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桑花

鸿鸣

军嫂去唐古拉山兵部站看望当连长的丈夫，从格尔木站一下车，就看见一名20岁出头的小战士向她招手，原来是接她的司机兵。

军嫂来到军车前，看见车的前面，绑了一束鲜花，有点像江南的扫帚梅，还有点像菊花。她乐了，这个小伙子，还挺热爱生活的。

军车离开格尔木，奔驰在去唐古拉山的山路上。

司机兵一边开车，一边和军嫂聊天。

“嫂子，听连长说，你是大学生，还是城市人，却一直生活在山村。”司机兵好奇地问。

“是啊，我和你大哥是大学同学，他毕业参军去了边疆，父母年龄大，就他一个儿子，为让他安心卫国，结婚后我辞去公司会计工作，从苏州到他老家，陕西的一个小山村，现在有10多年了。”军嫂轻描淡写地说。

“嫂子，你是城市人，在山村适应吗？”

“开始不适应，现在学会了柴火灶做饭，喂猪砍柴，山地播种，彻底是个农村媳妇了。”军嫂说着笑了起来。

司机兵又问：“嫂子，山村的生活不容易吧？”

“还行，就是有时候有一种无助的感觉，比如上个月，我脸上一个痦子越来越大，还有点疼，医生说是黑色素痣病变,怀疑是恶性肿瘤前兆，必须切除。我瞒家人做了手术，还好，病理检验报告显示,肿瘤是良性，我就是那次才哭了。”军嫂好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却让司机兵心里为之一振，他由衷地说：“嫂子，你真了不起！”

军嫂笑着说：“这有什么啊，你大哥为国家，我为他呀。”军嫂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神情，接着说，“实际我最自豪的是我儿子，他7岁了，经常向别人介绍自己的爸爸，我爸爸是解放军,他在唐古拉山保卫国家……”司机兵听得眼睛有些湿润。

对面不断有军车开过来，军嫂发现，这些军车开过来的时候，都鸣笛三声，车上的人都向他们的军车敬礼，有时候司机兵也举手回礼。

军嫂很奇怪，问：“你们军车在路上相遇，都互相敬礼呀？”

司机兵没有直接回答，却反问军嫂：“嫂子，你认识车前挂着的那束花吗？”

军嫂说：“好像我们那里的扫帚梅花。”

司机兵说：“是的，它和扫帚梅是一个品种，在西藏，叫格桑花。人们经常借着格桑花表达和抒发美好的情感，把它当作追求幸福吉祥和美好情感的象征。它美丽而不娇艳，又是形容女强人的代名词，还是西藏首府拉萨市的市花。”

“我们部队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有军车接送探亲的军嫂，车前必须绑一束格桑花。来往的军车遇见后，都要避让，同时车上的军人，不管是谁，都要向军嫂敬礼。”

这时军车正行在盘山路上，一段路很窄，前面一辆军车停在悬崖边，等待他们的车缓缓通过，两车快要相遇时，听见了对面车上的大声口令：“立正！敬礼！”

军嫂流出了激动的泪水，从车窗伸出头，走出很远，还向敬礼的战士们挥手。

军车来到了雪峰山下的补给站，司机兵说：“我们在这里吃午饭，还有半个小时就到达兵部站了。”

军嫂有些着急：“既然还有半个小时，我们先不吃饭，直接上山好吗？”

司机兵乐了，说：“理解嫂子心情，我去办理上山手续。”

不一会儿，司机兵垂头丧气地走了回来：“嫂子，我们上不了山了。”

“怎么了？”

“昨天夜里发生了雪崩，上山的路全被堵住，现在正清理积雪，车根本上不去。”

“多长时间才能上山？”军嫂也有点急了，没想到，近在咫尺，却发生雪崩，成了远在天涯。

司机兵说：“听补给站同志说，最快也要半个月。”

想到有三年没见到丈夫了，现在已经到了雪峰山下，军嫂计算了一下时间，一咬牙：“我在这里等半个月。”

