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全书中性格最丰富、最复杂的一个人物，也是一个塑造得极为成功的艺术典型。

苏轼的《东坡志林》有这样一条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这说明至少从北宋起，在“说三国事”中已经形成“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并引起大众共鸣。

罗贯中顺应大众的心理，继承了这种基本倾向；同时又超越以往的通俗文艺，尊重历史，博采史料，造了一个高度个性化的、有血有肉的“奸雄”曹操。罗贯中以大开大阖的笔触，艺术化地展现了曹操在汉末群雄中脱颖而出，逐步战胜众多对手的豪迈历程，又不时地揭露曹操奸诈的作风、残忍的性情。而在曹操与刘备、诸葛亮的对比中，则更多地鞭笞和嘲笑其恶德劣行。这样的曹操形象，以历史真实为基础，达到了高度的艺术真实。

在除灭董卓之乱的斗争中，曹操的性格第一次得到了全面的展现。当董卓擅行废立，残杀大臣，甚至悍然害死何太后和汉少帝，随意屠戮百姓时，众大臣惶恐无计，只能聚在一起掩面而哭；曹操却与众不同，反而“抚掌大笑”，曰：“吾非笑别事，笑众位无一计杀董卓耳。操虽不才，愿即断董卓头，悬之都门，以谢天下。”这气魄，这胆略，众大臣只能自愧不如。

当董卓的猛将华雄击败孙坚，并连斩联军几员大将，众诸侯“皆失色”时，关羽自告奋勇愿斩华雄，袁绍、袁术都以位取人，瞧不起关羽，曹操却积极支持关羽出战。关羽一举斩了华雄，袁术仍欲以势压人，曹操却说：“得功者赏，何计贵贱乎？”两相对照，曹操的慧眼识人可谓鹤唳鸡群。

当然，罗贯中也不断揭露着曹操丑恶的一面。为报父仇而攻打徐州，竟下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对于忠于汉室，反对自己的大臣，毫不留情地挥起屠刀；甚至辅佐他最得力的首席谋士荀彧，仅仅因为不赞成他封魏公，便被逼服毒而亡；至于“借头欺众”“梦中杀人”等阴谋诡计，更是花样百出，令人怵目惊心……毛宗岗称他为“奸绝”，实在并不过分。

这一连串情节，大起大落，一波三折，表现了曹操性格的各个侧面。是的，曹操就是这样的典型：机智与奸诈杂糅，豪爽与残忍并存；时而厚遇英雄，时而摧残人才；杀人时心如铁石，杀人后又常常挤出几滴懊悔的眼泪；昨天蛮横无理地杀人，今天又假惺惺地予以厚葬。这种翻云覆雨的手段，充分表现了曹操惊人的权术：做了亏心事却从不认错，企图以“厚葬”来抹掉自己手上的血迹，在自欺欺人中求得心灵的平静。

可以说，《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不仅是历史人物曹操基本特征的艺术演绎，而且集中涵盖了千百个封建统治者的复杂品性，因而具有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历史真实性。在中国文学史上，很难找到像曹操这样集真伪、善恶、美丑为一体的封建政治家形象，这样的“圆的人物”，他完全可以称得上世界名著之林的艺术典型，具有永恒的审美意义。

（取材于沈伯俊《再论曹操形象》）

材料二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世代累积型作品，其“拥刘反曹”思想倾向有着深远、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文化渊源。

三国之后，历代史家和统治者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出发采取了“拥刘”或“拥曹”的不同态度。但实质上，这种“拥刘”与“拥曹”之争不过是封建正统观念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表现而已。

曹操的儿子曹丕逼汉献帝下台，建立曹魏王朝后，继起的司马氏集团如法炮制，经过一系列的宫廷政变，逐步削弱曹魏势力，最后推翻曹魏统治，建立了西晋王朝。因为司马集团是以同样的方式获得政权的，所以它必须奉曹魏为正统，将自己定格为曹魏的继承者，故陈寿的《三国志》将曹魏树为正统。东晋是一个偏安的政权，情况有点类似于蜀汉，于是，习凿齿的《汉晋春秋》提出，蜀汉才是正统。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做了皇帝，不是正常的政权过渡，所以欧阳修在《正统论》中，认为曹魏是正统。南宋偏安，又有点类似固守四川的蜀汉，于是朱熹提出蜀汉是正统。明清的统治者，在理论上无法接受这种权臣架空、威逼皇帝并取而代之的模式，于是在经历了数百年的争论以后，终于将曹操和司马懿父子归入篡逆的奸臣。永乐年间的《春秋大全》，更是正式地将曹操归入“乱臣贼子”行列。

