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为什么不缺受众

谣言从来不是新鲜事。马克·吐温曾说：“当真相还在穿鞋的时候，谣言就已经跑遍半个地球了。”在100多年后的今天，技术的进步让谣言跑得更快、传得更远了。

相关研究显示，微信平台的活跃用户数量已超过6亿，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微信中的联系人多是同事、朋友等平日里打过交道、联系较为紧密的人，当现实关系延伸到网络的虚拟空间中，每一条转发显得更具说服力，也更容易被再次转发扩散。《小龙虾是一种处理尸体的虫子，外国人从不吃》《肯德基的鸡都长着六个翅膀》《人社部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时间表》……这些看着眼熟的文章是不是曾经在你的微信朋友圈出现过？在微信公众平台辟谣中心，类似已辟谣的文章达280148篇，而2015年微信朋友圈谣言的举报处理总量达到21695437次。微信官方推出的公众号“谣言过滤器”将谣言分为七类，分别为失实报道、儿童走失、财产安全、食品安全、人身安全、科学常识、迷信。数据显示，2015年失实报道所占比例最高，达到了29%，而排名第二、第三的分别为食品安全(20%)与人身安全(12%)。《倒着输银行卡密码能自动报警》《长期喝豆浆会致乳腺癌》等入选年度十大谣言，举报次数最多的《微信朋友圈降权》达到了233210次。

很多人疑惑，许多诸如“六个翅膀的鸡”等谣言明明漏洞百出，为何还是有很多人愿意相信甚至反复传播？在不少专家看来，网络推手和商业营销是部分谣言产生和传播的一股重要力量。但从受众心理角度分析，猎奇心理是谣言传播的最普遍的原因之一。新浪微博相关负责人尹雪赓分析认为：“从传播规律来看，人们更关注新奇、颠覆常识的讯息，出于这样的心理，谣言也就更容易得到传播。”

失实报道之所以能成为微信朋友圈中的谣言主力，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满足了不少人的猎奇心理。此外，失实报道还符合部分网民的固有观念，因而更容易取信于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管健指出，在相对封闭的网络空间中，网民置身于相近的看法中，更容易强化原有观点，甚至倾向于有选择地接触那些能够加强自己本来信念的讯息，而拒绝与自己固有观点相抵触的讯息。

食品安全和人身安全相关谣言一直是各大网络平台经久不衰的“牛皮癣”。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认为，此类谣言正是抓住了人们趋利避害的本能，对于和自身健康、财产人身安全相关的信息，公众往往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

追寻更深层的原因，管健分析了网络谣言背后的社会心态。她认为，谣言的产生和传播，还归因于害怕不确定性的社会心态、从众心态和责任的分散、个人意念与逆反心态的外化投射等层面。管健说：“个体的知识储备和经验难以应对复杂的社会生活，越是不确定，就越会依赖别人。在焦虑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人们通常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而是更多地去观察模仿他人的做法和观点，这就为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温床。”“此外，从众与责任分散弱化了谣言传播的负罪感。”管健说，网络世界中，公众作为普通看客，常常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自己的判断、认识上也会慢慢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而在群体活动中，很多人会持有责任分散的心理，觉得法不责众，因而更容易表现出有违社会规则的态度。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陈友华认为，要求公众去辨别信息的真伪实际上很难做到，尤其是突发事件，公众急于想要了解事件真相及其进展，但又无法掌握一手材料、缺少专业判断能力。因此，辟谣还需要政府部门和相关平台的共同努力

(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1月20日12版，有删改)

朱仁民：“潘天寿的后人”

毋庸置疑，现实中的画家，大部分是画匠，能成为艺术家的很少。而像朱仁民这样能将心灵生态、艺术生态和自然生态交融的艺术家则少而更少。在徒具形式、缺乏内函已成为当下中国画作品症结的今天，2002年，他为央视开年大戏《天下粮仓》绘制的贯穿全剧的主题绘画《千里饿殍图》之所以令人震撼，被权威艺术评论家誉为“近代史上的以书法入画的中国人物画最经典作品”，我们想，这决不仅仅因其风格和技巧如同天启般的豪放表达，不仅仅因其直接而强悍的大视觉、大手笔、大功力，还因为这幅长卷有一种大情怀、大仁义潜伏着，流动着，让我们不禁对当下中国画的症结产生真挚而深刻的反省。

