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戏剧本体

谭霈生

当前，实验戏剧很“火”，许多作品标榜自己是实验戏剧，但其实是打着实验戏剧的名目远离戏剧。那什么才是真正的戏剧？这就要从戏剧本体出发，对戏剧性这一概念进行梳理和总结，重新组织戏剧情境。具体来说，创作者在进行作品构思时，不应该主题先行，给作品先扣上一个概念化的帽子，而应该从人物自身出发，把人物在作品当中产生的行动，所处的具体情境和行动背后的心理动机分析出来，再在此基础上进行升华，这才进入了戏剧形式的建构。所以英国戏剧大师彼得·布鲁克说，现在很多实验戏剧演出的东西是“戏剧故事会”“戏剧小说”之流。这就是对戏剧本体不了解的后果。

戏文系的学生将来从事戏剧创作，势必要面临创作入门这个问题，必须从形体、对话、独白等这些最基本戏剧动作入手进行了解，然后再通过大量生活积累和情感体验，慢慢进入大戏。说到基础训练，许多表演系开设小品训练课，自编自导自演，我觉得这个课程更应该是戏文系的，根据自己经历的事情编创小品来观察生活，演的也是自己。相反，我认为表演系的学生应该一开始就进入成熟片段中扮演角色，通过扮演已经成功塑造的形象来培养演员的实践能力，“演自己”如果长期作为一个训练手段其实不利于表演教学，这也是当下社会上诟病许多年轻演员无论演什么戏，都仿佛是在“演自己”的原因。这些年我们戏文系和导演系合作小品课，戏文系的老师负责小品，在排戏过程中会请导演系老师帮忙，效果很不错。

戏剧学科在教学过程中还要特别强调学生基本功：一是艺术鉴赏力，二是对该学科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现在一些学校对这两个基本功不重视，什么东西能赚钱就学什么、教什么，这是应该纠正的。我给戏文系上课时有两点要求，一是多读经典，二是好好理解什么是戏剧，坚守戏剧本体。戏剧理论、戏剧美学是研究戏剧本体的学科，它需要研究者掌握解读作品的能力，多读经典可以加强这方面能力，从而提高艺术鉴赏力。艺术鉴赏力不是对戏剧学科专业人士的特殊要求，而是一个普通人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

据我了解，一些中小学已经开始涉猎戏剧课程了。戏剧功能有很多，以外国流行的“社会戏剧”为例，通过让父亲和儿子变换角色，父亲扮演儿子，儿子扮演父亲，位置调换后浸入式体会关系的调整，能够让双方更好地理解彼此。戏剧进课堂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展，这说明现在越来越重视戏剧基础教育，人们越来越了解戏剧的意义，从戏剧工作者到戏剧爱好者也都在积极推动戏剧教育，这非常好。但我希望无论戏剧的受众是否业余，但戏剧的传播者要有一定的专业性，否则就容易把珞子带偏。

近几年来，我们的戏剧创作不断发展，创作题材日益丰富多样，在艺术形式上，也必然会不断开拓新的途径，这是大势所趋。戏剧的研究、教学不应该束缚创作者手脚，而应该和创作者一起夙兴夜寐，不断探索新的途径，以发展戏剧创作百花齐放的局面。

（有删改）

一草一木总关情

——中国近代植物学开拓者钟观光

钟观光,中国教育会的主要成员,我国近代化学和植物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钟观光早年入私塾读书,勤勉刻苦,想到贫困家庭的孩子念书不容易,更加珍惜光阴，自缚其足与桌腿，以抑制好动的天性。他的寒窗苦读,打下了扎实的为学功底。17岁时已精通诗、词、文、赋,其师欣然说:"此子好学有恒,气度逾常人,前途未可限量。"光绪十三年,钟观光考中了秀才,人们谑称他为"缚足秀才"。对此,钟观光并不满足,在求学路上继续奋进。

钟观光目睹清朝腐败,外患迭乘,民不聊生,感慨地说:"不能与民偕乐,何能乐也!"甲午风云后,有识之士痛感世变日亟,非变革不足以自强,钟观光深受维新思想的影响，认识到恃旧学不足以御侮,而"科学为强国之根基",他虽然无力深造,却矢志自学理化等自然科学。在不长的时间里,他读完了由江南制造所翻译的化学、物理等书籍,掌握了一定的现代科学基础知识。他又专程赴沪学习日语,如饥似渴,不到数月,就能通阅日文,由是知识日增，眼界大开。

