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共享经济模式的出现是市场经济深化和广化的新阶段。传统市场经济中基于市场供需关系力量的“交换经济”逐步转向基于分享和一般生产生活资料的共享经济。共享经济通过智能信息终端，市场交易场所虚拟化为互联网平台,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促进了经济社会中闲置的资源得以实现信息化、碎片化,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互联网平台使得这些资源高效、灵活地组织起来,满足供需双方的需求，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共享经济模式是互联网的产物，对现行的产权观念提出了挑战和深化要求,但并非否定产权,共享经济仍然是建立在供需双方拥有各自所要交换的所有权为前提条件的自愿交易。与传统的市场经济通过交易确定物品的所有权有所不同，共享经济依靠技术更深入地分解界定产权,在其交易模式中使得物品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拥有物品所有权的供给方,通过收取一定的费用将物品使用权出让，实现私人生产要素的社会化，带来其价值的显著提升。需求方则通过租、借等共享方式，支付一定的费用，获得物品的使用权，满足自身的需求。共享经济模式中对产权的细分化界定,促使了一种新的双层产权结构的产生:以财产的所有权为主，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在下层,财产的使用权在上层。资源的供給方拥有所有权，但使用权变为共有，这样的共享过程中所涉及的实质上是信息、数据和服务的共享。

(摘编自《光明日报》，作者:金碚郝丹,2018年01月30日)

材料二:

先不说共享单车、共享停车、其享租屋等已走近普通大众的共享产品，现在，市面上“花式共享”选出:共享马扎、共享篮球、共享雨伞、共享宠物共享冰箱、共字红酒……“共享+”百花齐放，这是好事。然而也有一些所谓的“共享”,蹭着“共享经济”的热度，做起“风马牛不相及”的生意，不仅浪费社会资源，也透支了“共享”的公信力，成了“伪共享”。

共享经济其本质是整合闲散资源，盘活存量经济，减少浪费，避免新的资源开掘。“伪共享”则是典型的新瓶装旧酒，并未真正从消费者需求出发来解决由来已久的生产与生活痛点，而只是营造“繁荣假象”、制造“虚假需求”,带来不必要的资源浪费，成了“非共享、不经济”。“伪共享”蠢蠢欲动，不外乎资本逐利冲动、短平快挣热钱等心理作怪。一些“共享项目”虚火高烧、想象力贫之，单纯靠拼密度、拼规模抢占线下网点商圈的野蛮生长不是长久之计。只有摆脱资本热捧与营销炒作，走向理性、合规、审慎，在分享平台上做深做透，才能找到真正清晰的发展焦点和盈利路径。

(摘编自《人民日报》，作者:齐志明，原题为《“共享+”不是赠热度》)

材料三:

近日，共享单车企业ofo小黄车陷入经营困境，用户纷纷中退押金。截至12月19日中午，ofo小黄车的在线排队退押金人数已突破1119万人。事实上，当共享单车行业兴起并主推押金模式时,就有不少学者专家对用户的押金安全产生了担忧，并呼吁政府对其进行监管。监管部门在2017年年中也开始意识到这一行业存在的押金风险，并出台了相关办法。可以说， 监管部门基本上把准了行业发展的症结所在,并且开出了药方。但从后来的情况看,这剂药方并没有发挥太大作用。解决押金难退问题,有效保障消费者权益，监管部门不能是旁观者。政府管理部门应该提前做好研判工作，及时出手引导和规范市场。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确需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鼓励企业通过竞争优胜劣汰,但当这一业态直接关乎消费者资金安全等社会公共利益时，那么作为政府监管部门就必须适时出手,对失灵的市场机制加以矫正。

(摘编自2018年12月20日《法制日报》,作者:马树娟)

高等教育总体满意度指数为69.42分。高职教育总体满意度指数为70.72分，本科教育为68.15分。中部地区有88％的省份高等教育总体满意度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东部地区高等教育总体满意度指数高于全国的省份达64％，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总体满意度指数高于全国的省份仅有25％。

