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心一片林徽因

林徽因在伦敦留学时候就立下了攻读建筑学的志向。1924年6月，林徽因和粱思成同时赴美攻读建筑学。1928年，这对新婚夫妇学成回国。梁林二人都对中国的古建筑怀有深深的热爱。当时，中国对古建筑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日本学者甚至断言中国没有唐代古建筑。梁思成、林徽因二人下定决心，要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观念来系统研究中国古建筑。

30年代，林徽因经常与梁思成一起骑着毛驴、坐着独轮车，到穷乡僻壤去寻找古建筑。很多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发现得以为世人所了解，得到了应有的保护。然而，当这项事业刚刚开始不久，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就踏遍了华北的大片地区。战争越来越近，林徽因是北平的太太们中最早表示宁死不做亡国奴的。林家有尽心报国的家风，林徽因的两位堂叔林觉民、林尹民均在黄花岗72烈士之列。她给8岁的女儿梁再冰写信：“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八年抗战，物价飞涨，不断的“逃难”和越来越差的生活条件，使林徽因旧病复发。从1941年起，她就经常发烧卧床，从此再没有享受过健康人的欢乐。在贫病交加的情况下，林徽因在病榻上仍坚持工作，帮助梁思成反复修改并最后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初稿和用英文撰写的《图解中国建筑史》，初步实现了他们在学生时代就已怀有的学术夙愿。也许没有人知道，林徽因为了这两部著作耗费了多少心血，在健康方面又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就是在这个时期，她一再谢绝了外国朋友的邀请，不肯到美国去疗养，而宁愿留在国内，同自己的同胞共命运。粱思成也支持她的选择，虽然他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二战行将结束时，虽然梁思成向盟军提出了保护日本奈良古建筑的建议，但奈良附近的军事目标众多，盟军不得不准备对其进行轰炸。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奈良的历史遗迹，盟军需要一张详细标明文物地点的地图。这一次，画这张图的，是林徽因。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林徽因一家两次险些在日军的轰炸中丧命，其三弟林恒和梁思成的弟弟梁思忠均牺牲在与日寇作战的战场上。纵是佛经中诸神菩萨，胸襟也不过如此吧。

1949年初，林徽因所住的清华园解放了。她和梁思成应解放军的请求，编写了《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此书后来演变成为《全国文物保护目录》。这一年，林徽因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一级教授，从此她便把自己的命运同新中国连在了一起。林徽因曾决绝地表示，要与离开祖国大陆及去台湾的知识分子断交。她曾说过，自己从小接受欧美教育，但珍视中国；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不会也不该选择这样的时机离开祖国的。

一边是病痛的折磨，一边是繁忙的工作，她就像一支两头燃烧的蜡烛。她发表了大量的有关建筑的论著，并以惊人的毅力参与首都的城市规划工作，设计了八宝山革命公墓主体建筑。她力主保存北京古城面貌，反对拆毁城墙、城楼和某些重要古建筑物，提出了修建“城墙公园”的新颖构想。为了挽救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林徽因在一次会议上与当时的北京市负责人发生了面对面的冲突。她据理力争，甚至指着对方的鼻子大声斥责。而那时她肺病已重，以致激动时只能发出喉音。今日，牌楼早已随着文化浩劫一同烟消云散，但林徽因当日的金刚怒吼，必将永远环绕在每一位具有良知血性的中国学者心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设计国徽图案，是林徽因最光荣的任务。连续几个月，她呕心沥血，一次次地参与修改设计，直到方案最后确定。而这时，她已经病弱到几乎不能从座椅上站起来了。1955年3月，林徽因耗尽了最后一点气力，带着许多未完成的心愿离开了人世。她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陵园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墓碑上镌刻着一簇有着浓厚民族韵味、丰满又秀丽的汉白玉花圈。这原是林徽因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碑座上的一个刻样，它作为一篇无言的墓志铭，纪念着它的主人。