而民间，从两晋南北朝开始，“拥刘反曹”倾向就日趋鲜明。尤其宋元时期，民族矛盾尖锐，因此，偏处西南一隅的蜀汉被当作汉族政权的象征，而盘踞中原的曹魏则被视为汉族政权的篡夺者。同时，民间的“拥刘反曹”情结还反映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在困苦的生活境遇中对明君贤相的渴望。宋元时期，社会民众饱受压迫摧残。他们无力改变现实，于是将对生活的理想寄托在掌握国家政权的国君和文臣武将身上。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蜀汉君臣的贤明、仁义正好符合民众渴望明君贤相的理想，而曹操的奸诈、残忍正是他们所厌恶和恐惧的。于是，蜀汉君臣成为民间理想君臣的代名词，并在民间流传和文艺创作中不断被美化；而曹操则成为百姓眼中残民害民的君主代表，并在民间流传和文艺创作中不断被丑化。

元明之际，生活于社会底层的罗贯中正是在元末动乱的社会环境中，在民间浓重的“拥刘反曹”氛围中，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观念，将“拥刘反曹”思想倾向熔铸于《三国演义》的创作中。他将大部分艺术心血都倾注在了刘蜀集团的那些“虎贲之士”身上，而曹操作为作者塑造的一个反面人物，却是“腹隐机谋”，他的智慧加上他的善用人才，使他在三国这个纷争的社会里所向披靡，无往不胜，但所有的英雄业绩一旦和他在道德伦理上的丑行结合起来，就顿时黯然失色了。

（取材于赵凤杰《<三国演义>中曹操人物形象分析》）

材料三

千百年来，对于曹操的历史评价之所以难以统一，起因于衡量历史人物的标准从来就没有统一过。这个标准就是封建的正统观念。而正统观念自身充满了矛盾、虚伪和混乱，经不起认真的推敲。

正统观念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和华夷之辨。可是，帝王有没有嫡长子，有没有一个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嫡长子，嫡长子是不是具有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智商和能力，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嫡长子继承制来自宗法制。更重要的是，帝王视天下为一家一姓之私产，奉行一种“老子打江山，子孙坐江山”的观念，而这种保证子孙坐享其成的制度又往往促成了子孙的腐败和无能。至于华夷之辨，有人认为，汉人建立的王朝代表正统。按照这种标准，元朝和清朝都不是正统。但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并不以为自己是“夷”，因为所谓“华夷之辨”，常常是从文化的意义上来看的，血缘、种族和地理的因素反而是次要的。只要继承了中华的传统文化，就是正统。事实上，汉族从来也没有“纯”过，汉族本是华夏众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历史上，只要使用汉字，奉儒家学说为正宗，遵循礼教，在中华大地上实行了有效的统治，那就会被认为是正统。

更何况，在有些文人那里，所谓“正统”更是一个十分混乱的概念。《三国演义》评点者毛宗岗曾说，要读懂《三国演义》，“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所谓“闰运”，指的是不正常的时世、乱世，如闰月之于正常的年份。毛宗岗说蜀汉是正统，是三国中唯一合法的政权，因为刘备是“帝室之胄”。可是，刘备是否景帝的后裔，谁也说不清楚。毛宗岗认为：曾魏是“窃国之贼”，而且曹魏没有统一中国：西晋虽然统一了中国，但西晋“以臣弑君，与魏无异”，是一丘之貉，“亦不得为正统”。不但西晋不是正统，东晋也不是正统，因为“东晋偏安”，“愈不得以正统归之”。他甚至认为，“炀帝无道而唐代之，蹈魏、晋之陋辙，则得天下之正不如汉也”。至于宋朝，“终宋之世，燕云十六州未入版图，其规模已逊于唐，而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取得天下之正亦不能如汉也”。总之. 按照毛宗岗的意思，中国历史上没有几个朝代是正统，真正合格的只有汉朝和刘备的蜀汉。可见，毛宗岗的正统概念也是一片混乱。他指责魏和东晋是“偏安”，指责宋的版图不广，却不知蜀汉更是偏安的一朝。