半个月后，上山的路还没通，军嫂想到年迈的公公和婆婆，还有儿子马上要上学，不能再等了，只好遗憾地决定回去。

临走前，在补给站领导安排下，军嫂和丈夫各拿着望远镜，在山下和山上互相观望。军嫂发现，望远镜里的爱人，站在国旗下，手不断地擦着眼睛，而自己，却早已泪流满面。

这时，军嫂突然发现，在丈夫身边，齐刷刷地站着一排军人，他们一起举起右手，向山下敬礼。

 （有删改）

所谓社会控制，是指通过社会的力量使人们遵从社会规范、维持社会秩序的过程。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创造了多种社会控制的形式，包括法律、道德、舆论、宗教等，还有社会习俗。在现代法制国家，法律是根本和基石，依法治国是社会控制的根本方略；除此之外，还有道德。法律制约和规范人们的行为，道德提升人们的精神。即便如此，其他各种社会控制形式仍然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古代早就有“入乡随俗”的说法。《礼记·曲礼上》：“入竟（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亦作“入境问俗”“入境问禁”。“入乡随俗”中的“俗”可解为习俗，从社会学角度来说，习俗是人们在长期的集体生活中逐渐形成并共同认可与遵守的习惯和风俗，是人类生活中最早产生的社会控制形式之一。各个国家、地区、民族所处的环境不同，因此也就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个体在社会中从小到大、随时随地、一举一动都受到他/她所在社会的习俗的熏陶和影响，并自觉不自觉地遵从它。

习俗既是社会控制的力量，也是社会歧见和纠纷的重要原因。社会中许多矛盾和冲突都是由于习俗冲突，或者说由于某些习俗得不到尊重引起的。我们不断听到来自国内和国际对中国游客的议论和批评，除去一些在公共场合吸烟、闯红灯、在公共建筑上刻字留名等批评外，更多的是和入乡不能随俗有关。比如不尊重外国人的语言习惯，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嘈杂，在电梯里隔着陌生人和朋友说话，穿宾馆的拖鞋和睡衣上街等。

习俗虽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力量，但形成之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在历史和时代的进程中，有些习俗变成陋习，而为人们所抛弃。例如，我国夏、商时代奴隶主有用人（奴隶）殉葬的习俗，以后封建主有用俑殉葬的习俗，而到了近代就连俑殉葬的风气也消失了。社会继承以往习俗，都是以其是否有利于该社会的利益和秩序为标准的，都要考虑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和诉求。移风易俗，改造和取缔不符合社会利益和人民生活需要的旧习俗，提倡和培养新的优良习俗，既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又能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这是在利用社会习俗控制社会时必须要考虑到的。

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来说，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既要提倡“入乡随俗”，也要“移风易俗”，这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当然由于习俗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习惯，要改变起来，并不容易。“入乡随俗”是要改变自己的习惯，服从他人的习惯，会使当事者不舒服。而“移风易俗”则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或否定一种习俗，时间会更长久，过程也会更艰难。

（摘编自潘允康《社会习俗：社会控制的重要形式》，有删改）

在重构孩子基因一事上，个体父母的自由抉择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根据经济学理论，只有当个人选择导致“负外部性”时——也就是说，当危害带来的代价由完全没有参与交易的第三方来承担时，社会危害才会形成集成式影响，举个例子，一家公司可能通过向当地的河流倾倒有毒废料而获益，但它会影响到附近社区成员的利益，类似的效果已经在Bt转基因玉米上体现出来：它能够制造毒素杀死一种欧洲当地的害虫玉米螟，然而，它也会因此误杀帝王蝶。这里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由生物技术方面的个人选择带来负外部性，因而导致整个社会受累？

——摘编自福山《我们为什么担忧“基因编辑”》

这种类似的基因“军备竞赛”会对下面一类人产生特定的负担，这些人，由于宗教或其他原因，不愿对孩子进行基因改造；如果周围的人都在这么做，对他们而言想要坚持放弃的决定就会愈加艰难，因为担心会阻挡孩子的前程，尽管人们在担忧未曾意想的结局和不可预见的代价，人们心中所隐藏的深层的对于生物技术的忧虑却一点儿也不是功利主义的。终极意义上，毋宁说人们担心的是，生物技术会让人类丧失人性——正是这种根本的特质不因世事斗转星移，支撑我们成为我们、决定我们未来走向何处。更糟糕的是，生物技术改变了人性，但我们却丝毫没有意识到我们失去了多么有价值的东西。

——材料同上

——《中国公众对基因编辑技术的认知与态度研究报告》

我们以遗传技术再造自己，是为了活得更久、更健康，超过我们与生俱来的DNA容许的寿限。首先我们会重新安排基因来减少疾病，培养替换器官，并普遍迟滞高龄带来的众多折磨。这就会把我们带往21世纪20年代晚期，那时我们就能创造出分子尺度的纳米机器，编程运用来弥补我们的自然演化局限，投入应付DNA始终无力处理的工作。