（摘编自梁从诫《建筑家的眼睛，诗人的心灵》）

（百度百科《林徽因简介》）

（萧乾《才女林徽因》）

（梁从诫《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

“万方多难”中成就的“诗圣”

冯至

到了755年的10月，除去中间回了几趟洛阳，他在长安已经整整九年，也许是他上左丞相韦见素的诗发生了作用，被任河西县尉。当时的县尉，可以说是使一个有良心的诗人最难忍受的职位。高适任封丘尉时，有几句诗写县尉的生活非常沉痛：

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

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高适：《封丘作》

杜甫在长安与高适重逢，也曾经为他欣幸，因为他脱身县尉，再也用不着鞭打人民了。如今他绝不愿蹈高适的覆辙，去过逢迎官长、鞭打人民的生活，他虽然贫困，虽然44岁了还没有一个官职，他却不加考虑便拒绝了这个任命。他辞却河西尉，改就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任务是看守兵甲器仗，管理门禁锁钥，职位是正八品下。

他决定接受这个职务后，又到奉先去探视一次妻子。这正是唐朝成立以来统治集团的奢侈生活与人民所受的剥削都达到前此未有的高点的时刻，随着频年的水旱成灾，人民的生活比起开元时代好像翻了一个大筋斗，贫富的悬殊一天比一天尖锐。杜甫在11月里一天的夜半从长安出发，当时百草凋零，寒风凛冽，手指冻僵，连衣带断了都不能结上。他如今有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官职，可以说是长安九年内不断地献赋呈诗所得到的结果，他一路上便把这些年的生活总括起来检讨了一遍。他想起在长安内心里常常发生的冲突，他本来可以像李白那样，遨游江海，潇洒送日月，但他关心人民，希望有一个爱护人民的政府，他把这希望完全寄托在皇帝身上，所以他舍不得离开长安，他觉得自己好像倾向太阳的葵藿，本性不能改变。如今头发白了，身体衰弱了，当年以稷契自命，如今获得的职务不过是在率府里看管兵器。至于他所倾向的“太阳”呢？——他走过骊山下，天已破晓，他知道，玄宗正在山上的华清官里避寒，在歌舞声中尽情欢乐，把从民间搜刮来的财物，任意赐予，他追究这些财物的是——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

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而杨贵妃与杨氏姊妹饮馔的丰美，使他不禁想起长安街头的饿殍，心头涌出来这千古的名句：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门内门外，咫尺之间竟有这么大的不同，想到这里，他或许会感到这个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但他当时并不知道，安禄山已经起兵范阳，而唐代的社会从此便结束了它的盛世，迈入了坎坷多难的时期。他转北渡过渭水，到了奉先，一进家门便听见一片号眺的声音，原来他未满周岁的幼儿刚刚饿死。邻居都觉得可怜，做父亲的哪能不悲哀呢？但是杜甫的悲哀并不停滞在这上边，他想，他自己还享有特权，既不纳租税，也不服兵役，如今世界上不知有多少穷苦无归与长年远戍的人，他们身受的痛苦不知比自己的要多多少倍！想到这里，他的忧愁已经漫过终南山，弥漫天下了。

他把从长安出发到奉先这段路程的经历和感想写成《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是一篇杜甫划时代的杰作，里边反映出安史之乱前社会的实况，反映出杜甫内心的矛盾与他伟大的人格；这也是杜甫长安十年生活的总结，从这里我们知道，杜甫无论在思想的进步上或艺术的纯熟上都超越了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诗人。

（选自《杜甫传》，有删节）

“精神贵族”钱钟书

张建术

钱钟书文风恣意幽默，充满智慧、哲理以及对世俗的笑骂与揶揄，他以一册仅仅十篇的散文集就位列现代散文大家，而其为数不多的几篇短篇小说更是风格迥异、寓意深刻，令人惊叹叫绝。他去世之后，一个热爱他的读者曾在报纸上撰文纪念，标题是“世界上唯一的钱钟书走了”，这句话，可以代表大家共同的心声。