钟观光原本主要研究理化,在杭州疗养时,散步于西子湖畔,青山绿水,草木葱茏,诱发了他对植物学的浓厚兴趣。他在病床上坚持自学了李善兰翻译的植物学方面的著作,病情好转后又采集标本,认真制作,很快就掌握了近代植物学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从此,他"拈花惹草",与植物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5年,长沙高等师范学校派教务长专程礼聘钟观光为博物教授,钟遂讲学于岳麓三年,深受学生爱戴和崇敬。其间他曾返回故乡,筹建了一所"师藏楼",并铺路修桥。1956年由他的儿子钟补求将"师藏楼"中所藏十几柜蜡叶标本、手稿和书籍全部无偿地献给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蔡元培就职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对北大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和改革。钟观光因偶来北京,被聘为生物系教授,不任课程,筹建标本馆。这给了钟观光考察、采集和研究植物的良机，他感到非常兴奋,虽已年近半百,还是毫不犹豫地发出誓言:"欲行万里路,欲登千重山,采集有志,尽善完成君之托也,不负众望。"

钟观光三次大规模的采集旅行历时四年之久,北起幽燕,南至滇粵,足迹遍及11个省区。他采集并制成蜡叶标本1.6万多种,共15万号,海产、动物标本共500余种,木材、果实、根、茎、竹类标本300余种。1924年,北京大学以他所采标本为基础成立了生物系,并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生物标本室。我国著名蕨类植物学者秦仁昌先生评论说:"北大标本之真正价值,不在于新种之多寡,而在所经地域广大,各类包罗宏富,实为研究生态分布最完善之材料。"

1931年,钟观光应南京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邀请任研究教授,并参加中国科学名词审订委员会,进行植物科属名称的订正工作。从此,年逾花甲的钟观光主要投身于我国古籍中植物名实的考订研究。钟观光的研究兼及药物学,为了将异物同名、真假之品辨明,年近七旬的老人又风尘仆仆专程赴祁州进行生药考察。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入北平,科学研究已无法进行。钟观光先是去门头沟避难，后又被迫携带文献资料以及部分标本南撤。在战乱中，他的许多重要书籍、著作、手稿、日记损失严重,在北平留下的好几大箱书籍、资料后来又被国民党军队当作废物垫在碉堡里,使他的多年心血凝成的结晶毁于一旦,令人痛心疾首。钟观光回到故乡后，继续孜孜不倦地对古籍记载的植物进行考证、疏释和续写《本草疏证》。但苦于资料缺乏,研究工作难有很大进展，许多疑义之处只能"臆为论断"。他不得不叹惜:"非俟难平之后,不能为力也。"然而日本侵略者妄图尽快亡我中华,形势愈趋紧张,南京、杭州失守,宁波岌岌可危。钟观光心伤国难,万分痛苦。1940年7月,日寇首次在镇海登陆，同年9月30日,这位热爱祖国、自强不息的著名科学家,在忧伤中去世,享年73岁。

（相关链接）

钟观光是早期的一位致力于普及科学教育者,他认为"推动革命,非由国民教育入手不为功",因而回乡后即创办了芦渎公学。他借款筹建校舍,又邀请名人做通俗演讲,倡导劝学、放足运动,使当地新文化运动迅速发展。为此,1938年钟观光七十岁生日时,镇海县长张感尘送"乐育英才"木匾以褒奖他对地方教育事业的贡献。

(摘自陈梅龙《著名教育家钟观光先生传略》)

钟观光先生曾花费很多精力从事古书中植物学名的考证工作。他反复阅读《毛诗》《尔雅》《离骚》等古代名著并详为笺注,对146个科的高等植物和低等植物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他把《诗经》《易经》《齐民要术》《梦溪笔谈》《植物名实图考》等古籍中的植物,按国外植物学原著,进行分种、分属检索,还对文献引证、地理分布和生态环境等逐一地考证、修改、补充和注释,整理分辑成册,写出约150多万字的毛笔手稿。

(中国科学院档案馆李丽云)

最近，我国某地模仿法兰西风格建筑的小镇在网上热传。大到埃菲尔铁塔，小到路灯、雕塑、植被，让人真假难辨。有网友直呼，和巴黎相比，这里就差一条塞纳河了。

这一现象并非孤例。据统计，中国至少已有6座“凯旋门”，10余座“美国国会大厦”，3座埃菲尔铁塔……徜徉其中觉得很“洋气”，“摆拍”出来像置身异域，让人不出国门就能体验世界风情。这些建筑的出现，固然有其出现的土壤，但“全心全意搞山寨”，总归是附在别人文化表层的一贴“狗皮膏药”。法国的巴塔兰克剧院作为当代音乐史上的圣地，建筑虽也融合了中国元素，但并没有因此而丢失自己的文化属性，而恰恰是因为其承载的巴黎文化，使之屹立150余年仍魅力不减。反观国内的一些高仿建筑群，哪怕是被冠以“中国的巴黎”“东方佛罗伦萨”，做到极致也不过是赝品，失了本国本土的文化精神，有皮没瓤。

事实上，中国的建筑风格从来都是兼容并蓄的，并不一味拒绝“洋建筑”，关键在于如何在借鉴的过程中，呈现出建筑的文化主体意识。比如，北京的前门大街，就是一个融合了中西风格，呈现出独特建筑文化、民俗文化积淀的特色历史街区。而人们之所以质疑当下的一些西式建筑热，就在于其舍本逐末、生搬硬套，缺少了对历史的敬畏和对文化的理解。

