典”

吴征镒被称为中国植物的“活词典”。

这样的赞誉来自于吴征镒对植物学研究的热爱和数十年的潜心积累。不管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还是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的艰难，或是在动荡的“文革”时期，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植物学研究。

在西南联大任职期间，他在茅草房里创建了一间用破木箱和洋油筒建成的植物标本室，这个极为简陋的标本室竟然拥有两万多号标本；他在云南进行了大量的科考调查，和几个年轻教师一起在昆明郊区的一个土地庙里自画自刻自印，历时3年，出版了石印版的《滇南本草图谱》。

他还用了整整十年时间，抄录和整理了我国高等植物各种属的文献记载，以及这些植物的分布，完成了一套3万多张的中国植物卡片，成为后来《中国植物志》最基本的资料之一。

“他是世界上最杰出的植物学家之一，是一位对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植物有着广博知识的真正学者。”一位美国科学院院士这样评价吴征镒。

“摔跤冠军”

植物学研究离不开野外考察。吴征镒以花甲之龄，仍一次次到西藏、新疆等地考察。喜马拉雅山的雪峰上留下了他的足迹，塔什库尔干沙漠里的仙人掌与他说着只有他才懂的语言。

植物王国云南更是吴征镒考察最频繁的地区。每逢雨季，云南的红土地让这位植物学家可吃了不少苦头，因为吴征镒长了一双平脚板，走路不稳，经常摔跟头。

“大家给他送了个雅号叫‘摔跤冠军’，但是他满不在乎，因为摔跤还给他带来过意外收获。”昆明植物所原所长周俊院士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在文山考察，吴征镒在密林中摔了一跤，当他坐在地上的时候发现了一棵白色寄生植物，仔细一看就认出是“锡杖兰”，这是中国植物分布的新记录。

他总是自己做最基础的工作，从野外考察，到写出名录，再带领大家分科分属编写。除了植物的名称，科、属、种，定名人，发表日期，分布区及用途外，他还详细描述历代植物文献中的记载，一丝不苟。和吴征镒一起工作过的人都说，吴老是真正“沉在下面”做学问的科学家。

壮心不已

直到耄耋之年，吴征镒仍在关注着我国植物学研究的动态，与国内外有关植物学家保持着密切联系，经常与身边的助手、学生交流信息。

“这一年多来，他的眼睛不行了，耳朵背，行动不便，但他仍坚持每天工作3个小时。”他的秘书杨云珊说。

2003年、2004年、2006年，吴征镒作为主要执笔人完成了三部共计430余万字的专著；2007年，他在91岁高龄的时候应邀出任《中华大典?生物学典》的主编。

当得知自己获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的时候，这位一生淡泊名利的老科学家说：“我的工作是大家齐心协力做的居多，今天个人得到国家如此重大的褒奖，我只能尽有生之力，多带一些年轻人，带他们走到科学研究的正路上。我的能力有限，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一定要后来居上，我愿意把我的肩膀给大家做垫脚石。”

92岁的吴征镒，爱着每一片绿叶，他的生命之树也因此而常青！

（摘自新华网2008年1月8日，题目有改动。）

材料一：

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说：“在我的一生中，我见证了社会深刻的变化。其中最深刻的，同时也是对人类影响与日俱增的变化，是人工智能的崛起。简单来说，我认为强大的人工智能的崛起，要么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事，要么是最糟的。我不得不说，是好是坏我们仍不确定。但我们应该竭尽所能，确保其未来发展对我们和我们的环境有利。我们别无选择。我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本身是一种存在着问题的趋势，而这些问题必须在现在和将来得到解决。”

中科院院士张钹认为：人工智能与人类不一样，它不会举一反三，更不会“知其所以然”。使用这样的人工智能系统需要十分小心。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机器通过“黑箱”学习(深度学习)方法取得的智能，由于与人类认知行为存在根本差异，因此也将带来潜在的风险。智能机器不是代替人，而是要协助人做好工作。人和机器各有优势，要互相了解才能实现人机协作，但人还是人机关系的主导者。依照这种思想，才可能将人工智能引向人机合作的发展道路。

(摘自《教育家》)

材料二：

(选自“搜狐科技”）

材料三

虽然人工智能发展很快，人工智能学术进步，一些人工智能拥有深度学习算法，拥有较强的语音识别和图像识别能力。但是人工智能还不能真正地理解我们所看、所说、所思、所想，就像个弱智。所以说，人工智能的发展面临瓶颈，如何让机器拥有常识，熟悉我们的思维世界，这将是一项技术难题。

现在的硬件技术发展可以说相当迅速，但是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还没有普遍使用机器人助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关软件技术的不成熟，使得机器缺少一个系统性的思维过程去指挥复杂的组织结构。

我们知道只要是人设计出来的软件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漏洞，人工智能也不例外。这样会导致黑客的攻击行为，通过使用各种小把戏来欺骗人工智能。而且这种漏洞一旦被居心叵測的人发现，这家伙就会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破坏行动，后果可想而知。

在2017年的网络入侵防护系统机器学习会议上，人们就在讨论如何将人工智能技术控制在安全和人类伦理道德范围内，换句话说，就是让人工智能成为一个“好人”，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在关键行业能起到公正的决策，就是如何让人工智能保持美好的一面。

(摘自“云博汇物联网”)

材料四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建议，应制定《人工智能安全发展纲要》，有序制定人工智能安全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准则。采取“政府主导、专家主体、公众参与、社会协同”方式，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安全发展战略，针对不同环节和应用场景，明晰不同主体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制定有关的政策、措施和法規、标准，划定人工智能安全发展的边界。

“对人工智能的科研人员，也要进行知识普及，用伦理道德加以约束”，张妍说，“在市场推广和应用环节，还要建立安全评估和市场准入机制。”

除了伦理和法律，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还在建议中指出，应该加快科学普及。

神化人工智能，会让公众产生不必要的恐慌；贬低人工智能，又让公众对人工智能不敢信任。做好科普和引导，消除误解，才可让人类与人工智能和谐相处。

“人工智能是造福还是为祸，核心就是要看社会法律体系能否迅速健全，在法律体系框架下，人工智能伦理和人文引导能否到位。”刘庆峰强调。

(摘自《科技日报》，2018年3月20日《有了安全边界，人工智能才能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