中央高校的总体满意度指数为72.36分，地方高校为69.13分。在教育公平、教育环境满意度和教育期望值方面，中央高校均高于地方高校；但在教育质量满意度方面，中央高校却略低于地方高校，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央高校学生的教育质量期望值较高，从而导致教育质量满意度相对要低；二是随着中央高校不断强化研究功能，有可能出现一些研究型大学把学术工作的重点从教学转向研究，从本科教育转向研究生教育，甚至出现弱化本科教育的现象，从而导致本科教育质量满意度不高。

县镇高职院校的总体满意度指数为67.71分，低于城市高职院校和农村高职院校总体满意度。教育质量、教育公平和教育环境满意度指数，县镇高职院校分别为68.82分、67.92分和67.87分，而城市高职院校分别为71.98分、70.99分和71.56分，农村高职院校分别为71.79分、70.43分和71.21分。

调查显示，贫困生资助、教师职业精神是高等教育大学生总体满意度最高的两个方面。高等教育大学生最不满意的分别是师生课外互动、参与科研、国际化资源、学生参与权、学生表达权和监督权五个方面。此外，本科生对课程教学、师资力量、教学方式、学术讲座、学习反馈等方面满意度较低；高职学生对专业适合性的预期、餐饮服务、对高职总体状况的预期、升学机会、社团活动等方面满意度较低。这些方面，高校应予以高度重视。

在本科13个学科门类中，艺术学的总体满意度指数得分最高，哲学最低，各学科门类得分存在差异且统计上显著。军事学的教育质量满意度指数得分最高，文学最低，各学科门类得分存在差异且统计上显著。

男生的总体满意度低于女生，但某些维度的满意度高于女生。男生总体满意度指数得分69.07，低于女生。教育质量、教育环境满意度指数和教育期望值，男生满意度均高于女生；教育公平满意度指数，男生和女生基本相当。

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学生，高等教育各维度满意度都更高。担任过学生干部学生的总体满意度得分70.65，高于未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学生，其他维度情况也类似。

学习努力程度越高的学生，高等教育各维度满意度越高。学习非常不努力的学生总体满意度为58.16分，学习非常努力的学生总体满意度为78.22分。

（摘编自《全国高等教育满意度调查报告》）

财政部、教育部等部门将进一步加大对各地区、各培养单位学生资助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将资助工作落实情况作为相关绩效评价和资金安排的重要依据。各地区、各培养单位要健全工作机制，狠抓工作落实，确保把好事办好，将党和政府的关怀及时传递给受助学生。

（选自财政部、教育部等《关于进一步落实高等教育学生资助政策的通知》）

制定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加强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大力宣传高校师德楷模的先进事迹，引导教师潜心教书育人。健全师德考评制度，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绩效考核、聘用和奖惩的首要内容，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

（选自《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

材料一

美媒称，中国于2017年7月公布了一项计划，希望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军者，到2030年时创造一个价值1500亿美元（约合9500 亿元人民币）的产业。

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月13日报道，对于美国从事人工智能的技术专家来说，这份英文版长达28 页的文件，是对美国未来数十年中可能是最重要的技术研究领域内领导地位的直接挑战。它概述了中国政府一项积极进取、不遗余力的计划，把发展人工智能当作中国的阿波罗11号登月任务——这项计划同样会激发民族自豪感，并引发决定大局的技术突破。报道认为，凭借庞大的市场规模，中国将成为人工智能强国之一，甚至是最强大的人工智能大国。

（摘编自《谁能成为人工智能领域领军者？中国锐意进取 美国沉默》，2018年2月18日参考消息网）

材料二

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等政策、规划接连出台，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将进入深度融合时期。经过60多年发展，人工智能如今在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算法等方面取得巨大进步。相对来说，中国人工智能研究虽然起步晚，但发展迅速。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高性能计算等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在深度融合实体经济、改变人们生活方面有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人工智能研究成果正实现产业化应用，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统计显示，当前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专利申请数量以及融资规模均仅次于美国，位列全球第二。全球最值得关注的100家人工智能企业中，中国有27家。其中，腾讯、阿里云、百度、科大讯飞等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佼佼者。