（取材于张国风《曹操的“正”与“反”》）

近日，吴庆龙博士与合作的国际科研团队在《科学》杂志发表论文，证实公元前1922年左右，黄河上游的积石峡地区发生了一场特大洪水。但他们推测“大禹治水”的上古传说甚至夏朝的存在可能与此有关，却在学界与公众之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与争议。

其实早在本次研究之前，关于夏朝是否存在就没有定论。有关夏朝的史料，主要见于西汉《史记》、战国的《竹书纪年》，以及《尚书》之类儒教典籍中，相关记载零零碎碎、语焉不详。民国时期顾颉刚发起“古史辨”运动之后，怀疑夏、商存在的声音开始多了起来，但殷墟遗址甲骨文的发现验证了《史记》中商代后期的存在，有些人又拾起了对商代早期甚至夏朝存在的希望，王国维先生就说：“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

随着上世纪50年代河南二里头遗址的出土，夏朝的存在似乎又有了考古学依据，因为二里头文化在地理与时间上似乎与夏重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者徐旭生和许多中国学者都相信，那里是古代一处大型都邑，只是学界对于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商都还是夏都，还是有所争议。

由于至今没有甲骨文等实际证据出土，西方考古学家多认为二里头遗址尚不能作为所谓“夏朝”存在的证据，何况先入为主地默认可疑史料的真实性，再按图索骥、按自己的意愿强行解读考古发掘，也不是科学的方法。

（摘编自丁林《夏朝真的存在？》）

本研究预计“大洪水”发生的时间（-1920-1900BC）

（摘编自丁林《夏朝真的存在？》）

帮助徐旭生找到二里头和其他苦干“夏墟”的，绝非某一部或某几部具体的文献。他所依靠的是一整套文献系统及个人的判断。徐旭生认为：未经系统化的材料比综合材料价值更高：史料价值之间具有等级关系，第一等如金文和《诗经》《左传》等先秦文献，第二等如《尚书》三篇，第三等如汉代新综合材料《世经》等，如无特殊理由，低等级的史料不能用来非议高等级的史料。有了以上的原则，徐旭生梳理了历代文献，从先秦典籍中得到关于夏代地名的史料80余条，西汉人书中30余条在左右，去除重复、无关、字义多歧而无法利用的，又经分析，最终才得出结论，该去两个地方重点寻找“夏墟”：“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颍水谷的上游登封、禹县地带；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大约自霍山以南）一带。”概而言之，“豫西”与“晋南”。二里头是在豫西调查中发现的，但徐旭生生前并没有完成他所设想的全部调查计划，后来很多和夏文化相关的遗址正是在延续徐旭生的调查计划中发现的。徐旭生也因此被称作“夏文化探索的总设计师”。

（摘编自刘周岩《寻找夏朝：中国从哪里开始》）

在2018年一季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过200亿元，超越北美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中国电影真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时代。

这样的增长态势，与国外引进片的关系并不紧密，这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真正走向成熟的标志。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国产电影和好莱坞电影在国内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在2018年第一季度票房榜前十名中，国产电影上榜七部，且前五名均为国产电影，仅有两部好莱坞大片进入前十，而且只是取得了第八、第十的名次。将文化冲突和投资风险搁置一边，日益成熟与壮大的中国本土电影，是国外电影不容忽视的竞争对手。

随着中国电影迈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大量的老牌导演和少壮派导演，正在将他们的创作视角和创新理念注入到作品当中，从而也为国内的影迷带来更为多样化的选择。市场的繁荣和发展，将进一步推动这些电影创作者们把注意力重新回归到电影创作本身，回归到创造优质作品这一本职工作上来。

（摘编自网易《中国已成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但外片“入朝”依旧竞争激烈》）

图1 2009年到2018年上半年全国电影票房收入（单位：亿元）及同比增速

图2  2012年到2018年上半年国产进口片票房贡献百分比

（摘编自《2012年一2018年上半年中国电影市场数据分析》）

2017年《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式颁布。2018年五一档电影《后来的我们》上映前夕，在预售票房火爆的情况下，该片开映日就出现大规模退票，致使影院不得不关停退票服务。随着主管部门调查的深入，确认《后来的我们》退票存在异常。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电影发行企业、电影院等应当如实统计电影销售收入，不得采取制造虚假交易、虚报瞒报销售收入等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观众，扰乱电影市场秩序。目前，《后来的我们》仍在等待调查结果。9月，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下发《关于电影票“退改签”规定的通知》，要求各方优化“退改签”流程，充分体现公平合理原则。