而就胸怀和气魄论，朱仁民一如其外祖父潘天寿。潘天寿擅作大画，朱仁民精于长卷，他能凭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精湛的笔墨、造型功力，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风情因景而来，思绪随卷而去，若大江奔流，直泻而出。他或许是艺术家中能籍书法入画而不遣用任何底稿照片，并且在创作时落笔无悔就将成千上万人物、舟楫、建筑、山水在百米长卷上一气呵成，而没有任何挖补的极少数艺术家之一。

作为艺术家，艺术是重要的，但比艺术更重要的是做人。年逾六十的朱仁民，总想用温暖的心和乌托邦式的浪漫情怀安慰烦躁不宁的时代，给物欲横流的世界来一个全然不同的提醒和诠释。他至今仍苦行僧般常以饼干充饥，每天都脑体并用，工作15个小时以上……虽然他的探索和创造原本也是性情使然，但他的劳动质量与数量，特别是劳动精神及渗透在劳动之中质朴的高贵灵魂，令人惊叹。

“10多年前，仁民今天赚一点塑一个罗汉，明天又赚一点，再塑一个罗汉，他自己一个人，没人帮他忙。现在，他也老了……”老母心疼地说。倔强的朱仁民无意间也流露出无奈的感叹：“我已经感到力不可支，不是体力，是心！”

采访中，我们感受到朱仁民因梦比回忆多而更加活跃和不安的灵魂。我们不敢想象，一种饱受世俗挤压的痛苦，难以寻觅、专注于自己所真正热爱的艺术的焦灼，这两者会不会有一天合并在一起，轻而易举地毁灭、葬送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在***郑秀雄在拍摄后感慨地说：“这是世界上文化人几乎没有可能做到的行为。”

“20世纪30年代，在当时民族虚无主义和反传统思想充斥的背景之下，潘天寿对中国画传统的捍卫和发展，有着历史性的贡献”——这是潘天寿大师含冤去世后，历史给予老人的崇高评价。

“不是我高了，是时代的潮水降下去了！”朱仁民谦虚地自我评价。

人无法选择历史。但历史会选择故人。百年后，我们不知道历史还会给大师的外孙——朱仁民，一个怎样的评价。

（选自2010年4月9日《光明日报》）

生活是怎样的，文艺也就是怎样的。问题在于，文艺毕竟不能照搬生活，这里有文艺家的主体性以及价值立场和审美态度问题，他的价值选择和审美判断问题，还有他的艺术良心和责任感问题。艺术家要用自己的眼光去发现和选择反映对象，在创作中要表现自己的情感评价和审美理想，即便是反映生活中那些庸俗、低俗、丑陋现象，也不能没有审美批判和价值导向，以往的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已经给了我们足够多的启示。然而有些人故意回避这些问题，要么不承认低俗，要么将这种低俗归为社会问题而不是自己的责任。将文艺审美简化为娱乐，再偷换为游戏，沦为搞笑。这样一来，文艺审美应有的人文精神内涵就被悄然抽空了，变成了专给人提供即时快感的玩乐。为了逗你玩、逗你乐，将娱乐变成“愚乐”和“傻乐”，如此“审美”，文艺岂能不滑向庸俗和低俗的泥潭！

文艺大众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文艺的发展方向，它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问题是，“通俗化”很容易变成庸俗化、低俗化。正如鲁迅在《文艺的大众化》一文中所说：“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满足群众需要，并不意味着就要“俯就、迎合、媚悦”。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既需要满足也需要引导。健康的文艺有助于培养人的健康情趣，而低俗的文艺必然诱发人的低级趣味。真正的文艺大众化，大众本来应拥有主体性和自主性，是能够主动参与的，然而在当下的文化市场里，大众并没有获得这样的自主权，他们只是被动的消费者。