在2017年年底举行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无人超市、智能互联汽车、虚拟现实康复设备等“黑科技”纷纷亮相，越来越多实体行业纷纷变得更加智能化，越来越多的人因此获益。科大讯飞轮值总裁胡郁表示，人工智能将从两个方面来改变我们的生活，一方面是直接改变面向大众消费者的产品，如手机、玩具、机器人、智能家居、智能家电等。另一方面是通过人工智能改变各种行业，比如教育、医疗、公检法、安全以及智慧城市的建设等。

（摘编自《人工智能，让生活更美好》，2018年1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三

美国人工智能产业布局全面领先，在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尤其是在算法、芯片和数据等产业核心领域，积累了强大的技术创新优势，各层级企业数量全面领先中国。基础层（主要为处理器/芯片），中国拥有14家，美国33家，中国仅为美国的42%。技术层（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与图像/技术平台），中国拥有273家，美国拥有586家，中国为美国的46%。应用层（机器学习应用/智能无人机/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辅助驾驶/语音识 别），中国拥有304家，美国拥有488家，中国是美国的62．3%。

（摘编自《中美人工智能实力如何 这组数据告诉你答案》，2017年8月7日亿邦动力网）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与教育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北京市海淀区统计学会联合开展了青年创业者调查。调查显示，受访的创业者年龄主要集中在31-40岁（80．8%），他们从最终的全日制学校毕业时多为21-25岁（60%）。在这一群体中，仅有9%选择了在校期间创业或者一毕业就创业，且这些在校创业者多为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学历。值得关注的是，接近一半（46．8%）的创业者在毕业4～9年后才进行首次创业。超过半数（55%）的创业者把创业动机归于发现了适合的商机，比如有好的创业项目或有好的政策机遇，另有22%左右的创业者创业是想自己当老板或想出来闯荡一番。

受访者普遍认为，创业时机的选择很重要，创业前还应有一些相关工作经验，尤其是刚毕业的学生应先就业后创业；对创业者来说，在名校学到的东西也很重要，特别是高学历或理工科的创业者，非常认可专业知识对创业的推动作用；在创业后如果不继续学习，创业者比普通上班族更容易被市场淘汰。

（摘编自2017年4月1日《光明日报》

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中国个体私营经济与就业关系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随着政府对大学生创业的进一步鼓励以及工商注册等领域简政放权力度的加大，全国高校毕业生创办私营企业数量迅速增加，而缺乏启动资金是高校毕业生创业面对的首要难题。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食药监局副局长刘蓉华针对一些学生落入信贷陷阱的现象，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增强大学生的信用意识并普及信贷知识，保护大学生远离非法网络借贷平台。她建议将大学生使用网络金融借贷纳入央行的个人征信系统，从校园开始培养大学生增强诚信意识。

（摘编自中国工商报网《完善信用体系 助力创业创新》，2017年3月20日）

中国青年报：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支持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您认为政策效果会如何？

杨德林（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以休学创业来说，学生在创办、经营企业一段时间后能够再回到学校，我认为这是一大进步，因为它使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是对学生创新和创业精神的一种保护。我曾与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合作进行过一项研究，在对多种因素进行控制后发现，能给人们提供更多选择的制度，会使处于其中的人们更愿意去创业，创业效果也会更好。允许休学创业等许多新政策就属于这类性质的制度，肯定能够鼓励一部分人去创业。当然，在具体落实上，会有一个磨合和调整的阶段。

（摘自2017年4月6日《中国青年报》）

陈博群是安徽师范大学2013级空乘专业的大四学生，他发现，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鼓励高校设立专业化众创空间”，这令他振奋。他在校期间经历了数次创业。在这个最好的创业时代，陈博群仍面临着很多挑战。大二那年，他创办了服务合肥市大学城师生的送餐网络平台“点小二”，但不久就以失败告终。

陈博群此前的不少创业伙伴在毕业后选择就业。他们发现，自己找工作比同龄人要得心应手，实习期也表现得更好。

这些尚未走出校园的学生已经通过创业获得成长。从报税到企业运营，从和人打交道到发掘市场需求，他们都已在创业期间实践过了。

（摘编自新华网《大学生创业，过程比结果更重要》，2017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