轶事之外的辜鸿铭

——读《中国人的精神》有感

对于文人学者来说，没有轶事可供传诵，是一大遗憾。因为，几句隽语或一件雅事，其影响可能远远超过苦心经营的专门著述。反过来，轶事太多，同样也是一大遗憾。因为，大众乐于品味并传播轶事，无暇阅读著作，更不要说努力理解其精神。相对而言，后者或许更可悲。书斋里的著述，虽说不被大众所赞赏，毕竟还有召唤知音的能力。餐桌上的轶事，由于被过度消费，甚至成了阅读的巨大障碍——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辜鸿铭（1857—1928）。

近代以来的读书人，对于辜氏奇特的身世以及非凡的语言能力，还有诸多妙语，比如辫子、茶壶、三寸金莲等，不乏拍案叫绝者。可一句“文坛怪杰”，就基本上将其“消费”掉了。对于奇谈怪论，“宽容大度”的国人历来的态度是：可以欣赏，但不必当真。这么一来，名满天下的辜鸿铭，其实没有多少及真正的听众。辜氏晚年自称京城一景，想来不无凄清落寞的感觉。满城争说辜鸿铭，这与西山看红叶或动物园里欣赏“国宝”大熊猫，差别不是太大。对于观赏者来说，有几人关心“观赏对象”的喜怒哀乐？

造成这种尴尬的局面，一半缘于辜氏立意“惊世骇俗”的论述策略；另一半则只能归因于国人对于文人轶事持久不衰的强烈兴趣。另外，辜氏著述大都用英文写作，这也妨碍国人的真正了解。十年前，岳麓书社出版《辜鸿铭文集》，薄薄一册，收入其用中文写作的《读易草堂文集》和《张文襄幕府纪闻》，虽也有精彩之处，比如介绍西洋礼教习俗、批评国人之前倨后恭，以及品鉴人物分辨理势等，但远不及同时同社出版的轶事集《文坛怪杰辜鸿铭》行时。沉寂了半个世纪的“辜鸿铭”，终于重新引起大众的关注，历来被作为落伍者描述的形象，开始呈现某种亮色。但是，直到近两年，作为思想家的辜氏，方才逐渐浮出海面。这种公众阅读兴趣的转移，很大程度应归功于辜氏著述中译本的陆续问世。连载于《学术集林》的《中国札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牛津运动轶事》，海南出版社的《中国人的精神》，再加上黄兴涛所著《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华书局），国人对于辜氏的关注，开始超越“轶事”，转向“精神”。

用英文、法文向欧美介绍中国文化，辜氏前有陈季同，后有林语堂。有趣的是，被我扭到一起的“三剑客”，都是福建人——尽管辜氏只是祖籍福建。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辜氏也曾提及陈季同，但没有涉及其名满欧洲的《中国人自画像》等法文著述；至于林语堂30年代之喜欢谈论辜氏轶事，以及《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之追摹《中国人的精神》，足证辜、林之间的文化因缘。

辜鸿铭的学术生涯，以严厉批评西方汉学家起步，并非偶然。首先是充满民族歧视与文化偏见，其次则是缺乏对于中国人“文学和哲学原则”的整体把握能力。前者衍化出一系列“抗议型”著述，最著名的莫过于1901年结集的《尊王篇》。谴责列强的对华政策，尤其是八国联军的残暴与野蛮；与此同时，为中国政府以及中华文明辩护。作为受害者，辜氏的抗议确实“理直气壮”；可闭口不谈庚子事变中满清朝廷的责任，实在说不上公允。为了批驳列强作为侵略依据的“黄祸说”，辜氏重新分辨“文明与野蛮”：生活水平只是构成文明的条件，而不是文明本身；文明的真正含义，在于培养彬彬有礼悠然自在的有教养者。在这个意义上，黄种文明并不构成对于白种文明的潜在威胁；而且，有其同样值得骄傲的存在价值。随着危机的缓解，辜氏对于中华文明的评价日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辜氏的立论更是由“争平等”转为“救世界”。借用《中国人的精神•导论》中一句话:“实际上，我的确相信，欧洲人民于这场大战之后，将在中国这儿，找到解决战后文明难题的钥匙。”

由辩护者转为传道者，辜鸿铭后期的著述，主要是赞美、推销儒家文化。不同于汉学家之注重枝节问题，辜氏以能“识大体”自傲。文章虽不长，却可以牵涉中西政体、法律、宗教、语言、文学等大题目。早期的中西文明比较，学识外，更需要悟性、直觉以及整体把握能力。辜氏在这方面，确有所长。比如，关于儒家不是宗教却又扮演宗教职能、关于汉语简洁且适合于传情、以及“真正的中国人”拥有童心与智慧，故“永远有一种带诗意的宁静而具幸福感的精神状态”等，都并非无稽之谈。只是将这种对于理想中国的赞美，转化成为现实生存处境（包括小脚、辫子、太监、八股、纳妾等）辩护，则难避“自大”、“昏庸”之讥。