一旦这些进展到位，我们就不只会延缓衰老，还能逆转其进程，逐一处理每颗分子来清理、重建我们的身体。我们还会把这些机器，安顿在我们脑中现有的数十亿神经元当中，借助它们来强化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记忆力会得以改良，我们会发令创造出崭新的虚拟经验，把人类的想象力提升到我们现有未强化的脑部连想都无法想的水平。一段（相当短暂的）时间之后，我们就会借助逆向工程，改造人脑创造出一种威力强大无比的数码版本，于是我们也就由此发展成一种完全数码形式的物种。

到时我们就会演化成另一个物种。于是我们就不再是智人，而是种智脑，也就是半数码、半生物的活物，而且将来还会凌驾于其他所有生物之上，拉开它的DNA和演化命运之间的差距。同时，我们也会成为一种能操控本身演化进程的生物，从而开创自然界崭新的局面。

——节选自《重返人类演化现场》

黄梅戏的抒情性

1952年底和1954年秋，上海举行戏曲调演和汇演，《天仙配》《夫妻观灯》《打猪草》轰动大上海。当时的观众评价《天仙配》：“以意境表演为主，演得太美了。黄梅戏那种丰富而生活化的舞蹈，演得太优美了。”“树上的乌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郎对花，姐对花，一对对到田埂下”，这些与山水景物紧密相连的充满诗情画意的词句，没有哪一个热爱黄梅戏的人不乐意接受。它清新自然纯朴，好听好看好懂。

黄梅戏以抒情而见长。这一艺术风格既是剧种精神的集中表现，也是它的艺术感染力和影响力的文化基础。黄梅戏的抒情性依赖于剧目内容和声腔。

戏剧剧本的创作是前提和关键。一定要写好人物的不同凡响的遭遇，写好人物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的性格、命运，创造奇特的有利于人物抒发自己思想感情的情境和意境。比如《血掌记》中公子林中德在黄府花园血染手掌并丢失白扇而被打入死牢，《双合镜》中小姐秦秀英为搭救公子张德义而被父亲逐出家门，后戴发为尼仍忠贞不二。没有一个抒情性良好的剧本，一切都是无米之炊。

黄梅戏音乐唱腔的个性特色和格调，既是黄梅戏抒情风格的重要内容，又是其重要的表现形式。黄梅戏的音乐唱腔是一个丰富而完整的音乐体系，它的花腔小调即曲牌体部分直接于民歌等乡野小曲小调，表现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劳作中的欢乐和忧愁。它的以平词为核心的板腔体套曲代表着黄梅戏音乐主腔的整体风貌。这一体系由平词、数板、对板、火工、彩腔、花腔、二行、八板、阴司腔、仙腔等组成。每一个腔体都能独立地表达一个特定的音乐形象即戏曲唱词的某种思想内容，而且把它们耦合交叉等联系起来就更能表达更加丰富深刻复杂爹变的思想内容。如彩腔、花腔、仙腔等，具有表现愉悦、欢乐的特点，《天仙配》中的“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女驸马》中的“谁料皇榜中状元”，都较好地表达了主人公在特定情境中的欢乐愉悦之情。平词一般用于表现剧情和人物的诉说、表白、介绍原委等，主要是叙述情况，但《天仙配》中董永唱的“含悲忍泪往前走”，《女驸马》中冯素珍唱的“民女名叫冯素珍”，都是以平词为主调揉进了其它腔调的唱段，观之听之，哀怨惆怅、悲凉苦闷之情立即涌上心头。“好听”是广大戏迷观众对黄梅戏声腔艺术的共同评价。“好听”虽然不能等同于黄梅戏音乐形象的抒情，但黄梅戏艺术的抒情性特质又主要是通过其音乐声腔的个性特色而充分体现出来的。

皖江的风土人情和风俗、乡情，是黄梅戏抒情风格形成和发展的源泉和根本因素。无论是湖北的采茶歌、江西的采茶调，还是怀宁的小调、桐城的民歌、岳西的高腔和青阳腔，都是在黄梅雨季倾诉着忧愁哀怨，演绎着离散悲欢。这些曲调表达了人间的不平和真情，传颂着皖江山水里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乡音源源不断地向皖江两岸流淌、聚集，经过解放前150年的孕育，终于酿成一个具有哀怨缠绵、婉转悠扬的抒情风格的剧种即黄梅戏。

 (摘编自胡亏生《黄梅戏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