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的傲慢

王开岭

①耶路撒冷有一间名叫“芬克斯”的酒吧，面积仅30平方米，却连续多年被美国《新闻周刊》列入世界最佳酒吧的前15名。酒吧老板是个犹太人，罗斯恰尔斯。一天，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来到耶路撒冷，公务结束后，基辛格博士突然想光顾一下酒吧，朋友推荐了“芬克斯”。

②博士决定亲自打电话预约，自报家门后，他以商量的口吻说：“我有10个陪同，届时将一同前往，能否谢绝其他顾客呢？”按说，出于安全考虑，是可以理解的，何况这样的政要造访，对一家商户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幸事。谁知老板不识抬举，他接受了预约，但对国务卿的附加要求却不接受：“您能垂幸本店，我深感荣耀，但因您的缘故而将他人拒之门外，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博士几乎怀疑耳朵听错了，气冲冲挂了电话。

③第二天傍晚，“芬克斯”的电话又响了，博士语气柔和了许多，对昨天的失礼致歉后说，这次只带三个同伴，只订一桌，且不必谢绝其他客人。

④“非常感谢您的诚意，但还是无法满足您。”

⑤“为什么？”博士惊愕得要跳起来。

⑥“对不起先生，明天是礼拜六，本店例休。”

⑦“但，我后天就要离开了，您能否破一次例呢？”

⑧“作为犹太人后裔，您该知道，礼拜六是个神圣的日子，礼拜六营业，是对神的亵渎。”

⑨博士闻后，默默将电话挂上。

⑩读完这则故事，我默然良久，为那栋叫“芬克斯”的小屋怦然心动。我想，基辛格博士是不会轻易忘掉这件事的。

⑪这样的事既令人沮丧，也令人鼓舞。人人生而平等，人最重要的权利即拒绝权力的权利……博士从这位傲慢店主身上领教到的“公民”涵义，从一份商家纪律中感受到的“尊严”与“权利”，比那些镌刻在纪念碑、印在白皮书上的，显然更深刻，更有分量。

⑫权利，面对权力，应该是“傲慢”的。

⑬后来，我竟莫名地打量起它的真实性来，会有这等“傲慢”发生吗？

⑭很快我明白了，疑心完全是“以己推人”的结果。是对自己和周围不信任的结果。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中深陷太久的结果。无论地理还是灵魂，耶路撒冷，都太遥远了，像一抹神话。

⑮一件小事，仔细品味却那样陌生，那般难以企及。从开始到完成，它需要一个人“公民”意识的长期储备，需要一种对尊严和规则牢固的持有决心，需要一个允许这种人、这种性格、这种人生——安全、自由、稳定生长的环境……

⑯坦率地说，我对这等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不抱信心。即使这个故事让我倍受激励，假如我有一间“芬克斯”，便能重复那样的“傲慢”吗？或许我陡然想对权力说不，但该念头是否顽固到“不顾世情”“不计弹性”的地步，是否有足够的决绝以抵御惯性的纠缠——而绝无事后的忐忑和反悔？我真是一点信心没有。

⑰我是我环境的产物。我的一切表现都是受环境和经验支配的，我实在拿不出有别于他人的“异样”。

我们的祖先按照生活的自然环境，创造了民族文化，随着经济、政治情况的发展而分化为“上层文化”和“民间文化”。上层文化只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这个部分还是从民间文化这个基础里去提取、升华的。中国传统民间艺术隶属于民间文化，在历史上几乎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与平民百姓相伴共存。但这些典籍不载、正史不论的民间艺术，在很大范围内成为民族艺术的元气。

民间艺术的共同主题是歌颂生命，歌颂生殖繁衍。这是由阴阳相交而生万物的古代哲学来的，譬如半坡出土的人面双鱼纹彩陶及陶盆边上的等距纹饰，是否就是以鱼形图案表现一阴一阳相合的太极图的雏形呢？是否与相传是伏羲所制的八卦符号有着联系呢？又如甘肃出土的葫芦瓶等，即是“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这一古代与葫芦有关的人类繁衍传说的体现，而葫芦又与传说中中华民族的始祖伏羲、女娲有关。由此可见，民间艺术的思想明显地传承自古代哲学。