文艺观念上的种种误区,无疑会影响文艺实践,导致文艺低俗化现象滋生蔓延.因此,对这些容易让人陷入迷误的文艺观念加以反思和剖析,让人们自觉跳出这种文艺观念误区,对于扭转文艺低俗化之风十分必要。

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当今社会文化发展趋势，这意味着要更多面向消费市场和大众需求，更多考虑生产成本和经济效益，这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文化产业化是否意味着不需要承担社会责任和不顾社会效益？按某些人的逻辑，似乎“文化事业”才有承担社会责任和考虑社会效益的义务，而“文化产业”则只需追求经济效益，所谓社会责任和社会效益可以完全撇开。这也许正是当今一些文艺不断走向低俗化的重要原因。精神文化市场不能一刀切地全盘“消费主导”，它既要考虑大众的消费需求，也要考虑文艺产品的健康有益，力求以此引导和培育健康有益的文艺消费。马克思说过：“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消费主体及其趣味是可以而且能够由产品来培育和创造的，既然如此，文艺生产就不能以“产业化”为理由推卸责任，更不能以此作为低俗化的借口，这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不能含糊的。（选自2010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有删节）

科幻片在中国的历史成绩是惊人的，而事实上，好莱坞进口片占领了中国科幻电影票房。在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下，再加上国产科幻电影制作水平拙劣，内外因夹击导致国产科幻电影成绩堪忧。具体来说，在外因方面，首先，类似于《阿凡达》《变形金刚》的科幻商业大片屡屡创下票房纪录，进口大制作科幻片使本类型影片门槛升高，国产科幻生存空间变小；其次，2012年中美双方签订的《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已在今年到期，进口片的配额限制极有可能被进一步放开甚至取消。

在内因方面，首先，传统教育体制不重视培养创造性人才，中国的编导们热衷对现实生活进行挖掘、表现，创新力不足，科学基础薄弱，对哲学和思想层面疏于表达，对全新世界观的建构同样缺乏；其次，美国电影界和资本界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国内制作水平拙劣，只有稳妥的资金流才能保证前端进一步的产品制作；最后，公众整体科学素质需要进一步提升，社会中科技文化氛围较弱。

（摘编自《内外夹击国产科幻电影难获一席之地》，《经济日报》2017年09月07日）

2012—2017中国科幻电影数量和票房占比图

春节假期里，一部电影引发观影热潮。《流浪地球》以超过22亿的票房，成为春节电影票房冠军。

一部成熟的电影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源于强大文化体系的支撑。刘慈欣的《三体》等作品屡获国际大奖，带热了中国科幻文学。《战狼Ⅱ》《无名之辈》等风格各异的电影作品，在抬高电影创作水位的同时，也一次次抬高中国电影票房——刚刚过去的春节档期，电影总票房已接近60亿。这些，同样是观众对中国科幻电影充满期待的文化与心理背景。更重要的是，就像刘慈欣所说，今天的中国有着强烈的“未来感”。科技创新的“中国浪潮”让世界侧目，也打开了中国人对于科学的认知。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贵州山区的“中国天眼”，成为一个旅游热点，人们渴望在这里了解未知、聆听未来。这与一部“硬核科幻电影”成为热点话题一样，都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科学热情高涨的缩影。

（摘编自金苍《<流浪地球>提升期待的水位》，《人民日报》2019年02月13日）

对于电影产业影响最大的，还是观众本身。科幻电影不是从零开始讲解的科教片，其对于观众科学素养要求较高，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国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培育了大量科幻电影受众，特别是已经成为观影主力的80后、90后一代人。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人口抽样调查中，大专以上教育程度者，从2002年的4.7％上升到2017年的13.8％，高中教育程度者从12.4％上升到17．5％，2017年每10万人口中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是1998年的4．96倍。庞大的中高等教育群体，使得科幻电影的消费群体扩大。

（摘编自《科幻片能否成为电影产业新增长点》，《工人日报》2019年0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