如何面对处于强势且咄咄逼人的西洋文明，是每个20世纪中国读书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辜氏出于民族自尊而抗议西方的“傲慢与偏见”，超越具体的历史语境，探讨中国文化的内在魅力，其著述百年后仍有读者，可见此命题的严肃性。不过，在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中，辜氏所受到的非议最多，其“重新出土”面临的阻力也最大，除了语言（用英语写作）的障碍，更重要的是其文体及论述策略。辜氏为人为文，语不惊人死不休，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采用箴言体、笔记体写作，可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必论证，只求奇警，文章必然以气势而不是逻辑或学识取胜。常被论者提及的“旁征博引”，也只是相对于其时国人的西学水平而言。至于“国学”，更非辜氏所长。这就难怪“五四”以后，随着大批留学生归国以及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辜氏随意性很强的中西比较，不再被学界所赞赏。而其广泛传播的“妙语”，更加深了与新文化人的矛盾与隔阂。

相对于辜氏在国内的政治活动，我更欣赏其在国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功绩。除了《论语》、《中庸》的英译，《中国人的精神》（英）、《呐喊》（德）、《辜鸿铭论集》（日）等的出版，毕竟为国外读者提供了与汉学家和传教士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中国”。在西方语境下谈论中国文化，自然是希望借东方文化补救西方文化的缺失。对这一论述策略不理解，无论是赞赏还是批判，我以为都是不得要领的。这种读者的锁定，决定了辜氏对东方文化的评价，必然与以改造中国、解决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为己任的知识者大相径庭。或者说，后者主要面对“现实的中国”，而前者谈论的则是“理想的中国”。在我看来，只要不越界发挥，二者各有其合理性。也就是说，当年新文化提倡者的批判锋芒，并不因辜氏的重新出土而黯然失色。

两年前，在东京的神保町淘旧书，与《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精神》）失之交臂，懊悔莫及，曾在文章中有所表示。友人以中译本相赠，意在让我“圆梦”。迫不及待翻阅一遍，更加强化了我当初的直觉：谈辜氏，不该只限于“轶事”，更有“精神”必须认真对待。

   1996年4月22日于京西蔚秀园

瞿秋白：观念的精英

1935年春天，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的瞿秋白被捕，年仅36岁的他在狱中写下了《多余的话》，之后不久即从容就义。

《多余的话》是20世纪革命文献里罕见的一篇内心独白。瞿秋白不仅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曾一度主持过政治局，是***的最高领导人。但他自认自己政治能力薄弱，担任政治领袖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他自认自己骨子里是一个旧时代的“文人”，而这种“文人”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残余”。他说他实际上是一个“懦怯”的书生，杀一只老鼠都不会和不敢的，而真正的懦怯更在缺乏政治上的自信力，没有为自己的见解奋斗的勇气。经常觉得对方说的话也有几分道理，熟谙孔夫子的“忠恕”之道。当时担任第三国际领导人的布哈林曾经为此批评过他。瞿秋白说，他自己有许多典型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故此，他觉得自己在政治舞台上只是扮演一定的角色，而这毕竟不是自己的生活，他早已感到疲惫、厌倦。瞿秋白痛感自己是一个政治舞台上的“多余人”，早该下场了。

历史上的精英或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观念的人”，比如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等；还有一种是“行动的人”，比如政治家，宗教领袖，军事家等等。“观念的人”对观念、思想有一种很强的感悟甚至创造能力，但也常常因此思想复杂，从而影响到行动的果决；有一种道德的洁癖，有的为了捍卫自己的理念而不肯做出任何妥协。“行动的人”则往往基本见解一旦形成就坚定不移，敢于斗争而又善于妥协，不害怕弄脏自己的手，也不害怕流他人的血。因此不论是瞿秋白，还是在他之前及之后担任过党领袖的前清秀才陈独秀和留美学生张闻天，看来都还有较多的知识分子脾气，他们对于政治权力似没有很强烈的欲望，这种最高权力往往像是送上门来的，即使得到了它，他们也似乎没有足够的牢牢把持住它的强烈意志和欲望。瞿秋白看来更是相当典型的“观念的人”而非 “行动的人”，且不是一种思想观念的固执者，而是一个深具怀疑精神的人，同时他又具有艺术家的气质，也是古代“读书种子”的后裔。传统社会曾经是这种读书人的天堂，而20世纪则成为他们的地狱，新的时代和社会已不再需要这种传统的士大夫文人。

但为什么瞿秋白还是一度进入了政治局这一党的权力中枢？这或许是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认真刻苦做事，包括认真演好自己的角色的人。他属于很早就到革命后的俄国去实地考察和留学的最初一批人，他虽然自认读马列的书不多，但比其他党的领导人还是读的较多。更重要的是，早期的***还是以宣传鼓动为中心而不是以武装斗争为中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所以，“观念的精英”在一个动员时代的早期还是显示出一定的优势，但是，他们很快就要被“行动的精英”挤到一旁。具有卓越的组织领导能力，行动果断，善于和三教九流打交道的人将占据上风。除了极少的例外，原先思想启蒙的“动员者”将被暴风骤雨般的斗争所运动，原先的“改造者”也将被改造。比较好的一个办法，也许就是各种人各得其所，就像瞿秋白所说的，“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个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

鲁迅是瞿秋白的挚友，曾手书一集联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来表示他对瞿秋白的推重和欣赏。瞿秋白的文学著译相当精彩，若有机会专心文学，又假以时日，未始不能取得如“郭鲁茅巴”之一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但瞿秋白说，虽然他觉得自己枉费了一生精力在自己所不感兴趣的政治上，但“也不觉得后悔”。我们好歹得爱自己的命运。

《多余的话》主要是对自己政治生涯的心灵交代和自我解剖，瞿秋白在临死前还思考了更深一层的灵魂问题，他在狱中赠给一位医生的照片上写道：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