随着社会阶级的产生，部分民间工匠被吸收为上层社会服务，参加上层艺术的创造，形成了所谓“上层艺术”。先秦两汉的宫廷显贵兴建祖庙祠堂、宫室楼阁，在厚葬风尚影响下制作青铜器、陶器、墓室壁画、砖雕石刻等。这些非民间艺术品在工艺上精益求精，因为创造者来自民间，在内容与造型上仍具有民间艺术朴厚、阳刚的风格，充满了宏大的生命力。在上层社会的需求下，部分工匠向专业化发展而成为技师，这些专业技师的作品，其内涵及审美意识显然是属于上层社会的；民间工匠的作品则仍保留民间艺术的趣味和造型风格，民间艺术与广大平民共存数千年，并自始至终沿着自己的规律进行创造，发展成一套深厚而丰富的艺术系。

中国民间艺术的色彩，是根据华夏民族古老的五行，五色观进行组织配搭的，历代百姓往往喜爱对比强烈、鲜艳明亮的颜色，觉得只有强烈的色彩才可以与大自然匹配，与天地协调。民间艺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去突出某一种颜色，以表达审美上的追求。如喜事的民间艺术品尚红，丧事的尚白；也有个别作者的主观用色更自由、更意念化。

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造型并不考虑表现对象的生理及物理的科学属性，是一种不受限制的自由创造；只要能表现作者心中的意念，任何自然界的或外在的客观形象都可加以改造、变形或组合。民间艺术所选取的形象，有一部分是先人传承下来的，诸如鱼、蛙、葫芦、十二生肖等；另一部分是从生活中来，随意念而组合，手法多样；有象征，有谐音取意，有会意，有直喻，有隐喻。

作为中国艺术之源的民间艺术，包括民间传说、音乐、舞蹈、歌曲、戏曲、工艺和美术，构成了完整的统一体，具有共同的民族风格，是民族艺术的元气、精华所在。珍惜它，发扬它，是严肃而迫切的课题。

(摘编自杨先让《追寻中国民间艺术的源与流》)

材料一

8月30日晚间,一款名为“ZAO”的AI换脸软件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病毒式传播，用户只需上传照片,便可一键换脸影视作品明星,高度的趣味性、便捷性和社交性让这款软件在短时间内获得海量下载和转发,牢牢攥住朋友圈和热搜榜。然而,“ZA0在一夜爆红后,迅速遭到舆论反噬,其“霸王条款”和技术隐患引发全网声讨。

“ ZA0”引发争议的一个关键是其对用户信息使用权的过度索取。在大多数人都会不假思索同意的“用户协议”中,“ZA0”运营者要求:“你同意或者确保实际权利人同意授予‘ZA0’及其关联公司以及‘ZA0’用户全球范围内完全免责,不可撤销、永久、可转授权和可再许可的权利…… ”在引发网民讨伐后，“ ZA0”方面很快耐除了相关内容。然而,当媒体将这一条款摘出来摆在用户面前时,很难不引起用户的恐慌。

蚂蚁金服方面很快公开回应,支付宝的3D人脸识别技术能够“有效地避免各种人脸伪造带来的身份冒用情况”。至于用户肖像滥用问题,极棒实验室安全研究员宋宇昊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 ‘ZA0’从用户处获得的信息主要是肖像图片，从技术角度而言，它并不比其他上传照片的APP有更多风险，但 ‘ZA0’向用户索取了肖像使用授权,这意味着用户会暴露更多的风险。”

“ZAO”引发网络争议的另一个关键在于版权问题,为了避免版权纠纷,“ZA0”在版权声明中表示:“短视频和表情素材,除了特别声明是‘ZA0跟合作方进行版权合作的之外,均来自于用户自发的上传,‘ZA0’不享有素材的商业版权。”而如果用户使用“侵犯他人名誉权、肖像权、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等合法权利”,造成任何第三方损害,用户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还要一并赔偿“ZAO”及其关联公司遭受的损失。

“中国人对隐私问题的态度更开放,也相对来说没那么敏感。如果可以用它来换取便利、安全或者效率。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就愿意这么做。”去年,百度CEO李彦宏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发言曾引起轩然大波。这一言论指向中国互联网用户在“隐私”问题上的的某种隐忍，也暴露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对于用户信息使用的心态。