与“模西建筑热”同样遭受诟病的，还有“仿古建筑热”。有的地方，本来并没有什么前朝风土，却乐于以古街古巷为名，雕梁画栋，青砖粉墙，小饰品假古董齐出，臭豆腐烤肉串并售。如果前者是对西式风格的盲目崇拜，后者则是复古思维的畸形生长。“从街区历史找卖点，然后找投资，再找规划设计、施工队”的仿古建筑公式，对于西式建筑热来说，同样适用。无论是抄袭西方，还是效颦传统，建筑设计与规划的盲从背后，是对文化传统的不自信、对文化根底的不自知。

建筑，既是文化的表现，也是生活的沉淀。每个地方的建筑，都植根于自己的历史脉络之中。千姿百态的开平碉楼，集防卫、居住功能于一体，体现了中西合璧的民居风格；马达加斯加首都族群混杂，马来高脚草屋、非洲木板棚与欧式教堂错落有致，多元才是那里的和谐；而作为中国获得普利兹克奖的第一人，王澍让每一层的每一户都有自己的小院和植物，“出则繁花似锦，入则清净悠远”。房子可模仿，文化难复制，只有立足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才能找到创新式融合的思路。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我们的文化与历史，已经给建筑留下了丰富的馈赠。立足文化本体，深挖地域特色，根深方能叶茂。北京如今大力推动中轴线沿线重点地区综合整治保护和申遗，就是因为那是老城的灵魂，中华民族“内和外安”的文化基因、“左右对称”的营城理念、“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都集中体现在这里，在人们记忆中挥之不去。缺了非物质文化的滋养，建筑即使再雄伟也缺少一条脊梁；而有了乡愁和人文的淬火，哪怕穿越千年，安身之所也能成为精神家园。

（节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2月6日）

《尚书》中的“道治政治，泽润生民”多被看作中国“政治”一词的最初。古汉语中的“政”指国家的权力秩序或制度、法令；“治”则指统治、治国等治理活动，或是一种安定祥和的社会状态。由此看来，古汉语中的“政”就是今天“政治”的意思。而“治”则有今天“行政”的意思。现代汉语中的”政治”译自西方“politics”一词，虽然翻译得很好，但也容易让今天的人们模糊了“政”与“治”的差别。

台湾的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专门辨析过“政道”与“治道”、政权与治权的不同。他把人类的政治形态分为三种：封建贵族政治、君主专制政治和立宪的民主政治。前两种政治形态的政权皆在帝王，帝王凭借德行或武力取得政权，依靠世袭延续政权。中国传统政治一直缺乏时政权合法性的反省，由于极少思考“政道”，所以所有的政治学说只一味地在“治道”方面用力。其实，无论是打天下还是世袭，这种“政道”都是不合理的，因而可称之为“无道”。中国传统政治因为一直没有解决政道的问题，所以导致了治道的不足。

牟宗三所说的“政道”与“治道”、政权与治权，很像现代政治对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划分。政治学家孟德斯鸠认为，只有当政府被分成立法和行政两个部分，并能彼此制约和平衡时，自由才能得到保证。立法者通过制定法律而实现社会价值的分配，而行政者则执行立法者通过的法律。虽然牟宗三在书中的论述有些模糊和矛盾之处，但他的这种划分方法很容易让人看到中国传统政治的症结。直到今天，我们还常常把政治与权力混为一谈。很多人认为，一旦夺取了权力。他们就自动拥有了政治的合法性和权威，其实远远没有。政治包含了民众的认同性、合法性和参与性，是一个国家基本目标和政策的结合，而权力不过是达成这些目标或政策所必需的手段和工具。如果把权力当作政治的目的，就有可能导致蛮横与残暴，甚至是自我毁灭。

关于政权与治权的关系。牟宗三认为：“当人之意识不能觉识到政权之本性，不能认识其为一形式的抽象的有，思想家不能进到此思想上去了解，则革命、受命之说亦是必然者。而所以被革命，政权被拿去，则由于政权、治权不分，继体之君不能常有德有能而合乎君之理。”一个国家的立法权永远是属于全体民众的，全体民众的拥有当然也是一种抽象的拥有。在现代社会，它是由一个国家的宪法来代表的。宪法不仅对一个国家的目标进行了表述，规定一个国家的政府结构，更重要的是，它通过保障民众的自由和权利而确立了一个政府的合法性。在传统社会则不同，牟宗三说：“君主制，政权在皇帝，治权在士，然而对于君无政治法律的内在形态之回应，则皇帝既代表政权，亦是治权之核心。”

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总是与它的历史和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国家的国民对政治的理解以及对政府应当做什么等方面的认知，总是很难摆脱传统的影子。其实现在很多人在讨论政治问题时，仍然是政道与治道不分。

(摘编自叶匡政《道治政治泽润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