除了行业，中国电影在这一年里对电影人也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11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节目管理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全部演员片酬不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决遏制追星炒星。这一举措得到了行业内的积极响应。

（摘编自电影网《600亿！又一次证明中国电影市场没有“不可能”》）

为什么国产电影和好莱坞电影相比依然有不小的差距？如下几个原因，值得我们一起探讨。首先，中国电影制作流程不够规范。好莱坞一个剧本多少页都有标准，剧本定了才会去找导演。找导演也有标准，会看导演近三年拍过的影片的票房。导演选好了，再去敲定合适的演员。其次，中国演员素质参差不齐。国内的一些大牌明星钱一到手，整个剧组得把他（她）哄着供着。前段时间爆出某某明星因手上擦破点皮，就闹得哭天喊地的。还有一些所谓的明星，全片一个表情。另外，国产电影编剧缺乏想象力。我们的国产电影只是把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不停地反复咀嚼，如《齐天大圣》《封神榜》，不停地拍。就连前段时间很火的《西虹市首富》《我不是药神》也都是购买的别人的版权。中国电影要在国际上站稳脚跟，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需要我们中国电影人持之以恒地努力。

（摘编自爱奇艺网《浅论国产电影和好莱坞的差距，我们还要多少年？》）

近日，“权健事件”引来與论高度关注。该事件已经成为一场了解和认识保健品功效的公开课，给消费者、行业企业乃至监管部门以警示。

保健品不是药品，更不是“万能神药”，这应是一个共识和常识。但有的商家神化保健品功效、进行虚假宣传，让患者产生误解甚至放弃正常治疗。在不少案例中，一些保健品已经从专注健康、有益身心的产品，变成了弄虚作假、坑蒙拐騙的工具，给病人乃至家庭带来难以抹去的阴影。改善健康，决不能成为一门只顾赚钱的生意。

在追求利益的同时，我们必须遵守诚实守信、依法经营的市场法则。无论是广告法还是食品安全法，都规定保健食品不能宣传可以治病，严禁虚假宣传。事实上，公安机关也一直在对此行为进行打击。对企业而言，无论多大的规模、多响的牌子，只要触犯了法律、伤害了消费者，就要受到法律的严惩，给公众一个交代。

健康中国建设，任重道远。对任何企业和任何人来说，都需要绷紧心中的弦，珍视人民群众对健康的渴求，决不能拿生命当儿戏。

（摘编自《保健品，别随便“忽悠”成药》，《人民时评》）

根据权威部门发布的消息，自2019年1月8日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十多个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联合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期待这场行动，能把保健品市场的诸多顽疾涤荡一空。

当然，我们也要分清保健养生骗局和保健养生的区别，在倒掉“洗澡水”的时候。不要把“孩子”也一块儿倒掉。也就是说，各类违法违规市场行为要坚决封堵清理，但老百姓对健康的追求、对保健养生的正当需求则宜不宜堵。应该借助果中整治的契机，让科学合理的保健养生，取代形形色色的保健养生骗局。

消费者对保健品的巨大需求，与近年来慢性病、重大疾病的频发高发不无关系。一些群众病急乱投医，一些群众“谈病色变”之余无病防病，这样的心态很容易被形形色色的养生骗局利用。

（摘编自《保健养生，封堵之余更要疏导》，《光明日报》）

中国保健品多倾向于粗放式广告投入、夸大宣传等方式推销产品，虽起效快，但难以持续，而且往往由于欠缺科技含量，产品功效难以达到宣称效果，导致国内保健品企业的相关负面新闻屡现，给整个行业带来不良影响。近几年保健品行业由于假冒伪劣、虚假广告、传媒误导等问题，国家同时加大了整顿力度，市场出现信任危机风险，就如近期的权健事件。以上问题频繁出的核心原因在于行业超高的高盈利特征和行业管理不规范。

目前中国的保健品市场总体处于上升阶段。随着保健品行业进一步规范化，主流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会持续性提升，而行业总销售额也将持续上升，市场空间将更多地由主流企业填补。因此，保健品的消费份额会向优质产品和著名品牌聚拢。

（摘编自《权健已倒，用数据带你探一下保健品行业水有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