钱钟书的性格很独特，有一般才子的恃才傲物，也有一般才子不具备的童心。他潜心读书研究，不好拜客访友。因此，在人们心目中，他的形象扑朔迷离，如云中之龙，见首不见尾，时露一鳞半爪，令人想象、神往。

1978年9月至1980年底，是钱钟书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大放异彩的时候。一位叫费景汉的汉学家，这样描述在一次座谈会上的钱钟书：会场上最出风头的要算是钱钟书——他给我的印象是机智，善于征服别人。他在茶话会上提到一位美国诗人，会用优美的英文背诵一段那位诗人的诗作；提起另一位德国诗人，又会用标准的德文背诵那位诗人的一篇作品；再提及一位拉丁诗人，他也能用拉丁文来背诵一段。这些诗人未见得是什么大诗人，提及的诗作也未必是他们的重要之作，但钱钟书却能出口成章，流利地背出来，真是把在场的美国人吓坏了。

有人这样谈观感：钱钟书似乎不是在发言，而是在“表演”。两个小时“表演”结束后，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其实，这些吓坏了的外国人当时还不知道有一部真正能吓坏他们的书，就是正在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管锥编》。

姓钱的钱先生，一生似乎没有真穷过，也似乎没有发过财，应该说他是一位精神的贵族。困居上海孤岛写《围城》的时候，他窘迫过一阵。辞退保姆后，由夫人杨绛操持家务，那时他的学术文稿没人买，于是他写小说的动机就多少掺进了挣钱养家的成分。一天500字的精工细作，却又绝对不是商业性的写作速度。恰好这时黄佐临导演上演了杨绛的四幕喜剧《称心如意》和五幕喜剧《弄假成真》，并及时支付了酬金，才使钱家渡过了难关。

进入80年代，从天上往钱家掉金子的事接二连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曾竭诚邀请他前往讲学半年，开价16万美金，交通、住宿、餐饮费另行提供，可偕夫人同往。只希望由钱钟书每两星期授一次课，每次40分钟，半年讲12次课，实际授课时间只相当于一个工作日。像这样的价码，着实让人咋舌，可钱钟书却拒绝了。他对校方的特使说：“你们的研究生的论文我都看过了，就这种水平，我给他们讲课，他们听得懂吗？”

英国一家老牌出版社也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钱钟书有一部写满了批语的英文大辞典，他们专门派出两个人远渡重洋，叩开钱府的门，出重金请求卖给他们，钱钟书说：“不卖。”与钱钟书签署了《围城》版权协议的美国好莱坞片商，多次盛邀钱钟书夫妇时间方便时做客观光，随便吃住，或监督影片制作，他们都摇头婉拒。他说：“我现在是中国式的硬木椅子，搁在那儿挺结实，搬搬就散架了。”

更使杨绛好笑的是钱钟书一辈子开不了钱庄。有同事找钱钟书借钱，他问：你要借多少？答：一千。钱钟书说：这样吧，不要提借，我给你五百，不要来还了。同一个人两次来借，他还是如法炮制，依旧对折送人。他当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期间，给他开车的司机出车撞伤行人，急切中找钱钟书来借医药费。他问：需要多少？司机答：三千。他说：这样吧：我给你一千五，不算你借，就不要还了。

凡进过钱钟书家的人，都不禁惊讶于他家陈设的朴素。沙发是用了多年的旧物，多年前的一个所谓书架，竟然是四块木板加一些红砖搭起来的。没有人能弄明白钱钟书究竟看过多少书，但那时他家里却几乎没有书。据说犹太人认为把知识财富装进脑子里，比置办什么财产都划算、安全，钱公馆主人则有过之而无不及。钱钟书曾指着孔方兄说：“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个东西吗？”

（摘自《魔镜里的钱钟书》，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