材料二

我国法律体系中尽管有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规定,但是没有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法律及相应实施细则。国家互联网应急响应中心在2019年4月发布《2018年我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综述》显示,个人用户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个人资产银行账户、地址等隐私遭到窃取的人数多达150万,移动应用APP在高权限下获取用户信息,假冒“热点”APP等诱骗用户下载并提供个人信息等,都使得用户隐私信息遭到泄露。2018年圆通快递公司外泄约10亿用户信息,华住酒店集团泄露约5亿用户信息,万豪酒店泄露约5亿用户信息,顺丰速运泄露约3亿用户信息,这些只是影响较大而被披露才为人所知,实际上被泄露的个人用户信息可能还有更多。而作为用户个人,并不知道自己的信息何时被收集、何时被用于何事,除企业机构未能较好地保障用户信息原因外,无明确的可落地的实施细则也是重要因素。

此外,互联网环境本身是一个匿名化网络环境,尽管不像暗网、深网等对网络内容实施高度匿名化,但是也并非真实世界环境。由此也引发了如网络暴力、虚假消息传播、不良信息传播等负面影响事件。对此,因家通过网络实名制的方式,希望改善网络环境并为更有力的监管提供条件。

对于网络实名制,尽管中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法规逐步完善，但推行完全网络实名制还处于的 阶段。网络实名制的初衷是好的，是为了促进网络环境更加健康,但是网络实名制需要考虑其推行程度,即权衡匿名化是否不能存在于未来网络之中。网络实名制也有其积极作用,但是网络匿名化并非一无是处。网络匿名化本身使得一部分人能够更为理性的发表言论而无需担心遭到恶意报复,这在人民监督政府工作以及举报不良行为上有着积极作用:而实名制对于利用匿名网络而随意发动网络暴力、散播不良信息的行为有着遏制作用。因北,应在需要实名化监管的领域推行实名制,而对于容易泄露隐私信息的领域采取匿名化。当然,匿名化不意味着肆意而为,匿名表达也需要受到约束和限制，对于违反约束的匿名表达可以依靠技术手段进行控制。

材料三

大数据在深刻变革社会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伦理问题。“世界数据化”引发的伦理争议,对当代社会秩序与人伦规范构成了严重冲击,传统伦理价值观亦遭受前所未有的解构与破坏。

一方面大数据造成的“数据垄断”无处不在,导致信息侵权与权益分配不公。首先,大数据的挖掘和使用被行业巨头、政府主导，如国内的百度、腾讯,国外的Facebook、微软、谷歌，这些公司牢牢把握数据源与技术优势,几乎垄断了大数据市场。无论个体还是国家,皆有可能成为垄断的牺牲品。“棱镜门”事件即是一则典型案例。事件被揭露后,美国政府及谷歌等几大公司,都没有进行有效回应,且有迹象表明这一监控他国的“棱镜计划”仍在继续,这严重破坏国家间的互信；其次,一些公司或组织通过大数据深度加工,精确地了解市场需求、用户心理,预测竞争者动向,使公司业绩突飞猛涨。

然而这些“数据红利”源于所有用户数据信息的让渡,先不论已享受智能化便利的人群,那些偏远山区的民众也在忍受各类推送信息干扰,成为大数据营销下的广告靶子。此外微信6.1版本为展开广告营销的背后,不少用户更不情愿忍受屏蔽之苦，这些都折射出数据垄断背后的应用伦理困境。

另一方面,大数据带来的“数字记忆”或人的自由发展问题,无时无刻不令人忧虑。所谓数字记忆,即指数字化生存的状态下,所有行为留下的数据足迹,会被永久记忆，一般人无法删除，“遗忘的权利”被剥夺，这颠覆了生物规律。甚至可以说，这一“数字记忆”模式会使每一个人都成为“数据的奴隶”。英国的维克托·克托舍思伯格在《删除》一书中也提到,数字技术与全球网络正在瓦解我们天生的遗忘能力,“数字王国”记住了那些有时最好被遗忘的信息,如Facebook 照片上会被网络永远铭记,谷歌记得所有我们搜索过的信息和时间,甚至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职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